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天，韦拉·巴夫洛夫娜喝早茶的时候对丈夫说，她觉得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回答说，的确，他头天夜里睡得不太好，从傍晚起就觉得不舒服，不过没什么关系，就是在郊游中——当然是赛跑和摔跤以后躺在地上的时间长了——得了感冒。他责备自己不在意，但是又劝韦拉·巴夫洛夫娜相信这不算什么病。他照常上班。喝晚茶时他说他似乎全好了，可第二天早晨又说他需要在家休息几日。韦拉·巴夫洛夫娜昨天就已忧心忡忡了，现在更是惶恐不安，她要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请医生。“我自己就是医生呀，必要时，我自己也会治。现在用不着。”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推托道。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非叫他请不可，他就给基尔萨诺夫写了一张字条，说，病倒没什么，他请他来只是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基尔萨诺夫并不着急，他在医院里待到了吃午饭才走，来洛普霍夫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哎，亚历山大，我还是该叫你的，”洛普霍夫说，“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会有，不过我得了肺炎。当然，不找你，我也能治好，但还是请你来看看好。我不能不这样，免得心不安，我可不像你这单身汉啦。”
　　他们长久地互相摸着对方的两胁，基尔萨诺夫又听了听胸部，两人都认为洛普霍夫说得不错：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有，可是肺炎不轻，必须躺它个把星期。洛普霍夫耽误了一点自己的病，可是还不要紧。
　　基尔萨诺夫只好跟韦拉·巴夫洛夫娜长谈了一次，叫她放心。她总算完全相信，他们并没骗她，他的病情大概不仅不危险，并且也不算重。但也只是“大概”而已，哪有那么多绝对有把握的事？
　　从此基尔萨诺夫每天来看病人两次，他俩都明白这病很普通，并不危险。第四天早晨基尔萨诺夫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德米特里没有什么，他挺好。还有三四天不大好受，但是不会比昨天更难过，以后就会逐渐复原了。可是关于您自己，韦拉·巴夫洛夫娜，我想跟您认真谈谈。您这样做很糟糕：为什么天天夜里不睡觉？他完全不需要看护，其实也用不着我。您会损害自己的健康的，这完全没必要，现在您的神经就已经相当病态了。”
　　他开导韦拉·巴夫洛夫娜好久，可是无济于事。她总是说“决不成”、“无论如何不行”和“我自己倒乐意，但是做不到”，就是说，要她夜里去睡觉，把丈夫扔下不管，她做不到，最后，她又说：“您对我讲的这些，他早都对我讲过，而且讲过不止一次，您本来也知道。我要是听您的，当然不如听他的了，这说明我实在做不到。”
　　面对着这样的理由，无可争辩。基尔萨诺夫摇摇头，走了。
　　他晚上九点多来看病人，跟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在病人身边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说：“现在您去休息，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俩请求您。我留在这儿过夜。”
　　韦拉·巴夫洛夫娜觉得不好意思：她自己多少明白点，或者相当清楚地知道，整夜守着病人好像没有必要，而她却要强使基尔萨诺夫这位忙人浪费时间。实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好像用不着吧？……“好像”，谁知道呢？不，不能把亲爱的一个人扔下，可能发生的事少不了。是啊，他总会觉得口渴，也许想喝点儿茶，可是他太明理知趣，不会去叫醒别人，所以就不能不有个人守着他。但是基尔萨诺夫无需留下，她不答应。她说她不离开，因为不太累，她白天休息得多。
　　“那么就请原谅我吧，我还是求您走，坚决求您走。”
　　基尔萨诺夫抓住她的手，差不多是强行拉她回她的房里去了。
　　“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好意思，亚历山大，”病人说道，“你在扮演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你整夜守着个病人，而他的病情根本不需要你这样。可是我很感激你，因为我没法说服她请个看护，既然她不放心让我一人留下，那她把我托给谁都不会放心的。”
　　“托谁照顾你，她都放心不下，我要是没有看出这一点，当然就不会来这里受苦受累了。不过现在我希望她能睡好，因为我是医生，又是你的朋友。”
　　真的，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走到床边，倒头便睡着了。光是三夜不睡还不要紧，光是忧虑也不要紧。但是忧虑再加上几夜不合眼，白天又完全不休息，那可确实很危险。若再有两三个昼夜不睡觉，她一定会比丈夫病得更厉害。
　　基尔萨诺夫还跟病人一起过了三夜。他倒是没受什么累，这当然是由于他看护时满不在乎地睡大觉的缘故，为了防备韦拉看到他这样的满不在乎，他锁上了房门值夜。她也怀疑他值夜时睡觉，可她还是挺放心：要知道他是医生，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睡，什么时候不能睡。她为自己先前总放心不下、总打扰他而感到过意不去。现在他已经不再听她下保证：说什么即使他不在这儿她也一定睡觉。他说：“您有错，韦拉·巴夫洛夫娜，因此您该受罚。我不能相信您。”
　　但是过了四天，她已经看到病人几乎不再是病人，她那不相信人的错误太明显了：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一同玩牌，洛普霍夫已经能半坐起来，而不用躺着了，他说话时嗓子也好起来了。基尔萨诺夫可以停止在睡眠中值夜班了；他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为什么完全忘了我，偏偏忘了我？您跟德米特里还是挺好，他常到您那儿去。可是您在他生病以前好像有半年没来我们家，真是好久没来了。您记得吧，当初我跟您不是也挺要好的吗！”
　　“人都在变化，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也在拼命工作，这是我可以自夸的。我差不多谁家里也不去，没工夫，又懒。我在医院和医学院从九点干到五点，疲劳极了，回去以后，脱下制服，就换睡袍，一点劲都没了；我感到再走动一步也不可能了。友谊固然温馨，可请别生气，穿着睡袍，倒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要更温馨呐。”
　　确实，基尔萨诺夫已经有两年多几乎完全不来洛普霍夫家。读者在他们家的常客中看不到他的名字，就是在稀客中，他也早已成为十分罕见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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