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夫的侦察员们正在从事一项必需而又令人很失望的工作。他们监视福金。有可能取得某种成果，假使古罗夫不发出坚决的命令：
　　“伙伴们，你们瞧瞧，你们正在监督我。一举一动不谨慎，全部工作都成泡影了。如果他突然改变方针，急剧地转弯，那么你们马上放弃他，从出发阵地开始活动吧，每天都要调换汽车。”
　　在莫斯科，在街区汽车运行的条件下，侦察员们考虑到古罗夫的命令都能够坚持着监视福金，每昼夜长达三十分钟。他们知道，他住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工作，更喜欢在哪些饭店用午膳，于是从这些地方对他进行监视。但很快就被迫放弃，因为福金机械地接受查验，未曾揣度他身后是否有人监视他。
　　“他反正会落到手上来，”古罗夫重复地说，“他一定有秘密约会，以后有一次他忙着去做事情，准会把您领到目的地去。”
　　伙伴们疲倦地、失望地点头，一面继续工作，忽然间——这类事情总是忽然间发生的——走到莫斯科近郊军医院。福金在这个地方毫无办法。但当第二天侦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傍晚柯托夫向古罗夫汇报了一切情况。
　　“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在那里没有什么可想的，只有哭泣，不幸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充满愤恨的人，谁站立起来，能够从地上拾起砖头，谁就不仅能杀害叶利钦，而且也能杀害自己亲爱的父亲。”
　　“福金在那里寻找什么或者已经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没有儿子，从来没有过儿子，他不因多愁善感而烦恼，他寻找什么，我无法了解。他强求、寻找执行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形已经排除了。福金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也有可能消灭一个严肃的人。而在军医院的伙伴们都是一些喜怒无常、难以控制的人，一半是疯子。”
　　“你不比所罗门更聪明，”古罗夫生气了，“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否定是最简单的方式。福金常到军医院去，这是事实。护士或医师会使他感兴趣吗？不见得。他可在其他地方寻找和他们会面的机会。可见伤员们使他感兴趣，不是一般的伤员，而是具体的人。”
　　“那么是这个怀有杀害总统的丢不开的念头的伊戈尔·斯美尔诺夫。”
　　“我们不去猜测，请你根据家庭情况调查斯美尔诺夫。调查不会有什么成效，但是不得不这样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听见上司奥尔洛夫中将的熟悉的声音：
　　“上校先生，顺路到我这里来。请费心从保险柜中取出那支在维特金负伤的地方没收的手枪和技术签定人的全部结论，送到这里来。”
　　“遵命，中将先生，”古罗夫回答，装出一副疑惑的鬼脸。他们同奥尔洛夫以“你”相称，说出他的父称，而将军索兴把上校叫做列瓦。这种称呼语会预告很不愉快的事情。
　　古罗夫叫柯托夫走开后穿过了三扇房门，忽然来到了将军接待室。维罗奇卡装出一副也不会预示吉祥的鬼脸，她向那沉重的房门点点头：
　　“请进来吧，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在等您。”
　　“今日我整日待在办公室，干嘛要等我。吹一下哨子，我就走来了！”古罗夫不满地说，猛地拉开了沉重的房门，推开第二扇房门，走进办公室。
　　“中将同志……”
　　“停住！请坐，不要老站在窗口，不必用煎饼安慰我，”奥尔洛夫做了个鬼脸，很不满意地嘟哝了一阵，拉起那制服领子，他穿的这身制服可以证明他处在“上层”。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一旁的小椅子上，皮肤发红，热得出汗，好像刚从蒸汽浴室中走出来似的。当古罗夫进来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站立起来，但是他没有看看上司的眼睛。
　　“把你自己的破烂儿放在桌上，帮助我扯下这件鬼皮，把那立柜里的上衣给我，也许我会变得更慈善。而你，上校，该怎样，就怎样，要我变得稍微慈善一点儿。”
　　“可你不要吓唬我！”古罗夫粗鲁地回答，他仔细看看朋友的眼睛，伸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擦干净自己的脸，将军，要不然，您会像个小匪徒。”
　　奥尔洛夫顺从地擦干净自己的脸，把手帕扔给古罗夫，穿起斯坦尼斯拉夫递给他的上衣，轻松地叹一口气。
　　“啊，列夫·伊凡诺维奇，你给我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奥尔洛夫指了指搁在桌上的手枪和技术鉴定人的结论记录。
　　“这是一支曾属于巴图林少校的手枪，他用这支手枪向根纳·维特金射击。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从维特金胸部取出的子弹正是从这支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另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他已经发现手枪上的指纹和巴图林少校的指纹完全相同。”
　　奥尔洛夫拿起技术鉴定记录，翻阅一下便扔到桌上去。
　　“五个指纹。他留下了五个手指的印迹。您要我相信什么呢？上校。”
　　“我吗？”古罗夫把手掌按在胸口上。“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我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啊！有手枪、子弹、技术鉴定的结论，归根结底，我们还有两个尾随过巴图林的人。纸包不住火，我本人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检察员和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
　　“你们这些朋友和敌人炮制这一切，可不是吗？只有神经失常的人才相信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你的意图，列夫·伊凡诺维奇，很简单，对你来说很平常。你在锤炼什么人，你需要一个来自你周围的侦探，你把巴图林裹入襁褓。他向你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吗？”
　　“很少，”古罗夫承认，“我不愿意压迫他，而想把他变成一个同盟者。”
　　“你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脱口说出，“我向你说过，小偷永远变不成洗衣女工。应该快点儿把他榨干，恢复他的原形，让他跟在后面继续搞工作。现在你把一切白白地交给他，你以后手头上就没有王牌了。”
　　“我想花一个钟头从这个家伙身上榨出东西来，”奥尔洛夫向克里亚奇科点点头，“即使能榨出一句真话也行。但他却是个老刑事罪犯，只知道三句话：‘不知道’、‘没见过’、‘没有参加’。我不愿看见你丢人，列瓦。我只想流一点血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件。但是您的执拗脾气把我赶进了死角。现在我被迫非把您赶进死角不可。作为朋友，我向您提出请求，作为上级，我向您下达命令。立刻把一切情况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古罗夫是要说话的。当然，他是这种肮脏的事儿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是的，我需要一个侦探，我正在锤炼一个极端危险的犯人。我没有向您汇报，是因为除了猜测和假设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巴图林引颈送死，我们只得采取了某种补充措施。”
　　随后古罗夫叙述了有关靶场和手枪的情况。
　　“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奥尔洛夫揩揩有疙瘩的前额，搓一阵原来就不成样子的鼻孔。“你的头脑很灵活，不过这不是新现象。我们共事期间，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你害羞。你这个人有时候犯过错误，但没有做出一次下流勾当。”他从桌上拿起巴图林的手枪，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拭净，然后撕碎了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把它扔进纸篓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必须仔细听完，默不作声。你这个上校，拿定了主意，变成了伟人，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可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罪犯，比如说贪污分子呢？他贪污一个卢布并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贪污三卢布金币，下一步怎样，不言而喻了。一个人或则诚实，或则不诚实，怀一点儿孕的人是不会有的。我对你这个密探——捕狼的大猎犬——说这些话，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怕。”
　　古罗夫的面色变得煞白，斯坦尼斯拉夫悄悄地揩了揩自己的脸。
　　“这是以道德为理由，现在是以问题的本质为理由。你有什么保证，能肯定罪犯没有对手，那次开枪的正是他，而那个被您尾随的人没有开枪，你使无罪的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可能性很少，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古罗夫几乎要高喊一声，“这个巴图林对我很有用。”密探从口袋中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开始传来了巴图林的声音：“不是为了记录，不过我是戴了手套的。”
　　“你是个职业侦察员，我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怀疑，”奥尔洛夫冷淡地说，“你要在自己记忆中保留这次录音，而你心里明白，录音在法律上没有效力。那个人当时戴一双手套，这是不能禁止的。如果他们向我说你的坏话，他们就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机关，那么，古罗夫上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得坐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某个不认识你的上层官吏会熟悉一下材料，并因延误侦查而将呈文提交内务部。如果他逮捕巴图林，这个人就要送进监狱里去。罪人却是无辜的，你永远不得而知。”
　　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那条经受许多苦难的手帕，拭净了眼角并且继续说：
　　“可能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他们会走到反贪斗争处去。内务部的上级军官在保险柜中存放着各种确凿的罪证，不提供渠道，索取赃款。怎么样？你要花多少时间洗掉污点，洗得干净吗？在任何场合你的前额上总留有烙印，而那些认识你的人都会说，真可惜，你可诚实地干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他为榜样，吃掉了肝脏，而他只不过是个和大家同样的人，甚至是更坏的人。”
　　古罗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从奥尔洛夫的桌上拿回自己的手帕，揩了一下脸。
　　“我要递上报告吗？”
　　“你必须工作。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的谈话。军官先生们，你们没事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今天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古罗夫说，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我亟须知道谁把这件事告诉上司了。”
　　“他决不会说。”斯坦尼斯拉夫坚定地说。
　　“他决不会说，”古罗夫表示赞成，“但是我来打听一下。工作吧！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让我们研究一下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他和中校福金之间的奇怪的友谊，这个士兵出院了，福金送他回家去了。我不赞成这一套。”
　　电话铃响了。维罗奇卡汇报说，巴尔金副部长特急传唤古罗夫上校。巴尔金中将领导刑事侦查局。这样的传唤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若考虑到刚才他和彼得的交谈，古罗夫心中想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斯坦尼斯拉夫从桌后走出来，一把抓住朋友的手，不知怎的低声地说起话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以上帝的名分祈求你，你只要不吭一声，用头指点，像骆驼似的，不吭一声吧，”斯坦尼斯拉夫绝望地看了朋友一眼，叹了一口气，“你走吧，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不过你得考虑到，你离开的话，我连一天都不干了，我的儿子在成长。总之，去你妈的呀！”
　　“好样的，斯坦尼斯拉夫，你很少有说实话的必要，”古罗夫走出办公室，经过那无鲜明特征的长廊迈开大步走起来。
　　彼得严厉斥责他，他并不觉得难过，他们没收巴图林的调查材料一事，甚至没有使他过分伤心。根据各种情况来推断，后者立刻向那个领导工作的福金招认了一切，在这种场合下，作为侦探的巴图林可谓为一文不值。古罗夫深受刺激的是，某人，甚至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已经指出了古罗夫的严重错误，原因是的确发生了错误，而且错误会导致难以预见的后果。想必福金也知道这些错误，因而他不畏惧古罗夫，而当他认为有必要时，他就会使得对方遭到打击。看来他不是直接地，而是借助于巴尔金副部长打击奥尔洛夫的。因此，副部长才召见古罗夫，他们之间又有一番不愉快的谈话，但是密探决不会向巴尔金承认错误，罪证消灭了，火车开走了。
　　尼古拉·伊里奇·巴尔金养尊处优，衣着讲究，有四十来岁，他从党中央调到内务部，但是他和民警机关里的许多类似自己的人有所不同，他已经习惯自己的工作，在部里供职两年多了，不再是门外汉了。手下人对他采取容让的态度，甚至对他表示同情。他未曾深入研究问题的实质，亦未曾作出奇怪的指示，他不认为当众说话有失体面。有人说，请您原谅，我不了解这件事，您和奥尔洛夫将军一同决定吧。
　　古罗夫走进办公室并且这样说：
　　“您好，尼古拉·伊里奇，您和平素一样，总是穿一身制服，我妒忌您的香水。”
　　“谄媚好了，列夫·伊凡诺维奇，不过我和你到这个年纪去学习已经晚了。你的穿着不比我坏，你的香水不是来自马拉霍夫卡，而是来自巴黎市。”
　　巴尔金从桌后走出来，握了握古罗夫的手。
　　“七分钟以后部长等我们来。更准确地说，他在等候你，而我只是个陪伴的人。为什么部长邀请你，我晓得，但我不说给你听，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我知道，尼古拉·伊里奇，我应当保持沉默。既然都知道古罗夫是个爱讲话的人，为什么邀请他呢？要知道谁也不会想到邀请托多尔诺夫并且请他不做声？我保持沉默没有什么好处。部长不会对我说出什么有趣的新鲜事儿，我保持沉默，会形成一副优美的静物写生。”
　　“说完了，谢天谢地。”巴尔金在接待室门边滞留了一阵，把领带弄正，仔细地看看古罗夫，“总之去晋见部长是应该穿上制服的。”
　　“有人挂电话把我从开采地点撤回来，我可是在商人的传奇中干活的，”古罗夫回答。
　　部长从一张大桌子后面走出来，迈出一步去迎接客人们。部长也穿着一套远非俄国样式的便服，其他装束：衬衫、领带和皮鞋——都是商行的，但是这个男人却没有部长架子，他站在巴尔金旁边，而且也站在古罗夫身边，看起来像个穿化妆衣服的人。他向副部长点点头，太勇敢地握握古罗夫的手并且说：
　　“古罗夫上校，我们是熟人，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来？”
　　“很平常，部长先生，上校很多啊，”古罗夫面带微笑地回答，“我有两次在您那里开会，我消失在人群中。”
　　上校的无拘无束和自由言论使部长脸上流露出酸溜溜的微笑，他用手势请客人们在会议桌旁就座，这张桌子很像光滑的公路，可供五十人左右集会之用。部长在首席就座，客人们分置于两侧，就像拉边套的马匹，而古罗夫不是和主人并排而是相隔两把椅子坐下，他爱看人的正面而不是侧面。
　　主人给自己斟了波尔若米矿泉水，用手势提议客人们合在一起，喝完这杯矿泉水并且说：
　　“喂，犹豫不定是不合乎我的规矩的。列夫·伊凡诺维奇，请你告诉我，为侦察而奔波不感到厌烦吗？”
　　“厌烦极了，可是我不会干别的事情。”古罗夫回答。
　　“喂，如果我建议你领导总局行吗？”部长以审视的目光端详。
　　“我感到荣幸，部长先生，但是我生来不是领导人，而是执行者。”
　　“好吧，你是一个毫无虚荣心的人吗？”部长感到惊奇，“你不愿意当将军，享有个人的汽车、别墅并领取正规的工资吗？”
　　“我很慕虚荣，部长先生，论虚荣我一个人抵得上十个人，”古罗夫严肃地回答，“只不过我是什么人？就某一点上说，是独一无二的制造工具的钳工。有许多车间，你建议我当一个车间主任，每开一次会，俨如从我身上刨去一层车屑似的。不，我决不做这样的交易。而和现今的总局局长的地位相比，我只会使他人感到好笑。”
　　“我尊重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他是一个优秀的专家，但是年龄……”
　　“请您原谅，部长先生，但是我们正在选举那个不比奥尔洛夫更年轻的总统，而俄国，众所周知，不是部里面的总局，”古罗夫说道并且移开那巴尔金正想踩上去的脚。
　　部长像只猫头鹰不眨眼地望着古罗夫，望了很久，然后意味深长地说：
　　“您说得很对，上校，我们决不会协调地工作。您没事了。”
　　“谢谢，”古罗夫稍微垂下头。“您是一个真正的部长和心理学家。祝您一切顺利。”
　　当巴尔金在走廊里赶上古罗夫，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时，他问道：
　　“喂，你得到什么吗？你以为在你讲话后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会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再待一个钟头吗？”
　　“为了革除将领的职务，就连部长也要花时问。可是这个活动家没有时问。选举前差不多只剩下一个多月，任何总统首先要出让内务部长。这是一种犯罪现象，你要明白啊！”密探模仿叶利钦，两手一摊。
　　“你算得真快。”巴尔定表示惊讶。
　　“某人用力地踩了一下部长的脚，在这种热火朝天的日子里他竟会腾出时间来接见我这个小人物。他们希望收买我，并且威胁说：我们想得到，就能办得到。我该生病了。医学科学院不能辨别神经末梢炎的发作。啊呀，”古罗夫拍击背脊，“乌鸦叫极凶啊！亲人老早就不在了，看来我已经决定去访问。”他扶着巴尔金的肩膀。“对不起，尼古拉·伊里奇，你必须把我送到办公室去。”
　　“哎，够了，别开玩笑。”巴尔金试图抽出肩膀肘说道。
　　“什么玩笑，见鬼去！”古罗夫从牙缝里含含糊糊地挤出话语，“一九八○年有个好心人想用一段管子砸伤我，我躲在一边，可是动作不很敏捷。从那时起我有时会遭疾病，脊柱骨间的圆盘受到了损伤，你要知道。”
　　斯坦尼斯拉夫看见巴尔金护送自己的朋友，于是急速地走近，帮着搀扶古罗夫，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谢谢，尼古拉·伊里奇，”斯坦尼斯拉夫精神振作地说，“当敌人将来在战场上把你打伤时，侦察员们准会把你抬出来，就像抬一面团旗那样。我马上去喊紧急救护车，我们能够办好这件事。上校的这种病症不是头一次发作的。”
　　巴尔金不信任地看看并且说：
　　“祝你成功。”于是离开了。
　　古罗夫不再支撑着身子，就像在头上顶着一碗水似的，他打着唿哨，改坐到安乐椅上。
　　“你可以不喊运尸车，把我送回家去，你告诉彼得，说我快要散架的时候，巴尔金好不容易把我从部长那里送到办公室。我要给玛丽亚打个电话，请人服侍我，我亲自考虑一些事情，多多开动脑筋，请你抛弃办公事的拖拉作风，你来吧，把东西带来，我有个多月水米没沾牙，脑子干瘪了，应该润湿一下才好。”
　　玛丽亚在住宅里踱来踱去，不时看看躺在沙发上的古罗夫。
　　“也许还是要把医生请来？”
　　“我的这种病不是头一次发作的，我住过医院，那里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令人觉得太乏味了。按摩、揉搓、毛线绷带和安静，”古罗夫用手指指天花板，继续说：“小姑娘，帮帮忙，让我勉强走到浴盆跟前。我身上既粘滞，又污秽，没有什么力气了。”
　　“我试试。”玛丽亚说，她走到长沙发跟前，伸出一只手。
　　古罗夫轻松地站立起来，把指头贴在嘴唇上，声音嘶哑地说起话来：
　　“他娘的，请你原谅我这个罪人。”他走进浴室，放水了。
　　玛丽亚紧跟着走进去了，掩上门，生气地说：
　　“伟大的演员快要在你身上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呢？”古罗夫感到委屈，拥抱并吻吻这个女人，“让我们结婚吧。”
　　“为什么？”玛丽亚躲在一旁，“身份证上的印记决不会引起任何变化。我在电影脚本中能找到某种表白爱情的场面，你在闲暇时看看，”她滑稽地摹仿他时继续说，“让我们结婚吧。人们都用这种语调说话：让我们同到商店里去买马铃薯。”
　　“喏，请你原谅，没有实践。”
　　“简单地说，古罗夫，今天我要去演出，我必须休息一会儿才好。”
　　“我懂了，爱情被废除，”古罗夫沉默半晌，用目光打量玛丽亚，“根据电影脚本我应当说，我没有权利把你拖进自己的事业中去。很危险……”
　　“去掉这个场面吧。我有权利做什么，由我自己来决定，”玛丽亚打断他的话。
　　“你要明白，亲爱的，我们的职业在某方面很相似，只不过我的职业在精神上真会使人遭受到极度折磨，而不是在幕落以前。”
　　他一把抓住玛丽亚的肩膀，久久地望着她的眼睛。
　　“你应当听我的话，你不是把我看成导演，而好像是把我看成上帝。我说了什么，你才做什么，从这里到这里，没有什么即兴作。”
　　玛丽亚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她感到，古罗夫在发挥某种魔力，使人丧失意志力。
　　“在戏院里你要‘秘密地’讲，民警使你讨厌极了，今日或明日你准得回到自己住宅里去。但是你得这样做，使‘今日或明日’能够拖延到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问。把你的崇拜者都叫回来，让他们迎送，让他们追逐。你的密探在家里卧病，已经瘫痪了，所以你自己认为不能立刻离开他。全都明白吗？”
　　“不，不过我照办。”
　　“聪明人。现在我讲的是第二点，也许是主要的一点。你能在自己的朋友中找到四个不爱说话的，认真严肃的人么？”
　　“我考虑考虑。”
　　“尽力而为啊！要他们之中哪怕有一个人和我身材一样高，体格一样健壮才好。”
　　“我们那里不是竞技运动俱乐部，而是戏院。”
　　“不仅仅是戏院里才有你的朋友，”古罗夫驳斥，“而我倒善于控背拱肩。你想想关于我的化装，但不是舞台上的化装，日常的化装，例如有透镜装置的化装，目的是要我那蔚蓝色的眼睛不致于闪闪发光，要在我的面颊后面乱塞几个小枕头。你看得更清楚，说不定，我不得不消逝。”
　　“他们想杀害你吗？”玛丽亚索性这样问。
　　“他们很早就想杀害我，不过他们现在可能会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玛丽亚久久地、探索地打量古罗夫：
　　“请你告诉我，你为啥要搞这种工作呢？这可真不是生活。你怎么会容忍呢？”
　　“是一种习惯。无论什么，一个人总会习惯的。人们在兵营里居住几十年，其实在那个地方，就连一天也没法支持下去。”
　　“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也没有许多选择的机会。让我们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
　　“‘让我们结婚吧’，”玛丽亚滑稽地摹仿他说话，“谢谢你的求婚，这多么诱人。”
　　古罗夫关上水龙头，拖着脚走了起来，一面唉声叹气，一面骂娘，向沙发跟前走去。
　　“斯坦尼斯拉夫把酒瓶摆在冰箱里，我连摸也摸不到，请你给我斟一大杯伏特加酒。”
　　“我已经拿定主意，总之你要把酒戒掉。”
　　“真会是这样，不过现在可以喝，甚至医生也建议我喝点酒。”
　　“古罗夫，你有这样的天才竟然在民警机关供职，这就要写几部小说，而且还要在戏院里演出，可是鬼才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
　　“妇女总是有理的。”古罗夫挺直身子，闭上眼睛。
　　伊戈尔·斯美尔诺夫家里有几个客人，四个不再在车臣打仗的复员的小伙子。两个人穿着没有肩章的军便服上衣，另外两个人穿着战前保存的狭窄的西装上衣。他们坐在桌旁，一面饮酒，一面吃点东西下酒，但是节日酒宴不像俄国普通的酒会。餐具摆得整整齐齐，盘子里放着切碎的食物，好像有个妇人在服侍，其实他家里并没有女人。那些在野战环境下生活了两年的伙伴们特别珍视整齐和清洁。他们不是用普通玻璃杯，而是用高脚玻璃杯喝酒的，而且只是打开了第二瓶酒，他们就喝得过量了。四个人饮酒，他们不去劝伊戈尔饮酒，而当他猛然向他们凑近时，一个年长的客人，身体结实的约莫二十五岁的小伙子移开了那只高脚酒杯，意味深长地说：
　　“伊戈尔，你不能喝酒，你把它忘记，如果你不能听从，那么我们就要走了。我们身上的血已经够多的了，不需要你的血。”
　　“等一等，要为留在那里的伙伴们干杯。”伊戈尔苦苦央求。
　　“我已经说了。没有忍耐力，我们要走了，由你自己决定吧。”
　　昔日的侦察员，退伍的密探华连廷·聂斯捷伦科和伊里亚·卡尔采夫坐在一辆脏脏的“日古力”牌小轿车里。这辆小轿车停放在街区以内的斯美尔诺夫当街居住的楼房近侧，他们都听见这几个年轻战士的谈话。第一名侦探早已超过四十岁，将近五十岁了，第二名侦探约莫比他年轻十五岁，根据不同的年龄，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聂斯捷伦科几乎是一动不动地坐着，聚精会神地静听。卡尔采夫，矮身材，很肥胖，好动，不停地走动，听不清楚传来的话语声。
　　“伊里亚，我向你提出警告，”聂斯捷伦科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告诉列夫·伊凡诺维奇，叫他取消你的给养，让你滚蛋。”
　　“华连廷·尼古拉耶维奇，你当过首长，你不可能把往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伙伴们坐着，喝得烂醉，乱扯淡。”
　　“列夫·伊凡诺维奇说了，我们应当完成任务。哪个地方在扯淡，哪个地方有珍贵情报，他看得更清楚。”
　　“是的，他们对我们还是不公道，还是不人道，”电动式扬声器中传来了这几句话。
　　“说得对，哪怕把养老金定为最低的糊口水平也好。”
　　“而在俄国他们同谁讲人道（人之常情），什么时候讲过人道啊？”
　　“我不谈论沙皇，我不知道，而布尔什维克们首先埋没自己的优秀人物。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彻底肃清残余。在卫国战争中谁已经捐躯？优秀人物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消灭得更少，但是他们不让人民过正常生活。”
　　“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苏联！”
　　“你是个没有脑筋的窝囊废。怎样的苏联？它在什么时候曾经存在？他们给人们戴上嘴套和锁链，能工巧匠的手变得无力了，他们撕毁一切，碎片向四处迸溅。你见过车臣吗？俄国肃清这个民族，由来已久，而我们希望，他们会热爱我们。”
　　“我担心，中士，当男孩子们用冲锋枪射击时，这是什么样的民族？”
　　“他们会做什么，每家都死了好几个人。而这个小孩是我们的人，他的母亲很和睦。总统握紧拳头，大声喊道：‘俄国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个沙皇，他需要一个王国，没有沙皇就没有王国。所以他们在战壕里腐烂，枪杀自己人，他们有时候也能够生还。”
　　“你看，他们用‘格拉德’大炮击中了伊戈聊克的连队，给每个死者送一副棺材，据说，过去的一昼夜有五人阵亡。”
　　“夺走他的火箭，把那肥胖的屁股塞进战壕里去！”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谈话停止了。
　　“山鹰们，为什么不作声了？你们好，祝你们吃得很香。好样的，及时行乐。”
　　椅子给推进去了，有人说：
　　“你们好。”
　　另一个声音说道：
　　“坚持下去，伊戈尔，我以后会打电话来。”
　　“为什么都要站起来，好像连长来了吗？”福金惊讶地问道，“我想和你们干一杯，不会妨碍你们谈话。”
　　“你们常来吧！”
　　“您觉得我们的谈话索然无味。”
　　“有可能，洗洗餐具吗？”一位长者停留在门口，皱着眉头打量福金。
　　“不要紧，不要紧，我和伊戈聊克能应付。谢谢您，您不会忘记朋友。常来吧，我们总是高兴的。”
　　“而你，谢苗·彼得罗维奇，像个主人在发号施令，”伊戈尔突然恶毒地说，“这是我的家，我的好朋友。你以为靠食物收买我了？”
　　“请你放心吧，我偶尔顺路来看望，如果我知道你家里有几个朋友，我就不来了。”福金和气地回答。
　　伊戈尔坐到椅子上，垂下头。
　　福金从口袋中取出一个扁平的小盒，在住宅里走了走，不时地看看自己的手掌，蹙一阵额，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回来以后便用手拿摸摸床靠背，取下微音器，踩了踩，问道：
　　“今天除了这几个伙伴还有谁到你这里来过吗？”
　　“像平日一样，女护士来过，她给我打针。”
　　“一个人吗？”
　　“一个人吗？”伊戈尔再问，病态地蹙一阵额，“不，有个男人和她同路，带着一只小皮箱……”
　　聂斯捷伦科用指头转动已经沉静下来的送话器，坚定地说：
　　“他这个小伙子已经找出微音器又把它毁掉。福金知道人们都是顺从他的。我们去见古罗夫，向他汇报情况。”
　　福金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住宅中望着垂下头去的小伙子，从口袋里取出鹿皮盒子，抖出一小片药剂，在玻璃杯中倒上一点水，递给小伙子：
　　“你喝下去，病情会逐渐减轻。”
　　伊戈尔还没有喝水，已经精神抖擞，他抓起药片，扔进口里，用水送服，往后仰靠在椅背上，稍微闭上眼睛。
　　福金在房里踱来踱去，紧张地思索，古罗夫已经缠住他了，现在决不会让他走掉。为什么密探对他（福金）和某个男孩的联系会感兴趣呢？密探会知道什么，或者怀疑什么，怎样才能摆脱他呢？中校很不愿意去消灭古罗夫。第一，这样的行动会使福金不能完成基本任务。其次，消灭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是很难实现的。最后，在不幸的情况下用迷彩伪装谋杀案件是不会得逞的。万一古罗夫死去，奥尔洛夫将军和刑事侦查局的全体优秀密探必将缠住福金不放，而他们不是一群小孩子，你无法借助上层对他们施加压力，势必会爆发战争。福金根本不需要战争，但是他却看不见别的出路。必须赶快消灭古罗夫。自然，可以使这个案子赋有纯刑事性质，古罗夫在刑事领域树立了许多敌人。但是能不能使奥尔洛夫误入歧途呢？是鬼支使福金去销毁微音器的。有经验的密探在这种意外情况下决不会去检查第二个微音器。然而据福金所知，古罗夫喜欢独立地工作，他不向上级汇报自己的猜测和假设，即是说，他随身带着自己的猜测和假设。应该考虑到消灭他的问题。时机到了，现在古罗夫躺在家中，当他一走上街头，就要在一两天之内把他消灭掉。
　　“好得很，”伊戈尔伸伸懒腰，站起来，“谢苗·彼得罗维奇，给我几片药，我一直很少服药。生活会变得丰富多彩，非常快乐。”
　　“我不能同意，伊戈聊克，你服用药剂的次数应比规定的次数更多，或者服用的剂量应更大，睡熟了就难得醒来。这是美国药，镇静剂，但是应该很准时地服用。我差不多天天会到你这里来，在必要时我亲自把药送给你。”
　　福金欺骗小伙子，那鹿皮盒子里面装的不是药，而是很强烈的麻醉剂，它能封闭人的恐惧感，赋予人以异乎寻常的气力，但它只能发挥几个钟头的作用，然后就产生一种类似醉后不舒适的反应。一个人陷入依赖“镇静”的药片的状态，就会渐渐变成庸俗的嗜毒者。福金也有烈性安眠药，临走时他把一片交给伊戈尔，对他说：你觉得自己不舒适，一服用，就睡熟了。服用这种药以后，伊戈尔能睡十二至十四小时，无精打采地起床，但他觉得自己挺不错。福金不打算将伊戈尔变成嗜毒者，便把药片按服量分成若干份，并等候适当时机使他处于依从的地位。中校对这个小伙子寄予长远的厚望。他爱护伊戈尔，就像杀手爱惜最后一枚子弹似的，想必只能开一枪了。
　　“喂，你们谈论什么呢，同团的战友们？”福金问道，他一面给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酒，“你们回顾那黄金似的日子吗？”
　　“不要笑嘛，”伊戈尔粗鲁地回答，“你即使是个挺好的男人，高级首长，但是你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你不知道我们的痛苦。”
　　“千千万万的人从许多个战场回来了。有关这些人的事迹已经编写出几十本才华洋溢的书了，单凭自己的经验去学习是根本没有必要的。我不熟悉你们的全部情况，但是我所熟悉的也很多了。你们表示不满，忿怒极了，你们在寻找罪人。”
　　“你是个军官，你知道，军队的首长一向都是有过失的。目前有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他们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大屠杀。他们自己却袖手旁观，弄回了一些碎片。他们是豺狼。书本上也是这样记载的吗？”
　　“是有记载的，”福金点点头，“而你总知道，狮子不会追捕吗？母狮会弄到猎物。而人更厚颜无耻，他把自己的幼子都送去打仗。多少人将要战死在沙场，这不会引起谁人的兴趣，最重要的是结局。”
　　“而在车臣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一点我和你都不晓得，我们不晓得这些狮子已经抱有什么目的。”
　　“我已经说了，他们并不是狮子！是豺狼！你问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得告诉你，俄国历来是这样，无论发生了什么恐怖事件，罪人总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大声地说，罪人是有的，罪人将要承担罪责。”
　　“国防部长吗？”
　　“他是个戴一顶缀金线的军帽的仆从。总司令自己有罪。”
　　“假定您拿起宣传画，走上街头，您要到远处去吗？我必将回答：到最近的精神病院去。一个人不能同国家斗争，人是由骨头、血液和脑子所构成，而国家是由钢轮和小齿轮所组成。人家把您轧死并不理会，他们只不过擦干净马路上的一汪水。”
　　“你，谢苗·彼得罗维奇，别愚弄我们，我们不准备在土木火力点为国捐躯。总司令有罪，他承担罪责……”
　　“停住！”福金举起一只手，“你，我的爱儿，你得想到，你在向谁说些什么话。我会比你们更早地被捕。你们是一些已成残废的、负伤的小孩，而福金是个反间谍机关的高级军官，他了解这个阴谋，还没有采取措施，会被监禁许多年的。”
　　“那么我只是对你，谢苗·彼得罗维奇说话。”
　　“而朋友们呢？四个人，即使是一个人，也会忽然说走了嘴的。”
　　“我不把你的情形告诉伙伴们。”
　　“你最好和他们断绝联系，你觉得自己不舒适等等。我这个职业侦察员把话儿说给你听。你们别接近主子，为了组织一次狙击，达拉斯的美国人逼迫几十个职业侦察员采取行动，直至今天他们还没法查明，奥斯瓦尔德是不是单独一人到过那儿，大家都知道，他们刹那间便把奥斯瓦尔德本人除掉了，所以不要去想他，可以说，我和你没有谈过什么话。”
　　“很好，没有谈过话，想好了的话我不能不说。所以你不要到我这里来，你急得要死。”
　　“你不要教训长者，过你的日子，多作乐，少胡扯。你甭以为，俄国只有你一个人抱怨，只有你一个人记忆力强。你明白我的话么？”
　　“我明白。”伊戈尔说，专注地望着福金。
　　聂斯捷伦科和卡尔采夫在浴室里关上门以后才汇报自己的工作成绩。古罗夫还没有来得及领悟和周密考虑他所获得的情报，电话铃就响起来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你好，戈尔斯特科夫真来打扰你了。我从汽车里走出来，在你的住房附近待了两分钟。你不是住在尼基塔大街，从前的苏沃洛夫大街吗？”
　　“您好，尤里·卡尔洛维奇，我希望，没有发生什么事？”
　　“没有什么消息。我很想和你商谈几句，不过我不希望我妻子知道我们相会这件事。既然我就在近旁，请你让我顺路来看看吗？”
　　“我认为这是一种荣幸，尤里·卡尔洛维奇，我真是个半身躺着的人，但是这不会妨碍我们谈话。”
　　古罗夫送走了几个同事，在长沙发上躺下。
　　戈尔斯特科夫和一名保镖——像主人一样魁梧的小伙子——一下子使得这幢住宅显得很狭窄。
　　“朋友，你到厨房里去，请你给自己煮煮咖啡，在冰箱里摸索一阵子，”古罗夫说了这些话，保镖就走开了，随手关上了房门。
　　“啊，近来怎样，尤里·卡尔洛维奇？”古罗夫问道而且大笑起来，“高尚的人还没有想象更愚蠢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是不错的，”戈尔斯特科夫表示赞成，他一面坐到那把诺大的，他的身子觉得合适的安乐椅上，“主要是，这个问题容易回答：谢谢，很好，”他微微一笑，“我看了一下你的住房，列夫·伊凡诺维奇，老实说，我觉得奇怪。这不是你的住房，根本不是你的住房。”
　　“你有很好的目力，尤里·卡尔洛维奇，在法律上住房是我的，而在精神上它是别人的。我为一个富翁效了一点劳，我在他那儿干了几个月的活。他占领了我的住房，给我办完了这幢住房的转让手续。而我得承认，我在生活上很懒散了，改造房子我力所不及，老实说，我习惯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对女儿的住宅差不多习惯了，但是我不能在那幢住宅里居住。我不向你打听你的工作情况。既然你一声不响，可见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既然你经常领款，即是说你正在工作。”
　　“我们努力干，尤里·卡尔洛维奇，”古罗夫回答，竭力地改变带有危险性的话题，他问道：“您喜欢您的女儿吗？”
　　“她变成另一个人了，好极了。祝她幸福。她身心健康，甚至你不相信，她对世界有异样的看法，她在阅读几部正经的书。只有你才明白，列夫·伊凡诺维奇，发生了什么事情……尤里雅既不中用，又任性，头脑中尽是废话，但是她很亲热地对待我和她的母亲，她做的正是她应当做的。而今她觉得自己很舒适，仿佛在活水中洗了个澡，但在眼睛里已流露出冷漠的神情，好像我们变成了陌生人。我试图和她说话，她俨然像一只乌龟，躲在龟甲中，你捉不到她。我感到不愉快，而她母亲简直是害着歇斯底里病，她不想听见你的名字。她说：‘他夺走了我的独生女。’既然有人打听到她的身世，那他就向我认输了，他把这件事告诉尤里雅，目的是要给我添上麻烦。她是个高傲的姑娘，她认为无关紧要的是，我们不是亲骨肉，她还不认识别的父母亲，但是她感到委屈的是，她一辈子受欺骗。为什么我要对你讲，因为我没法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技能和经验都无济于事。”
　　“您所讲的很正确，我不知道能帮什么忙，但是我有一个念头。而且这个念头早就出现了，而在这疮痍满目的生活中我总是急忙地去工作，便把这个念头放在次要地位上。现在我们要让她进入世间，使她具体化并加以润色。当你洗不净废岩的时候，你决不知道你手上保存下来的是黄金还是凝灰岩。因此，尤里·卡尔洛维奇，我答应你，无论我怎样忙，怎样病魔缠身，一个星期以后你将会得到答复。你安慰妻子，不向她许下任何承诺，你们迎面走近了尤里雅的新生活，有人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都会顺利地解决。”
　　“这是怎样的念头？”戈尔斯特科夫问道。
　　“那是一种大窍门，尤里·卡尔洛维奇，你有你自己的职业，我有我自己的职业。你可以向我讲解，怎样才能以一本求万利呢？”
　　“啊，”戈尔斯特科夫沉吟起来，咬紧嘴唇，“这决不简单，而且不能把钱付给每个人。偷窃很简单，而赚钱……那就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和人情关系。”
　　“我的事业上也有同样的情况，所以你不要把我的忧虑放在心上，你干自己的活吧，一星期以后你准能获得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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