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的亲属被带到莫斯科，分别安排在跟车巨人毫无关系的几户住宅里暂住，每户两人。古罗夫没有化装，只带了一副平光眼镜，穿一身家常便服，稍稍显出一点驼背。他跟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多年以前就一起在莫斯科刑侦局开始供职，这次坐他的车，在几个车臣人落脚的住宅里走了一圈。亲属中有父母和两个妹妹，爷爷是单独安排的。
　　斯维特洛夫已经退休，目前在内务部里的车库当司机，这次获准休假，到古罗夫这里来给他当差。由于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和父称，人们早就把斯维特洛夫称为夏伯阳①。此时他还未满六十，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一样感到心满意足。这一方面是能挣点钱——古罗夫给老朋友定的工资不比部长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老侦探又重新跟“伙计们”一起工作，仿佛青春去而复返一样。挣点钱嘛，当然也好极了，可以把别墅修一修，安个管子把水引进屋子里。夫人倒是没有吭声，可是从井里拎水的话，路上要歇三次。
　　①　瓦·伊·夏伯阳（1887—1919）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斯维特洛夫的名字和父称跟他相同。
　　这次他开的不是公家的车，而是自己那辆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洗一洗、修一修的“日古力”旧车。看见古罗夫那副打扮，老侦探满意地笑了笑，说道：
　　“你好，列夫·伊凡诺维奇，你这身打扮朴实自然，恰到好处，别人再怎么自作聪明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你好像根本就没有化装，可人家就是没法认出你来。请恕我老头儿多嘴，你这发式和香水味跟你不相称。”
　　“有眼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香水味我毫无办法，可是发式马上改一改。”古罗夫从口袋里掏出一顶既无样式、也叫不出名称的帽子往头上一戴。
　　“这一下可就天衣无缝了，”斯维特洛夫呵呵一笑，“咱们去哪儿？”
　　古罗夫说了地址，仔细打量了一下老朋友，说道：
　　“你当我的私人司机，前后左右望着点儿，一发现不对头，不必核查，立即停车，我付车费给你，你找给我零钱，然后马上把车开走。我想我们有几天时问。你还要给几个侦查员开车，在他们面前你的身份完全暴露，这可没有办法。”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别吓唬我，已故的老爹在我七岁时用鞭子把我狠狠抽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一直胆小怕事。”
　　“你把你的姓名住址等等全都写在纸条上交给我，我给你办保险，你交给老伴的退休金肯定少得可怜。”
　　“你还是老样儿，列夫·伊凡诺维奇，什么事都操心。”斯维特洛夫微微眯缝起眼睛，小心地把车绕到电车前面。“别说丧气的话，别把好运给吓跑了。可是照我看，要你送命的子弹还没有造出来。”
　　两个人都不再做声。斯维特洛夫按第一个地址停下车来，古罗夫拎起装“拍立得”照相机的运动包下了车，说道：
　　“夏伯阳，咱们一块儿去，你当摄影师。”
　　古罗夫决定不把照相的事交给任何人干，怕的是他们多照一份留作纪念。
　　头一家住的是铁木尔的两个妹妹，他的父母住在另一幢房子里，他们都显得很平静，举止庄重，一句话也没说，也不抬头看古罗夫一眼。古罗夫和车臣人里纳特分别同两姐妹及父母一起合影，随后他默默地鞠躬告辞。其间只跟他父亲产生了一点小小麻烦，那车臣人不愿意按古罗夫的要求把《真理报》拿在手里。但谢卡粗鲁地用车臣语说了几句，父亲终于依从了。
　　第三个地址住着铁木尔的爷爷，沙尔瓦·戈奇什维利也在那里。
　　古罗夫冷淡地问了声好，在房间中央摆了三张椅子。斯维特洛夫已经摆好架势，背靠窗子站着，他看了看镜头说：
　　“请尽可能靠近一点。您呢，老人家，别把报纸揉皱了，请把它摊开贴近胸前。”
　　斯维特洛夫咔嚓一声按了快门，随后取下相机中推出的照片，递给古罗夫。
　　“谢谢，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在汽车里等一等。”
　　“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沙尔瓦说，他对古罗夫以这副模样露面感到不满。这个格鲁吉亚人虚荣心很强，他本想向他的老朋友显示一下莫斯科有些多么杰出的人物在为他戈奇什维利公爵效力。可眼下来的并不是一个像美国人一样养尊处优、体态魁梧而又充满自信的超人，而是个俄国大老粗，看样子他今天不仅没有刮胡子，连脸都没有洗。
　　“我想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沙尔瓦把几个杯子斟满酒，那酒的颜色深得像熟透的葡萄一样。
　　“不用了。”古罗夫等车臣老人落座，然后自己在桌边坐下来，端起酒杯。“请问老人家，为什么您那么有把握，说铁木尔没有犯罪呢？”
　　车臣老人那张因风吹日晒变得黝黑的脸看上去像一张面具，但眼睛却闪出一股愤怒的光芒。
　　“我了解我的孙子。”他稍停片刻，说道。
　　“这就够了。”古罗夫点了点头，喝完香气扑鼻的酸葡萄酒，转身对公爵说：“沙尔瓦，你找到了你的客人们可以去的地方吗？”
　　“找到了，”公爵不满地答道，“你要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他们不是孩子，不作解释把他们送来送去是不行的。”
　　“假如他们想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争取救铁木尔一命，那么他们会去的。老人家，”古罗夫对老人说，“请告诉梅里克和拉菲兹，让他们把那些恐吓勒索分子从莫斯科撤走，商贩让他们留下，其余的人得离开这里。”
　　“俄罗斯人，你到过格罗兹尼，见过他们在我们城里的所作所为吗？”老人的噪音像年青人一样坚定有力。
　　“老爷子，我也有我的人格，因此假如铁木尔无罪，我试一试救他一命。我只是个凡人，我只有一颗脑袋。”
　　古罗夫顶住了这个车臣人久久逼视的目光。
　　“真主会帮助你的。”车臣老人说着转过头去。
　　“那倒未必。”古罗夫站起身来。“我们已经讲过，阿塞拜疆人得把他们的恐吓勒索分子从莫斯科撤走。”
　　“格鲁吉亚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阿寒拜疆人也好，在俄罗斯人眼里都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并不相同。好吧，我跟梅里克和拉菲兹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我的话。”
　　“谢谢，愿您耐心一些，我会尽力的。”古罗夫点了点头，迈步向门口走去。
　　“等等，”车臣老人拦住古罗夫，久久盯着他的脸，问道：“俄罗斯人中像你这样的人多吗？”
　　“我没有数过，但肯定比所有的车臣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得多，”古罗夫说着走了出来，他感到满意的是既没有撒谎，也没有冲犯别人。
　　报纸和电视开展了一场“狂轰滥炸”，矛头似乎冲着一些将军、官员和平庸无力、把选举前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的总统。任何言辞对俄罗斯人都已不起作用，他们不想分辨谁对谁错，只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干工作，领工资，修理自家的篱笆或心爱的“日古力”汽车，喝伏特加，追求女人。可是眼下工资也不发，从清晨到深夜，喋喋不休地老是讲什么“车臣”。可他们到底是谁呀？地图上都找不到。你门要自由？见你妈的鬼去吧，我们要安安生生过日子。
　　近年来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一个劲儿地发展。众所周知，俄罗斯人的特点是：嗜酒如命，不是人人都爱干活，东西不藏好就会有人顺手牵羊；然而在俄罗斯人的主要“优点”中，以往并不包括民族主义这一条。
　　俄罗斯人从来都不太在意自己的邻居是哪个民族。假如邻居是个男人，人们留心的是他的工作怎么样，喜不喜欢喝酒，能不能指望他，从他那儿借点钱管到发工资。假如是个女人，那么她是勤于持家还是举止轻佻，是爱吵爱闹还是诚恳待人，当然啰，臀部是否丰满，那也不无意义。至于她究竟是鞑靼人还是来自梁赞，谁知道呢，再说这问题一点意思也没有。
　　报刊记者和电视不遗余力地给车臣战争火上浇油，可是在俄罗斯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分寸，对自己行动的后果也漠不关心。我自喔喔打鸣儿，管你天亮不天亮。
　　古罗夫心里十分清楚：说得委婉一点，许多俄罗斯人不喜欢车臣人。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斯大林时期车臣人被逐出车臣，实际上已被消灭；人们返回故乡后重建了家园。然而车臣人要求独立这件事却家喻户晓。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来说，坦波夫地区也想独立，但他们只顾自己干活，什么也不说，暗地里支持共产党人，因为在共产党治理下秩序井然，大家平均分配，谁也不缺什么，酒多得喝不完。车臣则像个无底深渊，劳动工资源源流了进去。舞文弄墨的人断言钱流到了别的地方。这话可说得不大对头！要是没有车臣，盗窃现象也会少一些。在俄罗斯，主要的是要了解是谁的错。过去把一切都归到犹太人头上，可是现在对他们已经习惯了——尽管是些贱东西，可总算是自己人，本乡本土的。现在罪责归到了“黑小子”头上。
　　古罗夫记起一个人，他去加格拉地区①时曾连续几次住在他家里，那人待他像亲兄弟一样。最后一次他似乎借了主人的钱，可是现在这钱往哪儿寄呢？再说也不知他现在是死是活。这人是叫艾哈迈德还是加里克，他根本没有问过他是哪个民族的，连他的名字也忘了，也许从来都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主人做的葡萄干羊肉抓饭和烤的羊肉串味道有多美——这个他还记得，还有那种烈性的恰奇酒——那更是没说的了。可是这个人他却忘了……古罗夫双眉紧锁，就像犯了牙痛一样。
　　①　在格鲁吉亚西北部，原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境内。
　　出卖俄罗斯的是俄罗斯自己家里的民主派，不过，祖国母亲卖给谁了，这可是个极大的秘密。
　　古罗夫一走进博亚里诺夫律师的住宅，就觉得他这片小天地有了变化。不，整个陈设，那些古老陈旧的东西原封未动。前厅里那面昏暗模糊的大镜子依旧镶嵌在饰有图案花纹的、笨重的、看样子是银质的镜框里，几支磨光的鹿角依旧挂在镜子上方，脚下铺的依旧是磨破的地毯。就连屋子的主人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博亚里诺夫本人也依旧瘦骨嶙峋，青筋突起的颈子上围着围巾，那只巨大的鼻子和微偏的头就像一只窥视猎物的秃鹫。
　　古罗夫跟主人问了好，他已事先打电话约好了要来拜访。上一次他们分手时彼此很和气，可是今天律师又不跟他握手，只是招手要他跟着进来。走过客厅时，古罗夫几乎愣住了：原先放着旧得发黄的小不点儿冰箱的地方立着一台高大雪白、上下两个箱体的组合冰箱，而密探走进住宅时感觉到的变化在子气味。纸张发霉、满室尘埃的气味没有了，住宅里充溢着走进一家东方餐厅时闻到的芳香。
　　“这怎么理解，阁下？”博亚里诺夫指了指破旧的安乐椅，自己在桌边坐了下来。“我不久前从咨询所回来就见到这种不成体统的状况。我的住宅可不是堆放赃物的仓库……总之是这样，您明白吧。请注意，冰箱里堆满了各种食品，有许多我叫不出名称，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竭力忍住笑容，“我不明白，我列夫·伊凡诺维奇·古罗夫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您别演戏了，尊敬的先生，凭您这点本事，外省最蹩脚的戏院都不会要您。”
　　“这话不对，我要是去检票或对付闹事的流氓，准是第一流的，”古罗夫一本正经地答道，“您别给我罗织罪状，您可是个律师。这儿没有行贿受贿，缺少犯罪要素。非法进入私人住宅，这我同意，可我连间接参与都没有。了不起指控我知情不举。我知道，但没告诉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心里一清二楚，要是给我立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
　　“是的，真见鬼！可是我却靠它来进食！”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法学家，您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侦探终于忍住笑声，一本正经地说，“您并不是靠冰箱来进食，您只不过从冰箱里取出食品，您和所有的人一样，是用盘子进食。”
　　“可我吃的是偷来的东西，我是被逼无奈……要是我的祖父……”
　　“请允许我表示异议并打断您的话，”古罗夫断然说道，“也许我告诉您的情况会使您扫兴，因为它会使您的苦行僧精神减色。出钱给您买这些东西的人已经有二十年不偷不抢了。时效期限已过，那么其余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咱们别再争论香肠什么的了，这种争论留给杜马去干。咱们还是谈谈您的当事人。”
　　“我没有当事人，只有已经判决的犯人。”
　　“我不想纠缠细节。尊敬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我不慎结识了铁木尔·扬季耶夫的爷爷，并进而得出结论：小伙子是无罪的。”
　　“这一点我一直清楚，因此这些礼物才令我十分烦恼。可是他却一声不吭！您明白吗？他不给我丝毫机会让我为他辩护。”
　　“他会开口的。他的供词不能被看作是新发现的情节，也不能作为重新开庭审理的依据，因为铁木尔的证词将会缺乏证据。”古罗夫对这个书房的环境已经相当习惯了，他把烟灰缸挪近了一点。
　　“请抽吧，请抽吧，”律师赶紧说。“您从哪儿得知这一切，您是怎么弄到案卷的？”
　　“这并不重要，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说着点燃了香烟。“我必须跟铁木尔·扬季耶夫会面。”
　　“不可能。他关在死囚牢房里，只有律师才能获准见他。”
　　“我相信没有您我也能同小伙子见面，但我认为那样做不道德。”古罗夫稍停片刻，继续说：“假如我的工作顺利的话，有可能撤消对铁木尔故意实施恐怖活动、造成人员伤亡的指控，但可能控告他参与犯罪。到时候他需要一个律师，因此您最好一开始就了解进展情况。”
　　密探陡然住了口。“看来斯坦尼斯拉夫说得对，我大概神经失常了。我把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的人拖向何方呢？假如事态大致像我所预计的那样发展，那么谁也不会理解眼前这个人。可是一旦我获得成功，那么律师就可能被心怀仇恨的人随便干掉。”
　　“您在想什么，年轻人？”主人用尖刻的语调问道。“您是不是在犹豫，不知是否值得把今天这种血腥的现实告诉这个老傻瓜、这个旧时代的残渣余孽？这个小律师会不会无意中被人干掉？”
　　“大概是这样，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承认了。“咱们这么干。我们俩去一趟监狱。我正在查找犯人的同谋。侦缉人员在律师陪同下跟小伙子谈谈话，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会面以后您继续办您手上的案子，不用管铁木尔·扬季耶夫的事。假如能发现一些新的情况，您再参加工作，作为律师您理当如此。”
　　“这跟私下里参观画展不同，年轻人，跟死刑犯人见面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您办不到的。”主人说得满有把握，但他的目光里露出不加掩饰的兴趣。“您是皇上的亲信吧？”
　　“我只不过在侦查部门工作了二十多年，有许多朋友，敌人则更多。总之，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个问题该我来解决。假如有些好奇的人来拜访您，问您一个刑侦局的上校干嘛要围着您转，您不妨说一些我的坏话，就说这人为了钱不择手段地招摇撞骗，蒙哄别人，假装积极。您就说您感到遗憾，但是您的当事人有罪，法院的判决是对的，您不相信总统会赦免他。”
　　“您逼着一个老头儿撒谎，真是罪过。”
　　“撒谎是为了救人一命。上帝会宽恕的。”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认为对铁木尔的指控有可能是伪造的，但五个证人不可能都是冒充的。令我产生很大怀疑的是那个……”律师停下来回忆证人的姓氏，然后沉吟地说：“伊夫列夫。我记得，他是个银行职员。他在公共汽车里坐在铁木尔旁边，铁木尔的背囊仿佛压了他的脚。伊夫列夫在汽车里坐的时间不长，只一站就下了车。这个证人很奇怪，这样的证词也很蹊跷。”
　　“谢谢您，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古罗夫站起身来，“一旦我获准会见犯人，我就通知您。”
　　博亚里诺夫起身送客，在客厅里见到那台大冰箱，回过头来腼腆地问道：
　　“怎么，那些不速之客就这样一个劲儿地不请自来，往冰箱里塞食物不成？这种状况要闹多久？”
　　“但愿我能碰上这些鬼家伙就好了，我的冰箱有只死老鼠，是饿死的。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人家应付的酬金，您不用犯头疼，心安理得地收下得了。”
　　“换把锁成不成？”博亚里诺夫叹了一口气。“而且还把这冰箱放在客厅里？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对您深表同情，您弄得我都快要流眼泪了。”古罗夫道了别，离开了律师的住所。
　　奥尔洛夫将军怒气冲冲，但这怒气多半是装出来的，仿佛因为老侦探这里的情况相当糟糕。
　　古罗夫坐在他老爱坐的窗台上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等着他的朋友把气消下来。密探毫不怀疑，彼得发脾气与其说是由于他的无理要求，倒不如说是由于那身将军服，奥尔洛夫从早晨起就不得不穿上它，因为一大早就去见上司，在他的地毯上来回转悠。现在他懒得换衣服，可那套制服裹在身上，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古罗夫伸手就能从衣橱里取出一套便装西服，帮助彼得恢复常态，但他知道，将军不好意思当面脱裤子，露出两条毛茸茸的弯曲的大腿。
　　“我跟你说得很清楚，我不认识现在典狱长，不会向他提出非法请求。”奥尔洛夫解开胸前那排闪闪发亮的钮扣，重重地叹了口气。“你就像个不懂事的娃娃，想靠着别人飞向天堂。”
　　古罗夫一言不发，从窗台上跳下来，从衣橱里取出首长的西服，挂在打开的衣橱门边上。
　　“你换换衣服，我去跟维罗奇卡聊聊天。顺便说一句，多蒙你关照，这姑娘至今还没有出嫁。”
　　“厚脸的家伙，她本来要出嫁，可至今单身一人，不是亏了我，而是多亏了你。这姑娘把所有的男人都拿来跟你相比，可你这个讨厌鬼都没有个尺寸。”
　　“得了，你快点。”古罗夫走出房间，随手带上厚重的双层门。
　　接待室里坐着两位上校，膝盖上都放着公文袋。看见古罗夫出来，其中一个便站起身来，密探对他摆了摆手。
　　“别作指望，维佳，这会儿进去可是自讨没趣。我对你们的忠告是：下午再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是在休假呀。干嘛要争吵呢？”第二个来访者问道。他身上带着肩章，尽管在局里只有特殊情况下才穿制服。
　　“廖沙，你穿制服很合适，”古罗夫对正在摆弄崭新的咖啡壶的维罗奇卡使了个眼色。“去当干部吧——权大一些，制服也随时可穿，姑娘也够你挑的。”
　　“你这人挺粗鲁，列夫·伊凡诺维奇，”那位上校生气了，“你以为只有你才是侦查员，别人只不过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廖沙，你问问姑娘们，每个人都会说你穿制服很帅，”古罗夫笑了，这时他听见维罗奇卡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响起来，说道：“噢，维罗奇卡，这是市内并联电话吧？”
　　“就好像您不知道似的，”维罗奇卡生气地答道，“您是已有家室还是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玛丽亚会离开您的，她做得对！”
　　“我对她也是这么说，”古罗夫对维罗奇卡伸了伸舌头，回到将军的办公室。
　　奥尔洛夫已经换上便装西服，正在拨电话。
　　“谁也找不到，都到前线去了，这些混蛋。”
　　电话终于接通了，奥尔洛夫问道：
　　“上将先生吗？我是奥尔洛夫。你好，你好，我马上就可以看出你对我记得多清楚。干嘛不拨自动电话？因为你似乎已经退休了，你的专线按理会撤掉。熟人和老朋友？好极了，我正需要你的朋友。你曾经主管过监狱工作。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你手下的人还在任职，记得自己的首长，你明白吗，老朋友，我的一个伙计必须会见一个判了死刑、指望获得特赦的犯人。一把手嘛，据我所知，是在休假，等休完假回来他就顾不上特赦的事了。在哪个监狱？”奥尔洛夫看了古罗夫一眼，听他讲了以后说：“对，就是那儿。我们掌握一些重大疑点，犯人不是单枪匹马，犯罪集团仍然逍遥法外。为什么以前没有想起来？案件很多，只有一双手啊。是古罗夫上校。你是说他很高傲？他在这方面没事儿，上帝本来把才能分成十份，最后却给了一个人嘛。你说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谢谢你，老朋友。你近来怎么样，孙子们怎么样？”
　　奥尔洛夫用手捂住听筒，说道：
　　“列瓦，你那狗屁个性连住在花园区的人都知道。去吧，傍晚再打电话来。”
　　铁木尔·扬季耶夫、律师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上校围着一张干净的木桌，坐在紧固于地板的凳子上。房间里没有窗子，但空气十分新鲜，不仅闻不到监狱的气味，连营房的气味都没有。沉重的铁门上有个小孔，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房间上方的几个角落里安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当然啰，房间有人监听，谈话也会录下来。
　　律师跟犯人问了好，小伙子低声而有礼貌地答礼，对古罗夫则冷淡地看了一眼。上校惊讶地发现小伙子没戴手铐，外表也不像个判了死刑的人：脸色平静，根本不显得衰弱不堪，神态坦然，不过目光呆滞，仿佛没有生气。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您跟铁木尔谈谈，我听一听，”古罗夫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铁木尔亲属的彩色照片，摊开放在铁木尔面前，旁边再放上一页事先打印好文字的纸。
　　“怎么样，铁木尔，咱们就这么一直不开口不成？”律师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块挡箭牌，他的话不起作用。“你在法庭上承认装炸药的背囊是你带上汽车的，你本来不打算把它留在车上，但匆忙之间忘了拿走。这是又蠢又笨的谎话，娃娃。我们已经得知，除你以外，参与恐怖活动的还有几个人。你在坐牢，在盼望赦免，可你的朋友们却逍遥法外，津津有味地又吃又喝，谈情说爱，你认为这样公正吗？”
　　古罗夫往桌上摆照片时，铁木尔对这个俄罗斯人并不在意，本想把照片推到一边去。但他的目光突然凝住，手猛地哆嗦了一下，冷漠的脸上现出古怪的神色。他不听律师讲话，仔细看着一张张照片，把它们推开又重新拿在手上，抬头望了望这个陌生的俄罗斯人，又把那张印着字的纸凑近一点，只见上面写道：
　　“铁木尔，注意报纸上的日期。你的亲属的照片是两天前在莫斯科拍的，现在你的亲人们在很远的地方，他们绝对安全，谁也抓不到他们。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个人，你是你母亲生的，父亲和祖父把你抚养成人，你身上流着祖先的血，你没有权利把它抛洒在监狱的院子里。把纸翻过来，简单写一写事情的经过。我要抓住策划者。”
　　古罗夫看见小伙子把这段话读了两遍，便掏出钢笔放在他面前。
　　“铁木尔，是谁给了你爆炸物，是谁教会你使用它的？”律师继续单调地重复道。
　　铁木尔慢慢写着。古罗夫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随即走到门口，在小孔前面挥了挥手。门没有打开，一个平静的声音问道：
　　“你们谈完了吗？”
　　“没有，我想要个烟灰缸。”
　　“通风机没开，不能抽烟。”
　　“噢，对不起，也免得你费心了，”古罗夫答道。他看见铁木尔已经写完，就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钢笔、照片和那张纸放进口袋，说道：
　　“说不定我碰巧会见到你的哪个亲属，有什么话转告吗？”
　　铁木尔把头扭到一边，闷声说道：
　　“感谢真主！”
　　“是该感谢，”古罗夫点点头说：“也许再补上一句，说你热爱让你生到这世上来的父母、把你扶上马背的爷爷，还有你亲手带大、又教他们懂事的两个妹妹？对他们说，真主伟大，但真主告诫每个人要走完自己的路、斗争到最后一息？”
　　“您并不是车臣人，您是俄罗斯人。”铁木尔答道。
　　“是俄罗斯人，”古罗夫说，“而且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博亚里诺夫和古罗夫坐上“雷诺”牌汽车，驶过两个街区，把车弯进一个胡同。密探把车停住，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铁木尔交回的那张纸，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违反了现行的一切法律，”律师喃喃说着，试图打开古罗夫捏在手上的那张纸。
　　“请原谅，伊万·马克西莫维奇，违反一切法律我可没有那能耐，法律太多，生命太短啊。”
　　他没有打开纸条，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把车窗稍稍放下一点，这才把纸条摊开，看了一遍，随即递给律师。
　　“我当时一无所知。”律师没有克制力，念出声来。“有人给了我背包，说里面装的是跟异教徒作斗争用的资金，让我上公共汽车，叫我在起义广场下车，把背包留在后座底下，说是有人会拿的。谁来拿，我不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个俄罗斯人。这人年纪不老，中等个儿，头剃得光光的，一只手上刺着一只锚。我被捕后的第一天，囚室里有个俄罗斯人，样子像个流浪汉，对我低声说：要是我信口开河，就把我全家杀光。他说出了我的父母、爷爷和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流浪汉很快就被带走了，我再没见过他。”
　　“这么说，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律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种材料对我们未必有什么帮助。一切都已取证了，定案了，谁也不会承认这样的纸条是新发现的情节。”
　　古罗夫从律师手里拿过纸条，装进口袋。
　　“走着瞧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他开动汽车，看了看后视镜，笑了一笑。“我马上送您回家，目前不再跟您见面，多长时间不知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差点儿忘了告诉您，”律师突然活跃起来，“他们把冰箱从客厅搬到了厨房里。”
　　“那我恭喜您了，您看见了吧，伊万·马克西莫维奇，可您偏偏不相信有鬼神。”
　　玛丽亚打电话回来说，拍片子的事拖延下来——老板破了产，制片人正在筹款，只剩下两个拍摄日，剧组的人到齐了，但工作陷于停顿。
　　“到了这种地步，”女演员说，“就开始怀念昔日的萧条时代了。”
　　“什么都别管，回来得了，”古罗夫气恼地说，“我在拼命挣钱，不久就可以乘飞机去加那利①度假了。”
　　①　加那利群岛属西班牙，位于大西洋中，靠近非洲摩洛哥西海岸，是人们冬季旅游疗养常去的地方。
　　“我什么都可以不管，就是没学会扔下朋友们不管。进房间的镜头我已经拍了，但出房间的还没拍。我甩手就走，难道叫他们再去找个演员，把整场戏重拍一遍不成？”
　　“噢，那当然不成，”古罗夫稍稍消了一点气。“去加那利群岛的事我也性急了一点。我这里的工作才刚开头。”
　　“忍着点儿，干下去，加那利的事等等再说。”玛丽亚讲话时竭力打起精神，但古罗夫感到她的情绪很沮丧。
　　“谢谢你打来电话。吻你。”玛丽亚在电话里也回了一吻。古罗夫放下听筒，从卧室来到客厅，那里聚集着侦缉小组全体成员。
　　聂斯捷伦科、柯托夫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斯维特洛夫坐在长沙发上喝茶。斯坦尼斯拉夫模仿古罗夫的神态，一边在地毯上踱步，一边居高临下地看看在场的几个人。一见主人出来，克里亚奇科赶紧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显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使不完的精力，我真羡慕你，”古罗夫说。“你怎么不知疲倦呢，斯坦尼斯拉夫？”
　　“我这人有耐力。”斯坦尼斯拉夫低下头来。
　　“大家有什么想法？”古罗夫指着放在桌上、写着铁木尔供词的那张纸问道。
　　“像是真的。”格里戈利·柯托夫说。
　　“怎么把它带出来的？”聂斯捷伦科问道。“犯人跟监狱外面通信是要检查的。”
　　“我口袋里另有一份事先写好的，”古罗夫答道。“要是有人问，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去探监有典狱长指示，因此值班军官决定对我不过问。华连廷，我想听听你的建议，而不是问题。”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想先把所做的工作汇报一下，”聂斯捷伦科答道。“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可是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格里戈利，你愿意谈谈吗？”他看了柯托夫一眼。
　　柯托夫否定地摇摇头，于是退休上校继续说：
　　“我们同四个证人见了面。第五个晚一点再说。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卡西亚诺夫，二十八岁，个体商贩，往波兰跑生意，单身，生活小康。他在白俄罗斯站上了公共汽车，过了两站下车，他看见铁木尔上车，也是在白俄罗斯站，手里拿着一个小背囊。卡西亚诺夫有一辆五座‘日古力’汽车，案发的当天车子在汽车维修站，准备进行技术检查。我们核对过了，他说的都对，维修站的人对卡西亚诺夫很熟悉，他能按时付款，但为人吝啬，不喝酒。我认为他未必会跟特工部门的人合作。”
　　“谢谢，”古罗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柯托夫，见他又擤了一次鼻涕，勉强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请允许我到最后再说几句。”
　　“好的。华连廷，你接着说，”古罗夫在长毛绒包面的单人沙发扶手上坐下来。
　　“科诺瓦洛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坐在汽车后座上，这时铁木尔上了车，坐在他身旁。此人四十岁，已婚，有两个孩子，以前是电气工程师，现在当司机，为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一些售货亭服务，我推测他的主要职业是当警卫。他体格强壮，在阿富汗打过仗，受伤后退伍。很顾家，能喝点酒，但不酗酒。他不喜欢‘黑小子’。在科诺瓦洛夫看来，阿富汗人也好，车臣人也好，都是一路货色。这人挺稳重，甚至城府根深，但又很健谈，这就值得警惕了。家庭生活富裕、但也仅限于此。有一辆‘日古力’3型汽车，但用车的多数是他妻子，她在米季诺的公共墓地工作，我们没上那儿去。科诺瓦洛夫跟特工部门的联系我实际上予以排除。他并未掌握侦查情报，工作，家庭，人情关系，我认为都有限。他可能有一个情妇，是售货亭的一个姑娘，他们就在那里解决一些迫切问题。”退休上校住了口，喝了点茶。
　　格里戈利咳了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朋友一眼。聂斯捷伦科不耐烦地挥挥手。
　　“最好把你那长鼻子擦干净。我啥也没忘，让我歇口气。你扮你的鬼脸，我只好自己汇报。寄生虫！”
　　“你是个反犹太主义者。”柯托夫嘟囔了一句，扭过头去。
　　“格里戈利提醒得对，科诺瓦洛大的供词里有一处重大矛盾。”
　　“两处。”柯托夫纠正他，说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聂斯捷伦科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都不是小孩，都当侦查员了，还像孩子一样吵嘴，”古罗夫笑了一笑，“你们白天没吵够么？”
　　“把我的思路打乱了，这丑八怪，”聂斯捷伦科嘟囔道。“好吧，当铁木尔上车时，后座上所有的位子都不空，科诺瓦洛夫身旁放着一个大背囊。于是证人把它拿开，给小伙子空出位子，可是这会儿他却断言他没法容忍那些黑小子。您吩咐我们别抓证人言语中的破绽，他这种奇怪举止我们听了就当耳旁风。可是科诺瓦洛夫本人却谈起这件事，长篇大论讲了半天。他说，就为这个背囊，律师在法庭上把人纠缠得疲惫不堪。为什么，干嘛，由于什么原因要这样？证人则肯定地说，他当时在看一本杂志，没有看清走到跟前的这个小伙子的嘴脸，因此才拿开背囊，空出位子。”
　　“然而科诺瓦洛夫不是应该拿开背囊，而是应该把它背上，因为下一站他就下车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不错，”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更奇怪的是他提前一个站下了车。他本该再坐一站，因为他住在沿公共汽车线路再往前的地方。科诺瓦洛夫对小伙子和他那个小背囊记得很清楚。为什么他的记性这么好，他解释说，小伙子长得很像个车臣人，而他的背囊则跟科诺瓦洛夫本人的背囊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完全展开，只展开了三分之一。
　　“干得很出色。”斯坦尼斯拉夫说。
　　“科诺瓦洛夫的位子被伊夫列夫·爱德华·亚历山德罗维奇占了。当他坐下时，铁木尔的背囊碍事，于是小伙子把行李挪了一挪，稍稍压了一下邻座这位新乘客的脚。那人粗野地骂了一句，称铁木尔为‘黑屁股’，马上跳起身来，汽车一停就下了车。伊夫列大这人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他三十五岁，是个很内行的花匠，自种自卖，已婚，没有孩子，在多罗戈米洛沃公路边上有一个小小的别墅，种了0.12公顷的花，比植物园的花还漂亮。房子和花圃由两条大牧羊犬守卫，吃的东西不用从别人手上买。我们没有碰到伊夫列夫，他家里显然不和睦，女主人拒绝跟我们谈话。邻居们认为爱德华要么酗酒了，要么找女人去了，大约有一星期没见到他。来运花的是一辆‘伏尔加’汽车，花是批发出去的。我们未能查明汽车和司机。伊夫列夫有一辆‘莫斯科人’汽车，爆炸那一夭他干嘛要坐公共汽车，不清楚。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的花贩子对伊夫列夫非常熟悉，对他看法不错，他们对他‘出卖别人’感到惋惜，但都说他对花十分内行，没有人比得上他。
　　“现在讲铁木尔在普列斯尼亚站跳下汽车时站在车门口的那个证人，他肯定地说，小伙子下车时手里什么都没拿。这人叫费季索夫·尤里·尤里耶维奇，三十五岁，离了婚，做点买卖，他说他目前从一家小店里离了职，另一家还没安排下来，住宅里总有一些闲来无事的人在那里逛荡，管段民警是他最好的朋友，因此这个费季索夫没法管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喝酒，交朋友，找女人。他似乎在阿富汗服过役，但未能核实。他邀请我们喝一杯，但断然拒绝谈恐怖活动和法院开庭的事，还试图打我的犹太朋友的耳光。他没有得逞，我看他的手得缠上绷带了。”
　　“斯坦尼斯拉夫，倒点茶，你只要不喝茶就会变得冷冰冰、干巴巴的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没让喝嘛。”斯坦尼斯拉夫往茶杯里斟满凉茶，“诸位同事，我跟你们一样，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不开口。”
　　古罗夫听侦查员争吵时无动于衷，仿佛他不在场似的，即或在场，也一门心思在想别的事。斯坦尼斯拉夫早已习惯了朋友为人处世的态度，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却感到气恼，但外表上并未显露出来。
　　“最后一个证人跟铁木尔同时下车，他目睹了汽车爆炸，便把小伙子交给了两个特警队员，这两个人当时正在离车站两步远的地方喝罐装啤酒。”
　　“这个证人叫捷列霍夫·谢苗·西多罗维奇，四十一岁，已婚，有个女儿，本人在商业银行当职员，”斯坦尼斯拉夫接着他的话说，“他肯定有一辆小汽车，他怎么会坐公共汽车，谁也不清楚。”
　　“这事许多人都清楚，”聂斯捷伦科反驳道，“银行有一个长期客户过生日。我们核实过。人们都喝了酒。捷列霍夫把他的‘奥迪’车留在银行旁边有人守卫的停车场。我认为证人不是冒充的，这些人形形色色，毫无联系，也不可能是情报网或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人，因为从公羊身上挤奶是毫无价值的事。我这位永远流鼻涕的搭档观点不同，让他说说看。”
　　柯托夫小心地擤了擤鼻涕，沉吟地说：
　　“上校说的我都同意，但是对于结论我认为谨慎一点为好。看来上面说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属于在编人员，也不属于情报网，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受我们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的伙计们的支配，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全都是冒充的，因为有人对他们施加压力。华连廷断言这些人形形色色，相互间毫无联系。所有的人都胆大包天，又都遵纪守法。斯坦尼斯拉夫，你看过侦查案卷，你说说看，询问过多少证人，发现了多少目击者？”
　　斯坦尼斯拉夫翻开记事本，瞥了一眼，说道：
　　“十六个。”
　　“可是受到询问的不应当少于一百人，而且只有在最理想、最顺利的情况下才能办到。”柯托夫停了一下。“我们每个人过去都寻找过证人。询问了十六人居然能找到五个，而且都是铁证。”
　　“捷列霍夫抓住了铁木尔，他是自己去民警局的，不是别人找他，”聂斯捷伦科反驳说。
　　“列夫·伊凡诺维奇，别再兜圈子了，您心中完全有数，原告一方是有意拼凑的！”柯托夫气愤了。“离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有两个特警队员在喝啤酒，这就像灌木丛里碰巧有一架大钢琴一样荒诞可笑。汽车在离车站四十米的地方爆炸。强烈的震荡，人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会好奇的人才开始走近惨案发生的地点。可是已有醉意的银行职员却当即抓住铁木尔·扬季耶夫，拼命叫喊起来。为什么要抓住？是他霎时间记起小伙子带着背囊上车、却空手下车么？这不可笑么？而且每个证人我都能指出几处破绽。”
　　“经验丰富的律师已经指出了所有不合情理的地方。然而判决还是作出了。你也不必劝我，格里戈利。这个案子每个人都看得出，指控是伪造的。你的朋友聂斯捷伦科也已看出，他不过是在挑逗你而已。”古罗夫站起身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看得出对他们每个人都抓了个什么把柄，可能是收集了一些材料，为招募他们作了准备。挑拨离间的立意打定以后，把材料翻出来，就跟这些人进行商谈，说是有件什么事，你心里有数，你帮我们揭露恐怖分子，我们就把你忘掉，往后你可以安心过日子。总之是老一套手法。时间定好了，角色分配好了，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而这些‘证人’无疑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每个人都以为只有他一人这么特殊。”
　　“但鲜花迷伊夫列夫除外，”斯坦尼斯拉夫说，“他一下子就叫我产生了警惕。伙计们，你们干的工作我又稍微重复了一下。这人确实纵酒无度和游手好闲。但九月份却不是如此，因为正是花季，他要干活。他酗酒游荡是有时间安排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突然离家出走，走得不是时候，我认为他是感觉到他在葬送一个无辜的人。”
　　“有可能，”古罗夫表示同意。“可是单靠一个证人是得不到重大结果的。假定我们能找到他，让他清醒过来，把他藏起来，跟他做做工作，伊夫列夫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招供出来，但我们却会完全暴露。连傻瓜都会明白过来，这些侦查员不是在找同案犯，而是在推翻指控。其他证人中就会有一两个被汽车撞死，幸存的证人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假如我们坚持干下去，我们也将被迫停止工作，转而争取保住自己的性命。”
　　“指责别人我也会，”斯坦尼斯拉夫生气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既然你料事如神，就别跟下属商量，布置任务得了。”
　　“咱们需要找到给铁木尔布置任务的那个手上刺有图案的俄罗斯男人，”古罗夫答道，“还有囚室里那个熟悉扬季耶夫近亲的流浪汉。”
　　“那么阿拉伯神灯你要不要？”斯坦尼斯拉夫冷笑一声。
　　“要的，”古罗夫认真地答道，“当然啰。布置任务的那个人既不是光头，手上也不会刺图案。囚室里那个眼线也根本不是流浪汉，这人另有来历。但这两个人必须找到，因为线索从他们身上通到上层。”
　　“说说倒容易。”克里亚奇科忍不住说。
　　“你想要任务，那就合计合计；接到了任务，就想想怎么去完成。”古罗夫按老习惯耸了耸肩。“斯坦尼斯拉夫，或许你是想要我又替你动脑筋、又替你干活，而你只管发表长篇大论和逗人发笑？”
　　“别说昧良心的话，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当真着恼了。“再说这些人早就不在莫斯科了。”
　　“那么他们在哪儿呢？这些工作人员，或者说很得力的现行特工，不是只用一次就拉倒。这种职业特工不可能有充分储备，目前这种人奇缺，而联邦安全委员会，还有我们局里的败类们，都没有童话里那种自动摆出食物的桌布。其次，我们应当明白，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反间谍机关和刑事侦查局，只不过是由不同分支机构中召到一起的一伙人。当然，他们是专职人员，但远非是最好的；他们有周密的策划，贪婪而又凶残，但同时也胆战心惊。搞阴谋的人总是有些胆小的，他们干的是混水摸鱼的勾当，因此什么都怕，而且彼此猜忌。由于人员经常重新配置，他们不可能组织得很严密。应当抓住线索结尾的一头，往后就轻松一些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咱们现实一点，”聂斯捷伦科说。“假如我们非要干不可能的事，而且抓住不放，那么要么线索被他们砍断，要么我们被他们干掉。”
　　“华连廷！我今天就可以放你走！你去另谋职业，回保安公司去，养得脑满肠肥！”
　　“列瓦，”斯维特洛夫突然开口了，他坐在那里一直默不作声，大伙儿都把他忘了。“你这孩子别让人受委屈，他们都是活人，都不想死。”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不用教训我！”古罗夫很少像这样提高嗓门。
　　“可是除我以外再没有人对你直言不讳了。”斯维特洛夫淡淡地答道。“你进莫斯科刑侦局时我已经当密探了。华连廷感到害怕，所以他才能活到今天。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来确定自己的战略，我们尊重你。”
　　“谢谢，夏伯阳。”古罗夫对聂斯捷伦科点点头说：“对不起。那么好吧，斯坦尼斯拉夫，你再到莫斯科刑侦局去。囚室里那个眼线用的自然是化名。永远也不会有人对你说出这个人来。然而眼线是由某个侦查员安置在囚室的。他总会编制在某个人手下。眼线你是找不到的，但那个侦查员你可以试探出来。眼线呆在囚室的准确日期是知道的，值班员那儿登了记……”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不用教我了。这就是说，判断出谁是眼线的监督者，跟他接近。杜撰出一段故事，说我对那段时间关在囚室的某某人感兴趣。对眼线和扬季耶夫则只字不提。侦查员手上会有一些额外的钱，总会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我能不能给这个伙计安个诱饵，说部里缺少好的侦查员？”
　　“可以，好的侦查员总是缺的。但这话只有在他的年龄、资历和工作经验合适时才能说。否则这家伙、尤其是他的长官就会把你猜透了。”
　　“彼得罗夫卡，每天夜里都灯火通明，”这是盗贼中流行的一首歌曲，斯坦尼斯拉夫把歌词稍加改动，一面哼了起来，一面开始收拾桌上的材料。
　　“现在轮到你们三位，”古罗夫打量着斯维特洛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说道，“那个‘教练’，咱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这人的特征不清晰，然而仔细琢磨一下，还是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年龄，身材，体型。你们也许会说：这样特征的人多得数不清。这话不对，比如咱们这几个人，一个也对不上号。剃光了头，那毫无疑问就是假发。什么意思呢？”他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侦查员们一眼。“这意思就是：他不久以前剃光了头，否则假发是戴不好的。”
　　“说不定这人天生光头呢？”斯维特洛夫说。
　　“他戴上一顶鸭舌帽或礼帽不是更简单么？”聂斯捷伦科说。
　　“他跟铁木尔是在咖啡馆见面的，”古罗夫反驳道。“戴帽子总的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帽子有可能无意中取下来或被树枝挂住。不，他是剃光了头的，现在头发当然又长了起来，进行了精心剪修。夏伯阳，你回车库去呆两天，摆弄摆弄你的车，你已经要了补假，眼睛盯紧一点儿，看看能否发现什么线索。其他几位呢，跟过去的特工们聊一聊。那人的举止特点应该是老成持重。还有斯坦尼斯拉夫所说的钱的问题。十万元额外收入装在穷汉口袋里，总会很扎眼。好吧，咱们干起来吧，请注意，办这个案子哪怕达不到目的也不要越过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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