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八五六年七月二十日
　　仁慈的女士韦拉·巴夫洛夫娜：
　　我跟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洛普霍夫的接近，使我存有希望，想您能够惠然接受我这个于您完全陌生、但是深深地尊敬您的人作为您的一个朋友。无论如何，我冒昧地揣想，您不致于责备我过分强求吧：我和您通信，只是为了实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您可以相信，我奉告的消息完全可靠，因为我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转达他的想法的，就像他亲口说出的一样。下面是我要写这封信的主旨，即转达他对那件事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想法造成的结局震惊了跟我接近的人（我讲过了，我是在传达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原话），但这些想法是在我心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我的主意在确定了最终的形式之前，曾几经改变。这些想法的由来，在于当时的情况。直到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指的是您）惊惶失措地来告诉我那场噩梦的那一刻，这情况方才意外地被我发觉到。我觉得这场梦至关重要。作为一个从旁观察她的感情状态的人，我顿时明白了她的生活中正在出现一场变故，它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变我跟她原有的关系。可是一个人濒临绝境之时也还要极力维持他习惯的状态，在我们的本性中深藏着保守的因素，不到必要时，我们总是舍弃不了。我认为，我最初的设想从这儿可以得到解释的：当时我情愿认为并且也确实认为，这个变故随着时间的流逝便会过去的，于是我们还能保持原有的关系，还能和好如初。她尽量地跟我亲近，希望以此来避免变故的发生。我也鬼迷心窍，有好几天竟以为她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了。然而不久我就深信不疑，这希望纯属白日梦，到头来一场空。其实原因还在于我的性格。
　　“一个过着正常生活的人，他的时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劳动、享乐①、休息或消遣。享乐也像劳动一样需要休息。在劳动和享乐中，人的共性因素压倒了个人的特性：劳动时，我们的行动主要是受合理的外部需要所支配；享乐时，我们的行动主要受人的本性中其他的，同样是共性的要求所支配。休息或消遣却是个人在紧张的劳动和纵情的享乐中消耗了储存的生命力之后，借以恢复力量的一个要素，是个人自行引进生活中的一个要素。在这儿，人希望按照他自己的特性，根据他个人的方便来决定活动。在劳动和享乐中，人们由一种强大的、超越于他们个人特性之上的共性力量而互相吸引着，在劳动中是谋共同利益的考虑，在享乐中是机体的相同要求。在休息中却不然。休息不牵涉那抹煞个人特性的共性力量，休息是最富个性色彩的事，在这儿，天性要求有最大的自由，在这儿，人是最个性化的，要充分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只需看看他觉得哪种休息方式更为轻松愉快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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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享乐，除物质享受外，也包括精神上的享受。
　　“就这方面说，人分为两大主要类别。一类人认为跟别人在一块休息或消遣更愉快。本来每个人都需要独处，他们虽然也需要，却只把独处当作特殊的情况，他们的常规是跟别人一块生活。这类人数目众多，远远超过另一类。另一类人的需要恰恰相反，他们觉得独处比跟别人在一块更自由。这一差别已被人们普遍注意到，并用两个词来表述：爱交际的人和孤僻内向的人。我属于不爱交际的人，她属于爱交际的人。这便是我们这次变故发生的全部秘密。原因既然找到了，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当中无论是谁都没有什么该受指责之处。同样无可指责的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预先对付这种差别。人无力违抗自已的天性。
　　“每个人是很难去了解别人的个性特点的，大家都根据自己的个性去想象所有的人。我不需要的东西，我就以为别人也不会需要，我们的个性引导我们这样来思考。必须具有极为明显的征兆，我才会从反面去思考。反之，在我看来是轻松自由的，我总以为别人也会这样来看。这种思想情绪颇为自然，这也就可以把我所以这么晚才发觉我和她天性上有差异的理由解释清楚了。下面的事实也大大助长了我的错误：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她把我的水平看得太高，当时我们之间还没有平等可言，她那方面对我过于尊崇。我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目中简直已成为楷模，她把我个人的特点看作了人的共性，一时间竟着了迷。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没有修养的人当中内心生活的不可侵犯性很少受到尊重。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尤其是年长的人，都可以毫不客气地干预您的私生活。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秘密会由此泄露出去：秘密总是弥足珍贵的，您决不会忘记保密，况且又不是人人都有秘密，许多人对自己的亲人根本无密可保。但是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内心生活中有一个不容任何人潜入的角落，正如人人希望有一个自己独用的房间。没有修养的人对这两者都并不在意：即使您有个独用房间，人们仍旧会潜入的，他并非存心进来窥探或者缠磨人，不，只是因为他还不具备‘打扰人’的意识：他以为只有当您十分厌恶他，您才会不愿看见他无缘由地突然来到您面前。他不懂他可能使您厌烦，可能妨碍您，纵然您对他抱有好感。其实任何人未经房主同意都无权跨过他的门槛，而我们这里，只有在一个房间里，即家长的房间里，门槛的神圣性才被国人承认。因为任何人如果擅自闯到家长跟前，家长就可以掐住他的脖子轰他出去。其余所有的人，只要年长于他们或家庭地位跟他们相当，都能够随时想闯就闯到跟前去。您的内心生活世界也像房间一样。任何人都可以仅只为了任何无聊琐事，或者常常只为了拿您的私事给他嚼嚼舌头，就毫无必要甚至毫无目的地在这个世界中。钻进钻出。一个姑娘有两件日常穿的连衣裙，一件白的，一件粉红的。她穿了粉红的，于是人家便可以拿她这桩私事来嚼舌头了：‘你穿了粉红的，阿妞塔，你为什么穿它？’阿妞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穿它，她总得穿件衣服呀。再说，如果她穿了白的，也还会是同样的结果。‘不为什么，妈（或者姐）。’‘你穿白的更好些。’为什么好些？连那个跟阿妞塔谈话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她只不过想嚼嚼舌头罢了。‘你今天怎么啦，阿妞塔？好像不高兴。’阿妞塔根本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但是对于没有看见过却又不存在的事又为什么不可以打听打听呢？‘我不知道。不，我好像没有什么。’——‘不，你是有点不高兴。’过了两分钟：‘阿妞塔，你坐下弹弹钢琴吧。’干吗要弹？谁也不知道。整天都是如此等等……。您的私事好比一条街道，每个坐在窗口的人都可以来瞧一瞧，不是因为他需要在那儿看见什么，不，他甚至知道看不见什么需要的或新奇的东西，他只是闲得没事，既然瞧不瞧都无所谓，那干吗不瞧它一眼？对于一条街道，这确实无所谓，但对一个人来说，老被死死地钉着看却是很不自在的。
　　“这种毫无目的和用意的纠缠自然可能引起逆反心理：只要那个人的环境容许他独处，在一段时期中他是会在独处中找到乐趣的，即使他的天性喜欢交际，而不喜欢孤独。
　　“就这方面说，她结婚以前处于极其难堪的境地：人们死死纠缠她，打探她的隐私，不仅是因为无事可做和没有分寸而偶然打听打听，而且是长期不断、死乞白赖、一刻不停、冒昧鲁莽、肆无忌惮地打听，居心叵测地打听，不但用毫不客气的手段，还用非常残暴和极其卑鄙的手段去打听，因此她的逆反心理就很大。
　　“所以人们不应该严厉指责我的错误。有好几个月——或许是一年——我并没犯错误：当时她实在需要和乐意独处。而这个时期，我对她的性格已然形成了一种看法。她那迫切的暂时需要跟我的一贯需要恰恰一致，我把一个暂时现象当作她性格上的经常特点，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人人都喜欢以己之心去猜度别人啊！
　　“我犯了错误，而且是很大的错误。我不责备自己，不过我还是想辩解一下，这表明，我感觉，别人对我不会像我自己对自己那么宽大为怀。为了减轻我所受的指责，我应该略微多介绍介绍我的性格，说说我的性格中跟她和跟别的大多数人截然不同的方面，这些方面如果不加解释便可能被误会了。
　　“除了在独处中休息，我不知道其他的休息方式。我认为跟别人在一块简直就是在干事——工作或享乐。只有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才感到自己完全自由了。这该怎么解释？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一种人是由于性格内向，第二种人见人就害羞，第三种人经常郁郁寡欢，第四种人因为对人缺乏同情心。我身上似乎全没有这些缺点。我坦白直爽，愿意永远快活，根本不知郁闷。我喜欢多见人。但是在我看来，‘见人’跟工作或者享乐是连系在一起的，我见人以后就需要休息，照我的看法就是需要独处。据我所理解，独处不过是我对于独立与自由的向往的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而已。
　　“于是，她对她从前在娘家时那个恶劣环境的逆反心理，才使她暂时接受了一种不符合她的恒久爱好的生活方式，她对我的尊敬更助长了这点，并且使之持续了这么长久。在这个长时期内，我对她的性格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把她暂时的特点当作固定不变的特点，所以以为可以万事大吉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这方面是犯了错误，但把这个错误并无恶意，她那方面则是完全无辜的。然而这结果给她造成了多少苦难，也使我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
　　“她做了噩梦后惊惶失措的那副样子，才使我明白了她的感情状态，可是这时再来纠正我的错误为时已晚。如果我们早一点发觉，我和她也许会坚持克制自己，使我们能永远地相互满意吧？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即使克制成功了，也不会有多大的意思。就算我们彻底改造了各自的性格，根除了为我们的关系而感到苦恼的原因，但性格的改造只有针对不良方面时才是件好事，而她和我需要改造的那几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爱交际比爱孤独好在哪儿？坏在哪儿？反过来相比也如是。性格改造无论如何总是一种强制、激变。有许多东西在激变中丧失了，有许多东西在强制下麻痹了。我和她可能（只是可能，还不一定）得到的那点儿东西还不如失去的多。我俩的鲜明个性会部分地褪色，我们会多多少少地扼杀囱己鲜活的生命力。为了什么呢？仅仅为了维持既成的夫妻关系。要是我们有孩子，可又另当别论了，那时就必须多多考虑孩子的命运会由于我们的离异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假定会变坏，那就值得尽最大的努力来防止，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做出了所必须的努力，为着给所爱的人留住最好的命运，这样的结果是对你的全部努力的补偿。可是现在，做这一切有什么现实的目的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错误或许甚至还带来好处呢：由于犯了错误，我俩也就无需更多地改变自己。错误固然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没有错误，痛苦恐怕要更多，结果也不会这么圆满了。”
　　这便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说的话。关于事情的这一面他讲了很多，而且语气很坚决。从这语气中，您不难看出：他，正像他自己说的，这方面叫他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且于他不利。他坦率地补充说：“我感到，在那些分析此事时对我缺乏同情的人的眼中，我还是不完全对的。可是我相信她会同情我，她对我的评价甚至比我的自我评价还要高，而我认为自己是做得完全对的。当然，这是我对她做梦以前的那段时期的看法。”现在我再转告您，自从您那场梦向他暴露了您和他之问的关系中有缺陷以后，他的感情和想法是怎样的：
　　“我说过（这都是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一听到她关于噩梦的最初几句话，我就明白了，一件会改变我们原有关系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我预料这件事将有重大作用，因为不可能有别种的结果，既然她的性格是那么充满活力，而她当时的不满情绪由于深埋的时间过长，已经非常强烈。但在最初，这个预料还是以一种对我最轻易、最有利的形态出现的。我是这样判断，她对别人的狂热爱情只是暂时的，过一两年她就又会回到我的身边。我是一个很好的人，碰见这样一个好人的机会极少（我心里怎样估计自己就怎样说，直截了当。我不贬低自己的长处：没有虚伪的自谦）。爱情得到满足后会失去它的几分冲动，她将看见虽然她跟我在一起生活，还不能满足她的某一方面的天性，但是就全部复杂的生活来说，她跟我在一起生活却比跟别人在一起轻松些、自由些，那么一切都会恢复到以前那样。我会从经验中取得教训，将对她更加体贴入微，她对我也会产生新的敬意，会比以前更爱我，我们将比以前更为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可是（说明这件事必须很慎重，而我又不能不加以说明），可是我对于我俩恢复关系这个问题的前景怎样设想呢？恢复了关系，这会使我高兴吗？当然高兴。光是高兴？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负担，当然是愉快的、非常愉快的负担，但终归是个负担。我热烈地爱着她，我可以改变自己去更好地适应她。这将给我带来快乐，不过我的生活毕竟要受到限制。在我由于第一个印象而放下心来以后，我就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没有被迷惑。当她希望我极力保持住她的爱情的时候，她让我体会到了这一点。迎合她这愿望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月。不，这里并没有什么痛苦可言，这句话完全不符合实情，纯粹是荒唐。我的明显的感觉是，迎合她的时候，我所体会到的只有快乐，但是我心里烦闷。她企图维持对我的爱而终于失败的秘密正在于此。我迎合她就感到烦闷。
　　“初看起来这似乎有些奇怪，为什么花费了无数个晚上给那些大学生我却并不烦闷，其实我本来没有必要为他们太多地劳神费心；为什么我为一个女人仅仅花费了几个晚上便感到疲惫不堪，何况我爱她甚于爱我自己，甘愿为她去死，不但为她去死，还为她去承受任何的苦难。这似乎有些奇怪，但这是因为有的人对我跟那些占用了我很多工夫的青年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并不了解。第一，我跟这批青年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当我和他们待在一块的时候，并不感觉自已面前有人，我只看到几个抽象典型在相互交流思想。我和他们谈话，跟两人对生沉思默想没有什么不同。我身上只有一个方面、最少需要休息的一方面——思想——在活动，其余一切方面都处于酣睡状态。再说，这类谈话都具有着实际的、有益的目的：帮助我的青年朋友们提高心智生活，品德修养和毅力干劲。这是一种劳动，却是非常轻松的劳动，它适于用来恢复被其他劳动消耗掉的力量，它不叫人感到疲劳，反而使人精神焕发，因此人并没有提出休息的要求来，虽然它毕竟是一种劳动。在这里我所寻求的是效益，不是安宁，我让我身体的各个方面都进入睡眠状态，只让思想活动。而思想活动又没有掺杂丝毫对于我的谈话对手的私人关系，所以它感到正像两人对坐沉思默想一样，自由自在。这些谈话可以说并未把我从独处中吸引出来，这跟那种需要全力投入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说出‘烦闷’这个词是多么不好张口，可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隐瞒。是的，尽管我很爱她，然而当我后来确信她和我之间已不可能建立一种适合于我们照旧生活的关系时，我倒感觉松快了。我开始确信这一点，大约是在她发现迎合她的愿望在我是件苦差事的时候。于是未来在我面前展现出了新的、让我比较愉快的形态。我已然看出来，我们原先的关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快地——我又得说一句难以启齿的话了——怎样才能更快地摆脱开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有的人竟然觉得我宽宏大量，秘密就在于他们甘愿为足以表示谢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或者跟我不接近、看不透我的最深层的动机。是的，我只是单纯地想脱离开那个使我烦闷的境地。我并不虚伪地否认自己的美德，我不想否认我有着希望她好的动机。但这只是第二个动机，就算它的作用大吧，它的作用还是远远不及第一个动机、主要的动机——希望摆脱烦闷：这才是真正的缘由。在这真正的缘由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地观察她的生活方式，并且轻而易举地发现了，她的感情的变化是由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的，而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的出现和疏远在这变化当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使我不由得想到他，我这才明白了我从前没有注意的他的那些古怪举动的原因，从这以后我的思想便获得了新的样式——让我比较愉快的样式，如问我上面说过的。我看出她不仅在寻求热烈的爱情，而且已经产生了爱情，只是她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她的感情给予了一个可尊敬的、总之足以能够代替我的人，同时这人也热烈地爱着她，于是我高兴极了。的确，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好受的，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是跟某种伤感连系着的。现在我才看出我不能，凭良心说，认为自己是她所需要的人，而我已经习惯认为她需要我，说实话，这使我感到愉快。丧失这种关系必然会有它痛苦的一面。但是这痛苦的一面仅只在最初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占了另一面、叫我高兴的一面的上风。现在我相信她会幸福，也不用为她的命运担心了。这是巨大的快乐的源泉。但是如果认为主要的快慰都在这里，那也想错了。不，个人的感情仍然重要得多：我看到我已经摆脱束缚，完全自由了，我说这话可没有那样的意思，好像我觉得独身生活比家庭生活自由或者轻松。不，如果夫妻之间相互呵护时，无需丝毫勉强，全属自然的流露，如果他们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努力，双方也能相互满意，如果他们互相呵护而又完全无意，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愈亲密，他俩也愈轻松、愈自在。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所以，对我来说，离异便是自由。
　　“由此可见，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所做出的举动，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举动也有高尚的一面，但做出这举动的动力却是我自身天性中希望有利于自己的欲望。因此我才能够做出这些可以说是良好的举动：不动摇，不出尔反尔，不给别人制造无谓的忙乱和烦恼，不背弃本身的责任。这是容易做到的，只要责任跟自己天性中的欲望完全一致。
　　“我上梁赞去了。过了些时候，她叫我回去，说是我在那儿已经不再妨碍她。我知道我还是会妨碍她。据我理解，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看到她认为她感激不尽的人，她会痛苦。她在这一点上是错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她感谢的，因为我那样做主要是为自己，并非为她。她的想法却不一样，她对我怀有热烈的谢忱。这种感情是痛苦的。虽然其中也有令人愉快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只有在谢忱不太强烈时才能压倒痛苦的一面。谢忱一强烈，她心里就感到很沉重的。第二个原因呢——说来又有点难于开口，不过我必须讲讲我的想法——我找出的第二个原因是，从社会条件方面来说，她所处的尴尬的地位令她不快，她为社会方面不肯正式承认她有权占据这个地位而感到痛苦。所以我意识到我在她身边生活会叫她痛苦。我不愿隐瞒，这个新的发现里还有一面，这一面比起我在事发前期所体验过的种种感情更叫我痛苦难忍。我对她依旧怀着深深的好感，我仍然愿意做她的密友。我希望能够这样。当我看到我不该这么想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悲哀，并且个人所能得到的任何利益也抵消不了我这悲哀。可以说，我下定我的决心，我最后下定决。心的唯一原因只是由于爱她，希望她好，完全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但是我对她的关系从来——连最好的时期在内——也没有像这个决心所给予我内心这么大的快乐。这时我是在一种高尚精神的驱使下来行动的，说得更确切些，是高尚的考虑，在这考虑中只有一般的人性法则在起作用，而不必附带靠着个人的特点来加强。我这才感受到那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快乐，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的举动是个高尚人的举动，即任何人——不管是伊凡，还是彼得，不管姓甚名谁，任何人都必定这样做的：如果他感到自己仅只是作为一个人，不是伊凡，也不是彼得，而只是作为一个人，仅仅是作为人——那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快乐啊。这种感情过于有力，升华为这种感情的次数过多时，像我这样的庸夫俗子就承受不了了。但是能偶然地品尝一下它，却是很惬意的。
　　“我的举动中有一个方面无需解释，如果我的对手是别人，那么我的举动就未免太冒失了，可是我让位给他的那个人的性格，再明显不过地证明我做得对。当我去梁赞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还没有互相表白感情；当我最后下定决心的时候，无论对他或者对她我都一点没透露。可是我深深地了解他，我无需向他了解也能知道他的看法。”
　　我在前面说过，我是一字不差地忠实传达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话的。
　　我对您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但是我为了实现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而和您私人通信，您大概很想知道这个跟您毫无关系、专谈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内心生活的通信者是谁吧。我原先是个医科大学生，关于我自己也没有更多可奉告您的了。头些年我住在彼得堡。几天前，我忽然想起去旅行，并在国外给自已找个新的职业。我是在您知道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噩耗的第二天，离开彼得堡的。由于情况特殊，我手头没有护照，只好借用别人的证件，这证件是靠您我的一位共同朋友热心想办法、为我弄到的。他给我证件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委托我在路上办几件事。如果您有机会见到拉赫梅托夫先生，麻烦您告诉他，说委托我办的事都办好了。最近我大概要去德国转转，考察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我身边还有几百卢布，我想玩一玩了。玩够了便找个工作，随便干什么都行。去哪儿找呢？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也能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我非常喜欢这种生活。
　　您很可能乐意赐一回信。但是我不知道一星期后我会在哪里，可能在意大利，可能在英国，可能在布拉格。现在我可以依照自己的幻想来过生活了，不知幻想将把我带往何方。因此您就在信封上写上下述地址：Berlin Friedrichstcasse,20，Agentur vonH．Schwigler，①您的信装入信封后，再放入这个信封里。里面的信封不用写任何地址，只标上数字12345即可，希威格莱经销处就会知道那封信该转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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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德语：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二十号，希威格莱经销处。
　　善解人意的女士，请接受一个与您毫无关系，可是对您无限忠诚的人所表示的深切敬意，他自称为：
　　　　　　　　　　　　　　　　　　　 一个原医科大学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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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一个原医科大学生指洛普霍夫。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阁下：
　　根据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遗愿，我应该向您转达他的看法，并说服您相信：他觉得他的最佳状态就是把位置让给了您。引起这场变化的种种原因，是三年当中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您几乎杜绝去他家做客，因此您跟这一变故完全无关，唯一的原因只是他俩性格不合，后来您还竭力撮合他们，但无济于事，由于这种种原因，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眼下的结局了。显而易见，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决不会认为这结局是由您造成的。说明这点当然毫无必要，不过——多半只是为了走走形式——他还是托我向您说明一下。他无法占有的位置，反正总会有人要占的，别人所以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只是因为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不能占有它。恰恰又是您出现在那个位置上了。按照已故的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的看法，这正是对大家来说最好的结局了。紧握您的手。
　　　　　　　　　　　　　　　　　　　　　　 一个原医科大学生
　　“可是我知道……”
　　怎么回事？一个耳熟的声音……我回头一看，真就是他！就是他，敏感的男读者，前不久被赶走的，那是由于他对艺术性一无所知，真太不光彩了。他又回来啦，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敏感，又在炫耀他知道了什么啦！
　　“啊哈！我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急忙抓起手边最先碰到的一件适用的东西——一块餐巾，因为我刚抄完那个原医科大学生的信，正坐下来吃早饭呐——于是我抓起餐巾堵住他的嘴巴：“呸，你知道就知道吧，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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