帕霍姆和平时一样，早上七点钟就醒了。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提上胶底高筒毡靴，看了看帐子里正在睡觉的妻子，她头发剪得很短，面容苍白，身体肥胖，他朝她看了一眼就走了出去。
　　冬天刚来临，这时天还没有亮。发白的天空使大地布满了一片黎明前的蓝色。屋顶和晨雾也呈现出蓝色。
　　他开了灯走进解剖室，抽起烟，打着哈欠，在室内来回走了好半天。
　　帕霍姆一夜没有睡好，现在感到很不舒服。刚刚合上眼“急救”铃声就吵醒了他。他把暴病而死的老头抬进了陈尸间。后来又被叫醒两次。开始运来一个被火车轧死的醉鬼。清晨五点钟时又运来一个从房顶上摔下来死亡的电工。早晨当人们给死老头和醉鬼剥破衣服时，帕霍姆已在整理柜子，检查手术器具，仔细擦掉上面的污点和尘土。
　　接待室里陆续走进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是死者的亲属。在不寻常的环境里，这些人都是愁容满面，显得很窘迫。他们很容易互相结识，攀谈越来。女人们的哭泣和诉怨声不时传进了解剖室。
　　工友听着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高，但仍然干着自己的事。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对自己的职责和对周围的人都形成了固定的看法。这些看法似乎已成了他的生活哲学。他坚信，科洛科洛夫教授值得高度尊敬，女助教和化验员也应尊敬，而对来这里的人是宽容和蔑视。对那些为争夺还躺在解剖台上、尸骨未寒的死者遗产而争吵的人们是不能尊敬的。“每一个亲属都是为了私利。”帕霍姆常说，“有些人说出来，而有一些人是藏在心里……”
　　工友对死者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他掌握了一套尸体防腐的秘密，任何细节都能处理得很好，使尸体看起来不惹人反感。头发、眉须平整，衣服扣子扣得整齐。这些被工友们称之为“闭上眼睛的人”完全变了样。
　　接待室里的嘈杂声更大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男人的声音。她在咒骂男人该死，以后的话更难以入耳。工友放下手中的工作走了出去。接待室里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正对一个身穿棉袄的小老头挥拳头，喊道：
　　“闭上你的臭嘴！听见没有，死鬼，可恶的东西！”
　　帕霍姆满不在乎地挽起胖女人的胳膊，问道：
　　“您怎么啦？”
　　他的这一动作和表情丝毫没有引起女人的咒骂，女人放下手，两眼流出了泪水。
　　“你说，是怎么回事，要不我来说。”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说道。这手势的意思很清楚。
　　在帕霍姆看来，这争吵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兄妹为了安葬父亲而争吵不休。晚辈们应有的崇高感情被算计老人留下的一座木头房子的企图所取代了。
　　工友维持好接待室里的秩序后，就请站在皮罗戈夫雕象前的两位妇女跟他走下地下室。他们走过了护窗板紧关死的长长的走廊和狭窄的过道，定进了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房间里墙壁和长条石地板都是一片灰色。大理石台子上摆着鲍里涅维奇和一个演员的尸体。这个演员不小心从八层楼上摔死了。两具尸体清洗得干干净净，头发和衣服都很平整。
　　两位女人走近演员的尸体，开始了工友司空见惯的场面。两人在死者脸上喷上香水，还吻了吻浮肿的眼睛，然后弯下腰低声哭泣。这些直接表达哀痛的动作丝毫也没有触动工友。他相信自己能一眼看透人们的感情，从这两位女人身上看出，她俩是竞相表现出自己是权利的所有者。
　　送走两位女人之后，工友停在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前沉思起来。助教的死和由于死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使老人心里非常不安。惊慌不定的思绪煎熬着老人，使他无法摆脱。他一个劲儿地回忆死者生前的一切：偶然听到的一句话和他情绪的突然变化，对某种决定表示赞成和不赞成时的有力的手势。
　　就在助教死的前两天，助教带来两盒巧克力糖请同事们吃。他说这是朋友给他寄来的生日礼物。但是，再过半年才是他的生日，这是朋友鉴于他忘记向朋友祝贺结婚一周年给他的报复，因为朋友结婚一周年在半年前已庆祝过了。就是在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鲍里涅维奇获得出国科研出差的机会。他高兴地对大家说，最近一个星期天他将请朋友们到他家作客。
　　第二天，助教上班时沉默不语，脸色阴沉。下班前他把工友叫到一边说：
　　“帕霍姆，劳您驾，请帮个忙……请帮我换换房子。”
　　他惊慌不安的样子把老人吓坏了。为了安慰他，工友也装出不是害怕，而是更惊奇的样子。
　　“您干吗要这样？”工友感到莫明其妙，问道，“再没有比您现在住的更好的房子了。”
　　“这我知道，我知道。”助教说道，“我姐姐和外甥女要来……我今天已给他们打了电报。我们三口人住这房子太挤，而且也不方便。”
　　帕霍姆知道问题不在于此，但还是答应帮忙。晚上助教又说了一次，说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能尽快搬走就好。他的脸上看上去很绝望。工友以为他情绪不好，不想在家呆着。
　　“他对谁不满意呢？”现在老人心里在想，“他同涅斯捷洛夫亲如手足，简直形影不离。那么是谁呢？难道是季娜伊达吗？不可能这样。他肯定是想避免不幸，但他可能没有躲脱。”
　　工友还想起一次发生在教研室的事。有一次，女助教发现一个姑娘在接待室里嗑瓜子。她向来对解剖室以外的事不管。这时她突然大发雷霆，说姑娘是不爱干净的人，并吓唬她说要把她带进解剖室去，那里正在解剖她弟弟的尸体。工友连忙走过去把姑娘位到一边。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老人在追忆往事时，他就想到了女助教的一切坏事和她暴露出来的残酷无情。
　　“这样的女人在杀人时，”他心里说道，“是不会手软的……”
　　涅斯捷洛夫走进地下室，看到了奇怪的情景。帕霍姆站在大理石停尸台前。他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右手，一会儿动动死者的左手，接着把两手都抬到左太阳穴跟前，好象对准太阳穴射击似的。老人没有发觉涅斯捷洛夫，仍在不停地干自己的事。
　　“您干什么，老人家？”涅斯捷洛夫奇怪地问道，“您对每具尸体都这样吗？”
　　“这要看情况。”工友装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答道，“这很必要，什么事都会有……如果需要，干吗不量一量呢，买棺材不能只凭眼睛看……您怎么，要什么手术器具吗？”这回答没有使涅斯捷洛夫满意。他笑笑，想逗一逗老人，但当他看到老人的脸色阴郁时，才温和地说道：
　　“亲爱的，请给我讲一讲，为什么您总研究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呢？我都看到了，我明白。”
　　工友想借口耳聋保持沉默，但他按捺不住，大声责骂起来。
　　“我可能是老糊涂了。”他嗓门很高地叫喊起来，但马上又停住，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您知道民警在登记表‘智力状态’一栏中写的是“半清醒”，这是指我。半清醒！真的！您刚才什么也没有看见，您什么也不明白。”
　　涅斯捷洛夫知道帕霍姆做了很多的事，也是一位行家，很有办法。他能把死者的面容恢复如生。
　　“对鲍里涅维奇之死您有什么疑点？”涅斯捷洛夫问道，“您就直说吧。”
　　涅斯捷洛夫与工友很熟悉，而且互相都有好感。工友把所有在法医教研宝学习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学生。老人经验丰富的眼睛早在他发表一系列法医论著之前就看出了他的才智。老人特别喜欢涅斯捷洛夫的谦虚和平易近人。涅斯捷洛夫经常请工友到解剖台前当着别人的面向工友请教，也和别人一样地和他讨论问题，或是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卫国战争结束后他俩的关系更加密切。涅斯捷洛夫从前线回来后在孤儿院找到了自己的两个妹妹，把她们送进了幼儿园。那时他正处在困难时期。为了使两个妹妹上学，几乎用去他的全部工资。更令人感到麻烦的是发现了在前线受伤后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不允许结婚和论文答辩。困难的岁月使工友和这位年轻朋友更加亲密。
　　这时工友不想把自己的看法告诉涅斯捷洛夫，因为自己也没有把握。
　　“您还记得我曾给您讲过的一位助教吗？”老人避开直接回答，“就是那个患脓毒病死去的助教。难道您忘吗？”
　　“您说的是洛斯库托夫？”
　　“对，对，”他感到高兴，“洛斯库托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他对我说过：‘人的生命长短不一，就象一个东倒西歪走路的人，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是谁给人们划出这种‘8’字形的路线的？”
　　说话含糊不清不是帕霍姆的弱点，相反，他的话总是富有表现力和特点。
　　“我看不出洛斯库托夫与您摆弄鲍里涅维奇的尸体之间有什么联系。”涅斯捷洛夫忍不住说道，“我这样讲是因为，在鲍里涅维奇之死的案件中，我受到怀疑。侦查员一刻也不让我安静。我对他说一，他对我说二，我的神经已受不住了。我还遭到各种非议……”
　　“上帝是厚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头脑可不能糊涂。稍一动摇，好，准备绳扣吧，上帝的奴仆，请进班房吧……您等着辩护吧。”
　　“帕霍姆，您知道，”涅斯捷洛夫痛楚地喃喃道，“我和维克多亲如手足。他两次救过我的命。是他使我这个病人站了起来。我怎么能这样呢？是他在敌人的炮火下把我救出来了。”
　　“可您为什么不去好好思想呢？”工友明显冷淡地说道，“困难再大也应当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尽想别的呢。”工友白大褂上的带子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他一边换带子一边闷闷不乐地说道，“我不是顺便说说。我看的多了，听的也多了，什么糊涂的想法也往脑子里钻过。可是您看，这弹道很怪，我从来没有见过。”
　　“为什么您对我隐瞒自己的怀疑？”涅斯捷洛夫坚持己见地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把我的看法给您说说。”
　　他再一次仔细想了想关于子弹前进的速度、弹道、偏差以后，忽然胸有成竹地说道：
　　“这弹道确实很奇怪，我也从未见过。这只能是用左手从后面开枪，而右手是够不着的。人们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是弹道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帕霍姆，您怎么不说话？”
　　涅斯捷洛夫等待着工友的回答，感到很难为情。帕霍姆开始迅速收拾房间，避开对方的眼光。
　　“怎么，咱俩怎么就谈不起来？”涅斯捷洛夫迫不及待地说道。
　　最后工友开口道：
　　“您把这些看法对侦查员说说吧。他就不再逼您了。”
　　当工友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时，涅斯捷洛夫就不想再谈下去了。工友说道：
　　“我也是这样想，好象是从后面开的枪。”
　　“您也把这一点对侦查员说说。”涅斯捷洛夫满意地重复了一次工友的话。
　　“为什么不说呢？人们会说：不是侦查员侦破出实情，而是一个工友。再说我的把握也不大。现在听您一说，我的把握更大了一些。”刚才的提问使他没能集中注意力，一些想法想不起来了，“手枪总是会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手枪本身不会挪动，人们把它放在哪儿，都是能找到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但请不要和我谈这个问题，而应当同手上有火药烟灰的人去谈。那个人要比我知道得多，懂得多。”
　　涅斯捷洛夫想起季娜伊达那涂着浓浓的碘酒的手掌和大拇指、食指，感到奇怪，又联想到教授在地下室陈尸间谈论射击时的讲话，惊慌地说道：
　　“您已知道，谁手上有火药烟灰。”
　　他和工友一样都不敢说出她的名字。
　　“听倒是听说过，”老人答道，“这都没有用。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打靶了，没有必要在手上涂碘酒。
　　“照您看来，”涅斯捷洛夫兴奋地说道，“完全不必结案，一切证据俱在。只剩下起诉和判决谁该进监狱了。可是法医卢茨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关于这最好不提，没有用，……只会使老人去和卢茨基争吵。
　　他今天看见过卢茨基。他仍然很愉快，开玩笑，哈哈大笑。他对电影制片厂各部门各行其是表示不满，特别责怪摄影师，说这些半瓶醋的摄影师把演员的形象都给歪曲了。他们只对布景供给充足的光线。椅子背、马车、窗外的背景，还有后景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光线都不错。但把演员的面部只看作是不重要的小零件，拍出来只是一般的镜头……难道人，人的面部，表达思想感情和传神的眼睛不重要吗？结果画面上中心人物不突出。导演对男女演员吹毛求疵。“她的面部上不了银幕。”导演们一致这样认为，还说要她们“丰富一下”面部表情。跑遍各演员学校挑选一些一年级女学生来，演技不好没有关系，只要脸蛋儿漂亮就行……
　　“对啦，您听说没有，”他说道，“椅子腿上的一滴血是另外一个人的……与鲍里涅维奇的血型不一样。这个侦察员真了不起！记得他说道：‘血迹不仅是死者的，还可能是凶手的。’我想，他说得对。真的是有人参与了这件案子。为了以防万一，涅斯捷洛夫。”卢茨基突然有些说不下去了，“您应当化验一下自己的血。侦查员坚持要这样做。”
　　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你该和她分手了。她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涅斯捷洛夫的这一番话使帕霍姆对他的坦率表示满意。他忘了解剖室还在等着他，毫无顾虑地开始谈出自己的疑点，没有忘记说鲍里涅维奇要他帮助换房的事。他还说女助教在原来的单位不知因为什么还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后说：
　　“让杀人凶手解剖受害者的尸体，这多么荒唐。她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沉默了一会儿，对刚才说的再没有什么补充了，他才向门口走去。当他已抓住门把时，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觉得侦查员怜惜季娜伊达吗？他也不加考虑就让她解剖。”
　　帕霍姆考虑起来，这问题他感到惶恐，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
　　“您说的是侦查员吗？难道他能这样吗？”他平常每当考虑问题时总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里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似地，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补充道。”侦查员和季娜伊达是好朋友。他经常给她来电话，也常到她家里去。谁晓得他怎么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没有按原来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进了化验室找普拉斯科维娅，等腾出手来，化验员才对他点点头打招呼。握过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体好吗？”工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听说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没有比肝痛和关节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医生看看呀。”
　　化验员表示同意地说，得什么病也不好，接着又问起他的腿还痛不痛。
　　“谢谢，普拉斯科维娅，谢谢您给我的药膏。”他感激地低下头回答道，“涂上药膏见效。别的医生就没有象您这样给予帮助。”
　　对客气话，回答也是很有礼貌的。
　　“您可别这样说，一个化验员怎么也不行。可象您这样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医生都有办法，更不说那些大学生了。他们望尘莫及啊！”
　　帕霍姆对这种夸奖摆摆手，认真地说道：
　　“化验员也不都一样，医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朴实单纯心肠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别人的劳动。受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都能向自己谦虚而无私的助手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工友在女化验员来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认识她，当时她还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
　　在喝咖啡时他们谈起了鲍里涅维奇。女化验员谈的还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谈话的内容。工友仔细听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说道：
　　“人们对此众说纷坛。说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也许会编上几句，反正实话不多。”
　　“是啊，是啊。”她没有感到这话是说她的，也赞同地说道，“这样的人也只会这样干。”
　　“当然自杀不是好事，”工友坚定地指出，“但谁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样和那样的事都会发生。”
　　“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验员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对待这一件事，她说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说得非常对，说得好。”他仍然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也可能会看错。”
　　“在劫难逃。”她象人们在对某人的厄运无从评论时常说的那样，轻松地说道。
　　“对，就是对嘛，在劫难逃。”他满意地重复了她的话，“但谁能识破命运呢？突然您的命运也受人摆布呢？可能也没有患什么癌症。有些人听到什么就到处传播什么。鲍里涅维奇没有对我说得了什么癌症，他只说他准备去疗养。他曾要您给他搞个疗养证。”
　　普拉斯科维亚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说：
　　“您说得对，命运也常常暗中变化。”谈起鲍里涅维奇，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己忘了，他曾经向工会申请过疗养证，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过，想过，我不同您争论。”
　　帕霍姆站起来，同她握手告别时说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里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对她说，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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