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严寒的早晨，莫斯科一幢大楼里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枪声。但是，枪声没有传到喧嚣的街上，而被这座坚实的大楼吞没了。这是一幢墙壁很厚的楼房。墙上涂着厚厚一层泥灰，地基打得很深，地板也相当结实。楼房的窗户很象城堡的炮口，还有橡木大门。大楼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莫斯科一位百万富翁出资建造的，后来交给一家慈善医院使用。
　　被枪声惊醒了的涅斯捷洛夫一下子跳下床，伸脚穿上拖鞋，看看墙上的挂钟，正指八点半。他推开放着一本尚未读完的书和吃剩下的晚饭的小桌子，披上睡衣，开门探出脑袋。走廊里一片寂静。他屏息静听，又向邻居的房门走了几步，当想到自己还穿着睡衣时，立即又转了回来。
　　恐惧心情缓和了一些，涅斯捷洛夫觉得这是幻觉，并没有人开枪，也可能是自己做梦。近来他常常作恶梦，醒来后好半天睡不着，一直到天亮才能忘记恶梦。恶梦使他心情烦躁，精神恍惚，有时感到非常苦恼，简直难以摆脱。这是在前线时严重脑震荡留下的病根，经常犯病，往往搞得自己很难自信。耳朵里哪来的枪声呢？他还很清晰地记着这一短促的声响。难道是做梦吗？在这条走廊裹住着他的朋友，法医教研室女助教季娜伊达和助教鲍里涅维奇。他们是应当听到这一枪声的，可谁也没有动静。难道还在睡觉？未必。再过半小时教研室就该开始工作了。他自己也该去上班。不管怎样，他还是应当去敲敲门，问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再道声“对不起”就行了。
　　半明半暗的走廊里寂静无声。从鲍里涅维奇房间半开着的门看到地板上有一线光亮。涅斯捷洛夫伸手欲敲门，但想到，鲍里涅维奇肯定会讥笑他的幻觉，弄不好要到教研室去讲，他又垂下了手。他刚想要回去时，突然闻到一股火药味。涅斯捷洛夫打开门迅速看了看屋子，猛地浑身颤抖起来，他看到鲍里涅维奇躺在椅子和写字台之间的地板上，右手拿着“那干”式手枪，脚边卧着他的爱犬——爱尔兰种小狗。
　　涅斯捷洛夫扑上去按按脉搏，摸不到；他俯身贴近胸部一听，吓呆了。他两眼盯着死去的朋友不忍离开。死神虽末改变朋友的模样，但已经打上死的印记。额头和双颊苍白无色，口微微张开，就象一句话尚未说完，两眼圆睁，但毫无光亮。这种目光要比他左太阳穴上的伤口更能说明他已死亡。
　　涅斯捷洛夫看到朋友尚未喝完的一杯茶、不久前还在冒烟的香烟和他亲手写的字。涅斯捷洛夫以观看宝贵遗物的心情看着这些东西。他若有所失地看着朋友生前周围的一切。他很想翻一翻格子封面的讲义夹，摸一模老式软椅的椅背，还有一个瓷器小摆设——吹笛子的小牧童。但他懂得，在侦查员到来之前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只好作罢。
　　他看到尸体感到惊恐，多少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对死亡的惨象已司空见惯了。作为法医鉴定，尸体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无论是躺在解剖台上的尸体外貌，还是死者的年龄，都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只注意解剖的部位，死亡的内在原因。弄清死亡的原因是他唯一的目的。死者的家属，侦查员，还有站在解剖手术台周围的大学生都等待着揭示死亡的原因。在涅斯捷洛夫看来，鲍里涅维奇还不是尸体，就象科洛科洛夫教授说的：“不是尸体，而是长眠者。”他不是别人，而是亲人；不是死人，而是永远活在心里、记在脑中的人。只有在刹那间失去自己的同学，事业上的同行、战友的人，才能理解涅斯捷洛夫这时的心情……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命运把两个医科大学生鲍里涅维奇和涅斯捷洛夫抛到了战场。他俩都在鲍里涅维奇的朋友安德烈·克连诺夫指挥的、在顿河罗斯托夫作战的连队中。那时鲍里涅维奇三十一岁，涅斯捷洛夫三十岁。
　　在战斗最艰苦的一天，部队不得不撤下来以后传出一个消息，说鲍里涅维奇失踪了。这个消息在战士中不胫而走。人们上午还看见他手持冲锋枪在左翼战斗。难道他负了伤，或是牺牲了？连长命令部队搜索。
　　鲍里涅维奇与部队相隔只有几百米，但没有找到他。撤退时他耽搁了，只剩下两盘子弹，在一个房顶已被掀塌的茅舍里与敌人周旋。当敌人出出入入时很难在干草堆中藏身。敌人把伤员抬进茅舍，运出弹虱干草堆旁边就是敌人架设的电话和通讯兵。
　　当德国人离开茅舍后，鲍里涅维奇爬上阁楼，从窗户向外朝敌人开枪，把炮火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一枪一枪地点射，给敌人造成不小的伤亡。当两盘子弹打完后，鲍里涅维奇才开始往回跑。他从茅舍中看到有一批敌人埋伏在山谷里，另一批敌人在迅速后撤。看来敌人撤退是要诱使克连诺夫的部队上当，以便歼灭。他想到应当及时报告自己的部队，以防误入埋伏。
　　分头找的里涅维奇没有结果，涅斯捷洛夫得到连长的允许，深入敌人阵地，希望找到战友，救他归队。涅斯捷洛夫在离茅舍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手持冲锋枪的战友。他的子弹也打完了，于是，他俩一起往自己的阵地爬去。不巧一颗流弹打中了涅斯捷洛夫。负了伤的涅斯捷洛夫坚持不让战友管他，他只说：“快回去告诉连长，这里危险……别管我。”他还对鲍里涅维奇说：“每一分钟都很宝贵。你要是救我，同志们就会遭殃。”鲍里涅维奇没有同意，给他包扎好后背起他，爬回了自己的阵地……
　　现在救他的朋友已死，而涅斯捷洛夫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使他免于死亡了。
　　涅斯捷洛夫想去打电话把这里发生的事报告值班侦察员，忽然想起邻居季娜伊达，她应当听到枪声，她就住在鲍里涅维奇隔壁，只隔着一堵薄薄的隔墙。他去敲她的门，开始轻轻地敲，接着又使劲敲，又拉动门把，门锁着，没有动静。涅斯捷洛夫俯耳在钥匙孔里听了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看来她房间里没有人。他又去打电话，这时突然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接着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涅斯捷洛夫的心抨抨地跳着，冰凉的手握着电话筒呆住了。耳朵里听到电话里的响声，心跳得更厉害了，也没有听清楚走廊里的脚步声和楼下弹簧门的声音。
　　话筒里一直在喊：“喂，喂！”涅斯捷洛夫清醒过来，想起自己是给值班侦查员打电话，喘着气说道：
　　“我是涅斯捷洛夫。这里发生了一起自杀……赶快来人。”
　　他自信告诉了死者的地址和姓名后，才离开电话机。他忽然又想到赶快追上季娜伊达，不然她上了电车就追不上了。他肯定自己听出走廊里是她那皮鞋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敲她的门时她没有开门，她是为了不碰到他而偷偷溜走的。刚才出去的是她，一定是她……
　　涅斯捷洛夫没有戴帽子就往外跑。他知道她到电车站的路线。他跑下楼梯沿大街跑去。他不顾行人和他们对他的责骂，甚至民警吹哨要罚款也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离电车站不远了，能追上的。
　　在电车站上他没有看见季娜伊达。他无意识地看看几个门洞后，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到家后沮丧地一下子坐到椅子上。
　　自我怀疑又一次油然而生。是不是神经又在作弄他呢？根可能开门声、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都是他因高度紧张臆想的产物。他又想起了夜间的恶梦、头痛。他忽然想起，如果季娜伊达是在鲍里涅维奇发生不幸之前就走了的话，那她早已到教研室了。从这里到学院坐车只需二十分钟。他看了看表：差一刻九点。从鲍里涅维奇死到现在已过了十五分钟。他给教研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季娜伊达。涅斯捷洛夫轻轻地挂上电话，立即感到后悔，他可能听错了。马上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然是她。
　　一般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是由某种原因和需求促成的。但难解释涅斯捷洛夫处在悲痛时刻却去干整理床铺，打扫房间，把散乱的书籍摆好等事情……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仔细地盖好床罩，把散乱的完好的纸分开放到桌子上和书架上呢？他感到震动和痛苦，他弄不明白他是为什么？为什么又跑进鲍里涅维奇的房间？为什么侦察员还没有来他就画起房间平面图来？他详细画出尸体的位置，画出一切与他，涅斯捷洛夫无关的东西，而且在图上写出详细的说明，这是怎么回事？最后，又为什么要把狗牵离主人的尸体呢？
　　他在这里和在实验室里干得一样自信、轻松，和他日常工作一样具有求实的钻劲。涅斯捷洛夫画完图后，拿来照相机对手枪拍了照。他正调整镜头准备拍摄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时，门外传来了电话铃声。话筒里响起法医卢茨基的声音。他不高兴地问，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自杀？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又传来刺耳的连续不断的门铃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工作。来人是侦查员、法医，还有两位见证人。
　　侦查员和法医对鲍里涅维奇都很熟悉。他们对躺在地上的尸体看了半天，难过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卢茨基首先恢复了常态。他掏出手帕擦擦眼镜，他的近视眼眨了眨，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是啊……”
　　涅斯捷洛夫与卢茨基在一个教研室共事多年。他俩和鲍里涅维奇都是国内外著名病理解剖学家，是科洛科洛夫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涅斯捷洛夫很喜欢这个又高又瘦的同事。他心地善良，诙谐风趣，全心致力于物证技术的研究。他还是一个嘲笑别人，并能逗人发笑的行家。
　　侦查员科尔涅托夫慢慢地解开皮包，把一选纸摆到桌上。他严肃认真地记录下这一悲剧。
　　“这是怎么回事，涅斯捷洛夫？”卢茨基摆弄着放大镜、米尺和皮尺问道，“您在家吗？”
　　侦查员也等着这问题的答案。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不满和不耐烦。看得出，他不满是由于涅斯捷洛夫的过错来晚了。
　　“是的，我在家……但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他讲述了他怎样被枪声惊醒，怎样发现鲍里涅维奇躺在血泊中。
　　“您手里是什么？”侦查员突然指着涅斯捷洛夫手中的平面图问道，“您画这干什么？”
　　涅斯捷洛夫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他画的图，微微笑道，“不知道……习惯势力就是这样。”
　　“好啦，”法医打断他说道，“鲍里涅维奇那时已死了吗？要知道您是立即来到现场的，好象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这样，”涅斯捷洛夫肯定地说道，“我来到时，他的脉搏已不跳动了。看来死得很快。”
　　侦查员又插话，他说话历来从容，谨慎，似乎担心吓坏见证人。
　　“您说枪响时您还在睡觉，为什么您断定这枪声在这里呢？”
　　问题本身和提问的口气让涅斯捷洛夫听起来感到非常委屈，他不想回答。侦查员本应更策略一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见证人，而不是被告。
　　“您为什么不回答？”侦查员又生气了，他想提醒涅斯捷洛夫，他打电话时的奇怪表现，“我还可以把问题再重复一次。
　　涅斯捷洛夫耸耸肩膀，转向法医，好象想得到他的同情。但法医忙着自己的事，什么也没有听见和看见。
　　“我发现房门开着，就朝里面看了一眼。”他话音颤抖，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他补充道，“我朋友的房间离我最近。”
　　侦查员点点头——他对这一点当然没有异议，马上又问道：
　　“除了您以外，楼里还有什么人吗？”
　　涅斯捷洛夫想起自己对季娜伊达的怀疑，想作一肯定的回答，但想了想，只随便说了一句：
　　“不知道。”
　　侦查员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觉得对方好象担心说走嘴，或说出多余的话似的。谨慎小心的人都是这样讲话的。侦查员装出对回答表示满意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来：
　　“您再好好想一想。你们这里一共住着三个人。”
　　涅斯捷洛夫的自信心开始消失，同每逢遇到难题一样，脸红了，并显出非常惊慌的表情。
　　“除了我以外，恐怕没有别人。”他企图挽回侦查员对他的信任，“当时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早走了。”
　　涅斯捷洛夫既恨自己，生自己的气，也恨侦查员，也生他的气。他觉得侦查员好象在取笑他。而他心里在责备自己说话时不适当的停顿和模棱两可的用词。
　　他同侦查员早就认识，不只一次和他一起值班。三十五年来侦查员曾当过公证人，法院审判员。不久前他才担任了现在的职务。他思想敏捷，才智过人，很快就掌握了新的专业。他钻研了各种条例和预审规则，他起草的罪行结论也相当不错。他的字迹工整清楚，书写快速，而且不费什么劲就能把自己和别人的想法写出来。他能清醒地、公正地评价证人的旁证材料和被告的供词、民警和刑警局的报告和情报。但他有时也作过冒险的结论和自作聪明的推断。侦查员的活动如果只限于预审记录、调查、审讯和研究物证的话，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命运以流血和死亡的惨景考验他的毅力和勇敢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他也担心见到现场上可怕的情景。每当这时，他就鼓足浑身勇气以使自己的心情不表露出来。
　　法医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装得好象没有看到侦查员摆弄着皮包上的锁头、找不到表格而一个劲儿地削铅笔的紧张表情。
　　不久前侦查员刚刚侦破一起恶性案件，人们都在议论他，说他是很有前途的侦查员。人们一致公认，如果他能适度控制自己的急躁脾气和不切实际的想象，他是会高升的。
　　在鲍里涅维奇房中，他尽力增加勇气和保持冷静。他一反常态远离尸体，只在尸体周围绕了一圈，看了死者一眼。他对自己的镇定感到满意。他象孩子围着一个掉进捕兽器中的野兽一样转来转去，固执地打算没完没了地考验涅斯捷洛夫的耐性。
　　侦查员查看完尸体的外表后，开始检查衣袋中的东西。检查完衣服和桌子之后，他又干劲十足地在房间和床下查看。不时仔细端详一些小物件，或进行对比。勘查记录上记着，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头对着院子的窗户。身体倒下时左手压在背后，右手伸向桌子腿，手心向上。没有搏斗和暴力行为的痕迹。死亡时没有别人在场。地毯没有移动，长条台布被勤快的主人熨得平展。整洁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漱洗桌子上整洁地摆着小瓶瓶和玻璃小摆设。尸体上未发现可疑之处；上衣纽扣全扣着，领带结得很艺术；深色头发整齐地梳成偏分头。
　　僵死的面容，照进苍白光线的透明窗帘，玻璃罩里面的雕塑和画着凋零花园里僻静小路的油画使房间里呈现出一片悲哀和肃穆的氛围。似乎尸体发出某种射线给室内的陈设蒙上一层毫无生气的薄膜。
　　在侦查员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用米尺量地毯上脚印的时候，法医手拿放大镜在检查尸体。职业习惯使他开始心情缓和，忧虑代替了惊恐。卢茨基好象忘了自己就在尸体跟前，他冷静地查看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子弹穿过颞颥骨射入颅骨。血顺面颊流下，在地毯上流成了一滩。头向右歪斜。下巴边缘的一部分已被鲜血染红。开枪时枪口距离伤口只有几毫米。皮肤上伤口呈星状，周围有灼伤、黑烟和火药灰渗入肌肉组织，“那干”式手枪往往会留下这样的痕迹。他又查看了死者的手掌。法医认为自己的事已干完，用手绢擦擦手，坐下来准备回答侦查员提问。
　　侦查员还在收集物证。他取了写字台下面的一块石灰，从纸篓里取了一张纸，弄平整叠了起来，他还在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物证的地方寻找血迹，还不断地与法医交谈着。
　　“枪伤看来是偶然的……子弹卡在里面了……没有碰伤骨头……”
　　“不这么简单，”法医想缓和侦查员与涅斯捷洛夫之间的紧张气氛，说道，“骨头自己的弹性也并不亚于铜片，铜象生铁撞击一个样。”法医又恢复了一贯的好人心肠，他想使周围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容易被穿透，”他继续说道，“比如说颅骨吧。但最容易被击碎的是额骨。……我们人类没有坚硬的额骨……”
　　相反，侦查员聚精会神地站在棋桌前，看着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说道：
　　“您不觉得生命中断得太突然了吗？这盘棋尚未下完，正在残局时就不下了，桌子上的材料也没有写完，钢笔就从手中滑掉了，纸上留下了不少墨水点。茶也没喝完，香烟刚刚点着就不吸了，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是抽到不能再抽才扔进去的。烟灰缸里这样的烟头很多。看来死者死前肯定非常不安。台历上记着他要办的事一直排到深夜。死神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安排。”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
　　侦查员为了不抹掉指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手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在记录本上记了些什么，就用纸小心地把手枪包好。
　　“您忘了检查枪膛，科尔涅托夫，”法医利用了侦查员的这一疏忽，好让他晓得，疏忽的不只是法医。
　　“您再数一数里面还有几颗子弹。”他微微一笑，带着教训的味道补充道，“您说是他杀，可又没有开枪的罪犯在场。”
　　侦查员以目光对法医表示感谢，他看到枪膛里七粒子弹还剩下六粒后，用纸把枪包好。
　　“科尔涅托夫，您又疏忽了，”涅斯捷洛夫心中在责备他，“您没有看枪上的号码。卢茨基怎么什么也不说。应当看看枪号，侦查员同志，这样可不好。”
　　侦查员不知是想以自己的观察挽回面子使法医感到吃惊，还是他自认为他推断鲍里涅维奇是他杀而能使法医心服口服，他突然转向涅斯捷洛夫，对他提问道：
　　“请您谈谈您和邻居的关系如何？”
　　涅斯捷洛夫正在想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听清他的问题。
　　“您是问我和鲍里涅维奇的关系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一位良师。”
　　“你们俩人之间有无仇恨？和他吵过架吗？邻居之间有没有不和？”
　　直到这时，法医才意识到侦查员吹毛求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看来他在怀疑涅斯捷洛夫。法医迷惑不解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耸耸肩膀。涅斯捷洛夫立刻抓住了这一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我已对您说过，我们是好朋友。”涅斯捷洛夫激动地说道，“他救过我的命……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对我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卢茨基可以作证。”他指了指法医。
　　“干什么我要拉出卢茨基，”涅斯捷洛夫立刻想到，“这简直愚蠢可笑。”他对自己很不满，这样他更加不安。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以目示意法医做谈话的见证人。
　　“当您来到这里时，这件东西就在这儿吗？”他指着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问道。
　　“没有，没有，”涅斯捷洛夫马上答道，“这是我的照相机。”
　　侦查员意味深长地看了法医一眼：“证据越来越多，您想都不会想到要注意这一点。……还是请您注意一点，并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您要拍照？”他好奇地，同时又以宽宏大量的口气问道，而这种口气本身就充满了严峻的怀疑。
　　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生气地重复了一次：“请问照相机干吗要拿到这里来！”
　　涅斯捷洛夫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画房间的平面图和对尸体照相。看来这是一名法医面对死亡不能袖手旁观的习惯势力作祟。他只好摊开两手，除了下面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想搞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些照片，卢茨基，”他转身向法医说道，“对你可能有用处。”
　　侦查员认为涅斯捷洛夫在取笑他，但一个有经验的法医不能不懂，在侦查员末到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出事的房间和触模任何物品的。
　　“案件的证人不能做法医鉴定人。”侦查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生硬地说道，“这一点您懂得并不比我差。对您的观察我们不感兴趣。”
　　侦查员错了。涅斯捷洛夫并不想取代法医，他的材料和其他不管是什么人手中的材料对案件的侦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材料有无价值，这要取决于侦查员和法庭。
　　“您对我的指责是徒劳的。”涅斯捷洛夫带着自尊感反驳道，“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对自杀者给予帮助。当我发现鲍里涅维奇已死，我不允许我干多余的事，我只是在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
　　“您确信这是自杀吗？”侦查员问道，“自杀与他杀不是容易区别的，您也不必坚持自己并不能站得住脚的设想……您好象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似的。”
　　侦查员没有能保持不偏不倚：他怀疑涅斯捷洛夫在鲍里涅维奇一案中有牵连，所以马上对他产生了反感。涅斯捷洛夫宽大的秃顶他也很不喜欢，好象他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涅斯捷洛夫抚摸自己几乎盖住太阳穴的头发的姿势，在侦查员看来，也觉得滑稽可笑。涅斯捷洛夫的整个形象在侦查员看来都失去了正常的比例。一个低矮身材的人，干么要有发达的胸脯、宽肩膀和一双长臂呢？他的这副尊容也不配有腼腆的微笑，胆怯的嗓音，更没有必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局促不安，脸色发白。侦查员自己可不是这个样的，他的个头令人羡慕，运动员的体型，一头深色的未鬈发。能控制自己的神经，思想藏而不露。他和涅斯捷洛夫同年，都年近四十。侦查员想到命运对自己很慷慨而自鸣得意，他微微一笑，朝一直卧在主人身旁的小狗走过去，想抚摸一下。狗叫了几声，但仍卧着不动。
　　“顺便再问一下，”侦查员好象是无意想起了什么，说道，“难道您没有听到狗叫吗？狗是不会让主人遭难的呀。”
　　“没，没有听见……再说这儿也没有生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这一停顿侦查员也没有放过。“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涅斯捷洛夫比较有把握地把话说完。
　　“当然啰，”侦查员意味深长地同意道，“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请原谅，涅斯捷洛夫，我想打扰您一下，检查检查您的衣服和手。我有责任考虑全面一些。”
　　涅斯捷洛夫感到一阵头晕，紧靠桌子站在那里。他脸色发黄，额上渗出了汗珠。
　　“卢茨基，”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请你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不舒服。”
　　法医走近他，摸摸脉，给他搬过一把椅子。
　　“安静一下，”侦查员说着，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手和衣服，“请坚待一下，谈谈您知道的有关案件的情况。”
　　这句话对涅斯捷洛夫来说是很熟悉的。他不只一次在预审和法庭上听到过，但现在听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
　　法医拍了拍涅斯捷洛夫的肩膀，对侦查员说道：
　　“涅斯捷洛夫在前线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您是不是把审问推迟到明天？”
　　他的话中包含着责备和人性的召唤。
　　侦查员似乎感到了什么，连忙表示同意，就坐下来写记录。
　　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招商银行股票走势和K线图分析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