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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节是根据作者的初稿译出的，出版时作为附录之一（见《PTO Denab》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三四二页一三四八页），作者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这篇小说时，受审查条件的限制，写了另一节来代替此节，其译文见书末附录。
　　过了一年，新的工场已经完全安排就绪。新旧工场之间联系密切，还相互转让订货。有时这家工场接活过多，于是另一家就替它来完成一部分。它们中间有一份经常来往的账目，它们资金数额是那么庞大，如果双方来往更为密切，便可以在涅瓦大街合开一个门市部。这又够让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奔波张罗好一阵子的。虽然两家的女工关系密切，虽然她们彼此熟悉，虽然两家常常互访做客，虽然她们夏天常常一起去郊游，但两个不同的企业联营的主意毕竟是个崭新的想法，需要长时间地向她们解释才行。不过，在涅瓦大街设立门市部显而易见是有利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和梅察洛娃为两个企业联营问题奔忙了几个月，终于达到了目的。于是涅瓦大街上出现一块新的招牌：Aubontravail.Magasin des Nouveautees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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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语：精工时装店。
　　涅瓦大街的门市部开办以后，赢利明显地比从前增加了。门市部的售品十分走俏，它的市场并不在上层社会--怎么可能在上层社会呢--但毕竟也是些相当富裕的、也就是说能够经常照顾有利可图的生意的老主顾。
　　过了两三个月，门市部开始出现一些求知欲强的顾客，但是他们求知的态度有点儿不自然，连他们自己似乎也觉得很尴尬，他们渴求知识时抱有的想法，似乎不同于求知欲强的人渴求知识时通常伴随着的想法：“既然我关心你所关心的事，那么你大概会用友好的眼光来看我，并且尽量设法来点拨我的吧。”不，他们似乎有别的想法：“当然，你用怀疑的目光看我，竭力对我隐藏自己的尾巴，可你毕竟也骗不了我。”这样的顾客有那么两三个，每一个来过三四次。在他们的“渴求知识”中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约莫一个半月以后。基尔萨诺夫的一位似曾相识的同行来找他，东拉西扯地谈到种种的疑难病症，主要还是讲这位客人，当时奉行的一种疗效神奇的方法，这方法便是几天不给病人进食任何饮料：“因为各种疾病都是由于体液不良，而体液又是源源不断地从身体内分泌出来的，所以，如果杜绝了这些分泌物的来源，那么不良的体液必然会消耗殆尽，这样一来，病自然就会痊愈①。”后来他又说他还要顺便把一项邀请通知基尔萨诺夫：一个有的人物久慕基尔萨诺夫的大名，希望跟他结识。基尔萨诺夫答应第二天就去看那有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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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事应大力肯定。据我的一位好友说，有个医生便是用这种方法治病的。现在这个医生已经奉行另一种方法，那恐怕是他十五年前采用“干涸法”治病以来的第五种方法了。——作者注
　　这个有教养的人，说得更准确些，应该称做有学问的要人，尽管他没有娶太太①。总之，这个有学问的要人确实是有学问的要人，因为当时，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年，已经是文明教化的时代。当时虽然还有些毫无知识的人，不过已为数极少，只有在那帮不能真正称之为要人（即使他们已娶了太太）的人中间才碰得见。而在真正本意上的要人，即本身就是要人，因为是要人才被称做要人，并非因为有了太太才被称做要人--在这样的要人中间，找不到毫无知识的人：当时这些要人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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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俄文中的“要人”又作丈夫解。
　　这位要人接待了基尔萨诺夫，当然是像有学问的要人接待自己愿意认识的客人时所应做的那样殷勤、有礼貌。他让了座，亲自把椅子挪近了一点，敬烟，恰到好处地恭维了几句，说他很高兴有机会认识“您，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因为他久闻“大名，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深知“您是我国医学界值得骄傲的杰出人物之一，而医学正是国家所迫切需要的事业”，等等。这番恭维话确实说得极为得体，尤其是他称呼了基尔萨诺夫的教名和父名--这就叫有教养，真是件宝！接着进行了一场有关医学的十分内行的谈话，最后才终于谈到了这次结识的目的，谈到那令人愉快的事情了。
　　“我对你有个请求，”有学问的要人在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知识渊博和礼貌周全以后，才说道，“劳驾，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尊夫人在涅瓦大街开设的是一家什么商店？”
　　“时装商店。”基尔萨诺夫说。
　　“可开商店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才是关键问题。”
　　“跟所有的那些专卖女装的普通时装商店目的是一样的。”
　　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客人，基尔萨诺夫也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有学问的要人。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着的时候，瞧出他热心结识的客人不够爽快洒脱，必须对他狠狠地使劲压一压才行。
　　“我必须奉告您，基尔萨诺夫先生（有学问的要人为什么突然忘记了客人的教名和父名啦？），外面尽是些有损于尊夫人的商店的传闻。
　　“这是很可能的，我们这儿的人喜欢造谣中伤。我妻子的商店办得有了一点成绩，也许就有人看着它眼红，这就是我给您的解释。但是我很想知道，究竟听到了什么有损于她的商店的传闻。关于时装商店倒是有这样的谣言，往往是说它成了情人幽会的场所。是不是这样说的？这可纯粹是无稽之谈。”
　　有学问的要人又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基尔萨诺夫，他相信他的客人不仅不够爽快洒脱，简直是极不爽快洒脱。
　　“哪儿的话，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谁敢用这种无耻诽谤来侮辱尊夫人？你们两位要是背上嫌疑，当然比这要重大得多。再说，假如我所讲到的传闻是关于这个方面的，我就没有理由设法跟您认识了，因为正派人对这类事从不关心。我希望跟您认识，却是由于我高度重视您的科学工作给国家带来的利益，我希望对您有所稗益，所以请允许我恳求您，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要当心一些。社会，甚至可以说国家，都是很重视您这样的科学家的，因为科学的发达是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的第一位的要求，因此他们应该自重，还可以说得严重些，这是他们的义务，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
　　“根据我本人对自己的了解，我的一言一行并没有违背我对社会和国家的义务--自重。”
　　有学问的要人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瞧了瞧基尔萨诺夫，他看出他的客人不仅极不爽快洒脱，而且完全僵化了。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为什么两个有教养的人不能彼此敞开心扉呢，在内心深处，我自己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读起普鲁东①的著作，爱不释手。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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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普鲁东（一八○九—一八六五），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请容许我讲几句，免得我们中间留下误会。您说您‘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个‘也是’大概指的是我吧。您凭什么认为我是社会主义者？也许我根本不是。除了社会主义者，还有关税保护主义者，还有萨伊①的信徒，还有拉乌②的历史观的信徒，以及政治经济学中其他五花八门的许多派别的信徒。要把一个人归人到某一派的信徒，总得有什么根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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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萨伊（一七六七—一八三二），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②拉乌（一七九二—一八七○），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我有根据把您基尔萨诺夫先生归为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知道尊夫人那家商店所实行的体制。”
　　“各个派别的信徒在严肃认真地讲话时，都认为可以实行这种体制。其中有些人--现在已经为数极少了--也攻击它，那是当他们和任何其他派别的信徒进行论战时感到有这种必要的话。然而他们也只是在进行论战时才去攻击它。在平和的、纯学术性的论述中，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著作家敢不承认它对社会是有利无弊的。我要是说得不对，就请您给我举出一个反证的例子，一个足矣。”
　　“基尔萨诺夫先生，我们来这里又不是为了进行学术辩论。您得同意，我没有闲工夫来干这个。基尔萨诺娃女士的商店具有危害性倾向，我劝她，尤其是劝您，要当心一些。”
　　“既然有害，就该查封，把我们送审。不过我很想知道，危害究竟在哪里？”
　　“随处可见。就从招牌来说吧。这Au bon travail是什么？简直就是革命口号。”
　　“这翻译过来是‘精工’的意思。一家时装商店向顾客承诺精益求精地完成订货，这里有什么革命的涵义？我不明白。”
　　“这几个字的涵义不是那样。意思是说，一切商店都必须这么组织，对工人阶级才有好处。‘travail’这个字本身，显然是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取过来的，这是个革命口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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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那位“要人”实际上是“第三厅”的一个高级特务，认为“travil”（工作，劳动）这个字是暗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著名口号”droit de tra－vail”（“工作权”或“劳动权”）。他猜得对。
　　“我想从法国人开始会耕地，追溯得更早一点，从他们开始狩猎的时候起，他们就已经是在从事某种劳作，那时不使用这个字就已经无法进行交谈了。这是一个古字，我担保它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年长一千来岁。”
　　“但总而言之，何必在招牌上做出什么承诺呢？写上‘X记时装商店’就足够了。”
　　“写有各种词语的招牌，在涅瓦大街上多的是。‘Au pauvre Diable’啦，‘Al’Elegance’啦，难道还少吗？您费神在涅瓦大街走一趟，就都看到了。”
　　“我没有工夫跟您争辩。我请您换一块招牌，上面只写‘X记时装商店’。直截了当说，这实际上就是我的意思，您应该照办。”
　　“现在我不争辩，我只能说：这可以办到。不过，我虽然在您面前代我妻子答应一定照办，我却还必须声明，这个变动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损害是两方面的：第一，店名的任何变更都会极大地破坏商店的声誉，使一个商业企业火红的生意回落萧条下去。第二，我妻子跟我姓，我的姓是个俄罗斯姓，给时装商店冠上一个俄罗斯姓氏，简直是砸它的牌子①。我妻子的经济利益必定受到严重损失。可是她能服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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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旧俄时有许多商店在招牌上冠以外国姓氏，即使店主是俄国人。
　　有学问的要人带着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沉思起来。
　　“贵店真是一个商业企业吗？这种看法值得注意。行政机关理应保护人们的经济利益，鼓励他们发展商业。可是您能够向我下保证，担保尊夫人的店铺是个商业企业吗？”
　　“我向您担保：是的，那是个商业企业。”
　　“请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减少尊夫人--令人感到遗憾--势必蒙受的经济损失呢？为了减轻这个无法避免的打击，我准备批准，甚至可以说，我会心悦诚服地批准一切可行的办法。但是您要明白，这块招牌是不能保留了。”
　　“我想出个办法来了。招牌上‘trayal’这个字显得不妥当，应该用我妻子的名字来代替。这就是社会利益所要求的吧？”
　　“嗯。”
　　“我十分重视提出这项要求的重大理由，我认为可以满足这项要求，而且能够避免那两种巨大损害中的第二种--招牌上字尾带‘off’的店名使商店遭受的可怕打击。我妻子名叫韦拉。这个字可以译成法文‘foi’。假如只做必要的变动，保留下‘don’字，仅仅改动‘travail’这个字，那么新的招牌就是‘A la bonne foi’。本义是‘诚信商店’但在法文词语中甚至还带有保守的色彩，因为‘foi’的意思是‘韦拉’①，那似乎是跟否定的倾向相对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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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韦拉”意为“虔信”、“信教”。
　　有学问的要人沉思着。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初看起来，您的愿望似乎是可行的，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可是我此刻不想给您一个最终的答复，需要再考虑成熟一些。”
　　“我不嫌冒昧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想法吧：在平庸的人身上，‘当机立断’和‘深思熟虑’这两个方面兼而有之，当然不容易，但是我从不怀疑我在生活中倒也碰见过一些人，他们的见解一下子就把问题的各个方面概括起来，形成为一个完全正确而成熟的最终结论。这是多数行政人员具有的才能。
　　“我只向您要求几分钟工夫，”有学问的要人严肃地说，“我确实需要几分钟。”
　　在无言的沉默中过了几分钟。
　　“好，现在我考虑过问题的各个方面了，可以采纳您的折衷的办法。为了社会的利益，甚至还可以说，为了对社会秩序有利，我被迫不得不十分遗憾地让您的利益多少受些损害，这，您一定会谅解的。但是我同样希望您以公正的态度，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承认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在采取那个必要措施的时候，尽量通融。”
　　“请您相信，我也同样重视您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以及您尽量设法保护我们私人利益的一片苦心。”
　　“那么，让我们友好地分手吧，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我很高兴，因为我准备充当国家的需要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调停人，这主要是出自我对您的敬意，把您看作我国最值得受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不但社会应该珍视你们，甚至还可以说，连政府也很敬重你们。”
　　有学问的要人跟他所敬重的科学家握手惜别。
　　后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和她丈夫有相当长的时间一想起来就往往禁不住地感到可笑：涅瓦大街有几千块招牌，其中一块上面的“travail”一字给换成“foi”，再相应地改变一下形容同的性，而社会--或者可以说：社会秩序--居然就因此而转危为安了，实际上这决不是件可笑的事。这一次门市部总算很轻易地脱了身。这当然是真的。但是显而易见，它毕竟需要紧缩再紧缩，尽量做到不惹眼，今后至少有一个长时期，企业不必再想着有什么发展了，虽然它迫切要求不停步地前进。在未来的许多月份以内，或者还不止一年，他们可能碰到的最好的运气也不过是把事业能继续维持下去，别想有所扩充了。这当然叫人难过。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他们没有预料到吗？好在事情至少已经在受阻之前抢先发展到了这一步，其实阻力可能来得早得多。又好在出现的只是一种遏制性的阻力，而不是毁灭性的障碍，毁灭原也是意料中的事。
　　不用说，人家既然注意上了门市部，就不会轻易放过它。但在门市部里总是安安静静，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人人行为端正，除此之外，确实找不出什么来。因此他们也只停留在注意注意而已，可这一注意不要紧，结果是使门市部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停步在开始注意它的那个阶段上，用停步不前来换取继续生存。
　　但是这些麻烦事无论如何也没法摆脱，特别是，只要人家一旦想要找你的碴，而人家既然想要找碴，招牌就首当其冲了。
　　比方说，假定我想去涅瓦大街散散步，必定有人要想到：“他为什么去涅瓦大街散步？这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不去涅瓦大街散步，那人因此大概又要想道：“从来没见他在涅瓦大街散过步，这意味着什么？”您别以为我在说笑话，决不是笑话。您也别认为我用了个“大概”便表明我可能没有把握认为自己想得准对。不，其实我只是为了使语气缓和些才用“大概”的，我确实知道这个，我有证据。老实对您讲吧，这三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紧张地思考如何处理去不去涅瓦大街散步的问题。那么我就去散散步吧，虽然我根本不愿这样做。可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定了一散步事情更糟。“从前他不散步，现在却散起步来，这意味着什么？”您得同意，这对我的名誉的损害更要大得多。如果一个人这么安分地过日子，除了他不散步（或者散步也一样，反正人家要找个题目来琢磨你并给自己的猜疑下个结论，这是极为方便的）这一点以外，就根本想不起来任何别的事情了。如果这样的人竟然还成为人家琢磨和猜疑的对象长达几年之久，那么妻子在涅瓦大街开店的基尔萨诺夫，更是绝对逃脱不了这种厄运了。
　　于是那位曾用“干涸法”治过病的医生不时地去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劝告他要镇静，劝告他要小心。这一切都说得亲切得体，而且不论是用“干涸法”治病的医生或者有学问的要人，一般的确都是好心好意地对他，要人们也的确又有学问又善良，处处与人为善，时时为人着想，决不愿意损害谁，欺压谁。
　　说实在的，他们既没有损害基尔萨诺夫，也没有欺压他。
　　这件事对工场的影响是，工场还继续存在着，当然没有发展，而是尽量设法收缩，但是它毕竟还能维持下去，可见要人们的与人为善对工场的效果是好的，不是坏的，那的确是与人为善，甚至可以说，他们保护了工场，使它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不过事业现在虽然无法扩充，还是可以安排得越来越好的。当然，在这方面也要小心谨慎，免得明显的成功又会引起怀疑。当然，停止扩充必定会大大阻碍内部的发展，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扩充外部的规模和增加内部的改进措施，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但是事业毕竟见到了成效，尽管比在别的条件下产生的成效要慢得多。
　　在第二家工场创办以后三四年，第一家工场创办以后七年左右，这个事业的情况怎么样呢？有关这一点一位大约在此时期认识韦拉·巴夫洛夫娜的姑娘在写给她的一位住在莫斯科的女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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