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宴
　　我还记得小时候和我的好朋友科利亚·比比金产生的严重分歧，它几乎导致我们已有两年之久的友谊破裂。他有好几次想说服我跑到美国，去跟印第安人打仗；而我除了“阿别西尼亚”，别的什么也不想听。
　　“第一点，不是‘阿别西尼亚’，而是‘阿比西尼亚①’，”科利亚纠正我道。
　　
　　①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第二点，它既可以写作‘阿别西尼亚’，也可以写作‘阿比西尼亚’。但我认为更正确的写法和念法是‘阿别西尼亚’因为这个词起源于当地人对这个国家古称‘哈别西’，”我像一个学识渊博的真正学者那样反驳道。“我读过一本有关这个遥远国度的小书，对它着了迷。”
　　“不过你干吗恰好挑上了阿比西尼亚呢？”科利亚还不死心。
　　“因为阿比西尼亚，”我回答道，“第一，它是阿姆巴。你知道什么是阿姆巴吗？”
　　他点了点头。
　　“我爸爸说过，阿姆巴的意思就是在玩罗托或买彩票时一下子中两个奖。”
　　我鄙视地笑了起来，对他解释道：
　　“阿姆巴——这是阿比西尼亚的山地高原，它的边缘地带十分陡峭，当地人只能爬着梯子到阿姆巴上去，牲口是用绳子吊上去的。你想想看，这多有趣呀。挑一片谁也上不去的阿姆巴，想法爬上去住，就像住在空中岛屿上一样。咱们俩一人占住一块阿姆巴，隔着深深的峡谷用绳梯把它们连接起来，互相串门玩儿。风在峡谷里刮，绳梯从一边摇到另一边，你看，就这样：过去——过来，过来——过去。”
　　“那印第安人怎么办？”科利亚问道，看来他显然动心了，只是还舍不得印第安人。
　　“在那儿，在阿比西尼亚也有野蛮人和强盗，厉害着哪。你跟他们打呀。”
　　“是啊，这得考虑考虑……”
　　“用不着，你简直想象不到那儿有多棒，”我继续给他打气。“阿比西尼亚——这就是瑞士，甚至比瑞士还棒。阿比西尼亚比瑞士足足大上50倍，美丽好多倍。”
　　“阿比西尼亚是沙海和沼泽上的一个美丽岛屿。阿比西尼亚——这是非洲的屋脊。这是个奇妙的花园。到处是绿树成荫的牧场。甚至不是一个花园，而是几百个，有各式各样的植物。
　　“往低处走，你能看见甘蔗、竹子、棉花、热带水果；往高处去呢，一层是咖啡，再上去就是我们这儿也有的小麦了。你喜欢喝咖啡吧？知道咖啡为什么叫‘咖啡’吗？克法——这是阿比西尼亚的一个省，
　　“那里长着最棒的咖啡树。我们喝的最好的咖啡都是打那儿运来的。那里还生活着河马、鬣狗、豹子和狮子。那儿的鸟多得你都来不及用枪打。
　　“你知不知道，那儿有最棒的钱币。用薄岩盐做的，有半米长呢。这就是他们的一块钱。要是它裂了口，掉了一层，或是敲起来不好听，它就不值一块啦。
　　“他们在路上碰面时就掰下一小块儿盐来请人，就像我们这里请人抽烟一样。把盐吃完，说声谢谢就分手啦。”
　　“可最主要的我还没有跟你说呢。我们到那里能当兵。我敢向你保证，那里9岁的男孩就可以服兵役，给大兵当助手。男孩在前面扛枪，还管擦枪，喂马，喂骡子，要跑好多好多公里的路呢。”
　　科利亚被说服了。他想了一会儿，晃晃脑袋说道：
　　“对，得考虑一下……”
　　科利亚·比比金很快就和父母一起从我们的城市搬走了，而我的愿望则实现了，当然，整整晚了20年。说句老实话，当时连我自己都很快把阿比西尼亚给忘掉了，我迷上了滑雪运动。当我再想起它的时候，我已经是科学院的研究员，是一个有“远大前程”的青年气象学家了。想到它的缘起，是我被邀参加一支到地球上的各点进行气象观测的考察队。
　　就在不久之前，天气预报员的名声还不如蛤蟆呢。“听他们的预报得反着听，”居民们讥刺道。他们说的倒也不全错：气象学经常出错。尽管有全部天气图，有电报互通情况，可到了最后时刻，往往不知打哪儿就冒出几个没有预见到的气旋，把预报全毁了。
　　也就在相对说来还是不久之前，气象学家们决定在天气“产生”的发源地安营扎寨。
　　“您想去哪儿？”人家问我道，“去气旋的老家冰岛，还是去阿比西尼亚？这两个地点的研究员还没定。”
　　“阿比西尼亚，科利亚·比比金。阿姆巴……”我的脑子里一闪念，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当然去阿比西尼亚。”
　　……当我走上红海平坦多沙的珊瑚海岸时，我看到了地平线上宛如一堵墙壁一样的蓝色群山和犬牙交错的银色峰巅，这时，我觉得自己仿佛一下子年轻了20岁，不由大吼一声，把我的同伴们吓了一大跳：
　　“阿姆巴！”
　　我们深入到这个被无数崇山峻岭和海岸挤成一个长条的国家的腹地，全国到处都是丘陵，无数小溪灌溉着它们。丘陵上布满了四季长青的酸梅树。
　　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跟我童年时的想象不一样。但它却的的确确超过了我儿时的梦想。
　　这个国家有比阿姆巴更有趣的东西。然而我现在所注意的已经是我几时很少一顾的东西了：气温、风和气候。而在这方面阿比西尼亚正是一个极为有趣的国家。
　　在它的赤脚的涅古斯-涅古什蒂（王中之王）居住的“首都村”所在的那个角落里，永远四季如春，那里最冷的月份是7月，但比莫斯科的5月还暖和：而最热的月份也比莫斯科的7月要凉爽一点儿。
　　在提格雷高原上夜里能把人冻僵，而往下，也就是往东方，绵延着阿法尔沙漠，那里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方之一。
　　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周期性的降雨，没有这雨就没有埃及全部文明。古代埃及有学问的祭司们并没有想到要揭开尼罗河定期泛滥——洪水把尼罗河流域的土地变得肥沃异常——的真正原因，但他们会巧妙地利用这些洪水，开掘了叫人叹为观止的灌溉网、水坝、水闸，调节贮水。
　　祭司们不知道为什么尼罗河的水一开始是肮脏的绿色，后来又增加了红色色调。他们把这算在了神的帐上。现在我们是知道这些神到底是谁了。印度洋上刮来湿润的风，阿比西尼亚的寒冷高原把这些风冷却，变成了可怕的热带暴雨。就是这些倾盆大雨冲出了深深的峡谷，把山地高原变成七零八碎的块块阿姆巴。洪水在峡谷奔流，带走了腐烂的垃圾、蛆虫、兽粪和腐殖质，就是这些东西使蓝色的尼罗河和尼罗河的支流阿特巴拉河变成了肮脏的绿色。在大雨冲净了这些垃圾，冲垮了密密麻麻的芦苇，把芦苇荡里的泥水一股脑冲走之后，雨水就开始冲刷红色的岩层，于是尼罗河水逐渐变得血一样红。被大雨困在峡谷和谷底的旅人就大难临头了。
　　就这样，我到了阿比西尼亚，坐在山地高原上，在野营帐篷附近抽着烟斗，尽情观赏阿姆巴了。落日余晖下，像仙人掌一样的大戟在燃烧，宛如金碧辉煌的吊灯。帐篷旁边有一片长得像柳树的雪松。
　　从临近的村庄里传来欧洲人听起来不大悦耳的歌声。那里大概在过什么节。我的向导兼挑夫，阿比西尼亚人费多尔是不是在那里耽搁住了？他是到村里给我搞点儿晚饭时吃的东西去了。
　　“他别是加拉酒喝多了吧，”我自语道，觉得肚子里一阵阵饿得发慌。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越来越近的歌声。
　　这就是费多尔，他显然心情颇佳。他是空着双手回来的。我不满地摇摇头，开始用意大利语搀杂着英语责备他什么也没带回来反而灌了一肚子加拉酒。费多尔划着十字向我保证，他只不过稍微尝了尝加拉酒的味儿。至于他为什么什么也没带回来，是因为村长（族里的长者）请我们到他那里吃晚饭。
　　“盛大宴会！”费多尔说着还咂了下嘴唇。他敞着怀，露出坚实的肌肉。费多尔没穿衬衫，他的全身装束就是一条紧紧的裤子和一件披风。只有到了冷天，他才像大多数山地居民一样披上一件皮斗篷。
　　他长着一副巧克力色的长鸭蛋脸，窄窄的鼻梁，一头鬈发，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这些都似乎射出光来。而光源就是这个念头：“盛大宴会”。但我领教过这些隆重的午宴、晚宴，所以要回绝这一邀请。
　　“你去跟村长说，我和我的同事都病了，去不了啦，你给我们带几个烧饼回来就行了。”
　　费多尔开始说服我们接受邀请。他坚持认为我们拒绝邀请会使族长感到不快，而这对我们大大不利，但我还是不答应。这时费多尔意味深长地眨眨眼，说道：
　　“好吧，我现在说一个你不能拒绝的理由。去吃晚饭的还有两个客人。是白人。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
　　我不相信费多尔说的。他这是憋出来想让我们赴宴的点子：费多尔当时作为我们的仆人也长了见识。在阿比西尼亚遇见意大利人或是英国人毫不足奇。他们的殖民地和阿比西尼亚接壤，把王中之王的领土和大海隔开了，也能遇上德国人。但“俄国人”吗？打哪儿能有俄国人到阿比西尼亚来？而费多尔还在赌咒发誓，保证有“俄国人”要来，他是从亚的斯亚贝巴来的，现在住在邻村。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如果费多尔说的是实话，不利用这个机会见见自己的同胞可大蠢了。同时饥饿也坚决不让我安宁。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而且大概足足走过30公里的山路。
　　“好吧，我们去，不过你要是骗我，费多尔，你可小心点儿……”
　　在尖顶的茅草小屋中间的草地上聚了一大群人，因为太阳已经落山，年轻人点起了几大堆篝火，照亮了这幅海拔两千米之上的饮宴图。
　　在一大圈人中间坐着一位脸皮皱皱巴巴，而头发乌黑的老者——阿比西尼亚人几乎没有白头发的。他左首的地方是空着的，在他的右首坐着两位欧洲人：其中一个是个美男子，蓄着一部栗色的大胡子和两撇往下垂的小胡子，而另一个是个头发火红、面色苍白的年轻人。
　　老者——村长兼族长——指指自己身边的空座，让我坐下。我鞠了一躬，在指定位置坐下。我非常想跟那个脸色红润得令人嫉妒、留着栗色大胡须的欧洲人坐在一起，跟他聊聊。但我和他之间坐着我们的好客的主人，而他和所有的阿比西尼亚人一样，出奇地爱说。他叫伊万，或者像他自己说的“伊安”。
　　菜肴还没有“上桌”，主人就先用闲聊招待我们，他主要跟右首的客人说。伊安显然想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学问。他说他非常清楚现在世界上有什么。有阿比西尼亚，还有欧洲和土耳其。欧洲不赖，但不是很好：那里没有王中之王。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得知有个希腊——“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这时，第一道菜“上”来了。两个相当英俊的阿比西尼亚青年抓着犄角拖上来一头牛。牛的腿是捆着的。一个老阿比西尼亚人抄起一把刀子捅到牛脖子上，往地下放了几滴血。然后牛被放倒。一个年轻的阿比西尼亚人拿着一把飞快的弯刀，在活牛的皮上划开一道口子，把一块皮翻起来，从里脊处割下窄窄的一条颤动着的肉来。
　　牛像即将沉没的轮船拉汽笛一样吼叫起来。这种吼叫看来叫伊安听得十分入耳，他的胃口大开，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几个女人抓住那条颤动的肉，把它切成小块，撤上辣椒和盐，卷到饼里，送到赴宴人的嘴边。长着栗色胡须的欧洲人道了声谢，但回绝了给他献上的那一份。他解释说，法律禁止我们欧洲人吃生肉，所以我们得等着吃烤羊羔肉。突然，他用俄语对我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我的同胞。您也别吃这生肉。这些黑人因为吃生肉而饱受大钻虫和绦虫之苦。若不是他们每个月都用当地的一种驱虫植物——苦苏花的花和果——把自己的肠胃清理一遍，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大概早就死于这些寄生虫了。”
　　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忠告，也讨了一块烤小羊肉。我的这位同胞嚼着烤羊羔肉，像一个颇有教养的阿比西尼亚人那样大声地吧唧着嘴巴。
　　说老实话，我可不认为会吧唧嘴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象征。
　　当所有的人都吃得尽兴时，又端上来当地一种劲头很大的费杰酒。伊安让人从酒杯里给他手掌心倒点儿费杰酒，把它喝了下去，证明这种饮料无毒，在此之后，才请客人喝。
　　那道可怜的“菜肴”还在继续哀嗥。吼声打破了田野和山谷的宁静。从邻村开始有客人赶来了。牛的临终哀鸣成了请客人赴宴的号角。客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也加入了活剥生吞牛肉的行列。很快，牛的一半全被剥光。牛的四条腿痉挛地乱蹬着，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此都熟视无睹。只有孩子们对牛的吼叫和垂死挣扎狂喜不已。
　　伊安很快就醉了。他一会儿唱起一首活像饿狼嚎叫的颂神赞美歌，一会儿又不出声地咧开嘴已，不知对着什么偷笑。
　　终于，这令人恶心的宴会结束了。那个“俄国人”起身来，冲我点了下头。我也赶忙学着他的样子站起来。他谢过主人，还跟主人讨那颗牛头要带回去。 ，
　　伊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他吩咐一个年轻人把牛头割下来，但“俄国人”从小伙子手中拿过刀子，自己下开了手，他的动作出奇地干净利落，大家不由全都啧啧连声。倒霉的牛停止了吼叫，很快腿也挺了。
　　我认为我的同胞这样做是出于怜悯，不忍再让那头动物继续遭罪。
　　“来认识一下吧，”他伸手和我告别时说道。“瓦格纳教授。请赏光光临寒舍。就在那儿，看见了吧？”说着，他指了指村边的两个大帐篷，即将燃尽的篝火的微光照亮了它们。
　　我对邀请表示感谢后，我们就分手了。
　　　
　　二、林之死
　　第二天工作一结束，我就去拜访瓦格纳教授。
　　“可以进去吗？”我站在帐篷前问道。
　　“哪一位？有什么事？”有人用德语应道。
　　帐篷的门打开了一点儿，从门缝里露出那个火红头发年轻人的脸。
　　“啊，原来是您哪。快请进，”他说道，“瓦格纳教授此刻正忙着呢，不过他马上就有空了。”
　　于是，这个饶舌的德国人先跟我聊开了。
　　他姓雷舍尔。亨利希·雷舍尔。他是图尔纳教授——一位著名植物学家——的助手。而图尔纳是瓦格纳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他俩——图尔纳和瓦格纳——一起来到非洲。瓦格纳教授是到刚果河流域研究猴子的语言，而图尔纳和阿尔贝特·林还有向导到提格雷省考察。
　　“图尔纳和瓦格纳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分的手，也在那儿约好了见面的地点，”雷舍尔继续讲道。“图尔纳教授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个基地。我就等在那个城里。图尔纳把搜集到的植物给我送去，我把它们制成标本，用显微镜对它们进行研究。瓦格纳教授和图尔纳答应在夏天雨季来临之前回来，您是知道的，雨季一般在七八月间。瓦格纳教授及时回去了——是在6月底。他带回去一大堆行李和几乎整整一座动物园。您是没听见那些猴子叫哇！瓦格纳教授说他在刚果的一座树林里遇见一个探险的英国爵士，爵士不久就死了。瓦格纳教授只好把死者的东西照管起来：他决定把死者的行李和几只猴子交到死者亲戚手中。
　　雨从6月底就断断续续下起来了。要是图尔纳不打算冒被可怕的热带暴雨困在山里的危险，他就该抓紧时间回来了。我们等了他一天又一天，可他始终没有回来。林也没有露面，他是我和图尔纳的联系人，管送采集到的植物。7月过去了。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就连我们那么好的帐篷都禁不起冲刷，漏雨了。但在它里面待着还是比在当地人的房子里好些。大家越来越对图尔纳教授、阿尔贝特·林和向导的命运担忧，难道他们都死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8月初了——一大早我就在瓢泼大雨的哗哗声中隐隐约约听到帐篷的帆布外面有一种既像是呻吟又像是狗叫的声音。
　　您是知道阿比西尼亚城里的街道上有多少狗的。而夜里豺狗和鬣狗也常跑进城来。要知道它们和狗是这个像个大村庄的肮脏城市里仅有的清洁工和防疫员。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又响了起来。我赶紧穿上衣服，走出帐篷。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的身体。
　　这就是阿尔贝特·林，可他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啦！他的衣服被撕扯得破破烂烂，勉强才挂在身上没掉下去。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脑袋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我把林拖到帐篷里。
　　瓦格纳教授什么时候也是不睡觉的，因此他立即听到我的帐篷里好象不对劲。看到伤员之后，瓦格纳教授立即进行急救，想让他苏醒过来。但是，不幸的林的灵魂看来已经升天了。他的力气只够他爬到我们的帐篷门口，瓦格纳教授给他注射了樟脑，想使心脏恢复跳动——可惜劳而无功。
　　“你等等，我怎么也得让你开口！”瓦格纳教授说完跑到自己帐篷的门帘后面，一会儿拿着一支注射器回来了。他给林打了一种什么液体，于是死者睁开了眼睛。‘图尔纳在哪儿？’瓦格纳教授叫道。‘他还活着吗？’‘活着，’林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答道。‘去帮……他……’林又失去了知觉，就连瓦格纳教授也束手无策了。
　　“他失血过多，’瓦格纳教授说，‘就算我们能从猴子身上抽血给他输，也不行了，林的头骨被打……穿了，脑子受了伤。我们恐怕从他口中再掏不出什么来了。唉，他就是再活上5分钟也好哇！那我就能知道我的朋友图尔纳在哪儿了。’
　　“我们埋掉他的尸体吧？’我问道。
　　“当然，’瓦格纳教授回答，‘不过我先得解剖它一下——也许我们从中能得到些情况。帮我把尸体搬到我的实验室去。’
　　尸体很轻，一个人就能把它弄过去，但像拽死狗一样拖死人，未免对死者有点儿不恭。我俩把死者抬过去放到解剖台上。我出去了，瓦格纳教授开始解剖。若是林的父母知道，大概是不会让他解剖的。林的父母都非常迷信。但他们住得很远，而瓦格纳教授……反正他也不会听我的什么劝告而自行其是。
　　直到那天的傍晚我才又见到瓦格纳教授，当时他走出自己的帐篷，从旁边帐篷我们的仓库里拿了个什么罐子，‘您了解到什么了吗？’我问道。
　　“我发现林头骨上的伤口边缘不齐，在他头发上找到一小块淤泥，身上有许多青斑和出血处。林很可能是在哪一条峡谷里遇上了洪水，被这股洪水冲走了。他的身体曾撞在石块和岩壁上。他不知用什么办法从洪水里挣扎出来，爬到了我们这儿。他的身体壮得惊人。头上受了这样的伤之后，他起码又走了好几公里。”
　　“那图尔纳教授呢？”
　　“关于这一点我知道的和您一样多。但林已经说过他还活着，等待着我们的救援呢。我们必须立即赶到提格雷省，去找图尔纳。”
　　“这毫无意义，”我反驳道，“提格雷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亚的一个大省，有成千上万的阿姆巴、成千上万条峡谷，我们上哪儿去找图尔纳？”
　　此刻雷舍尔向我问了一句：“我说得对吧，是不是？”
　　“你们的那位瓦格纳教授，”他继续讲道，“经常犯点儿傻。他激动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想去，尽可留在亚的斯亚贝巴。可我当然得答应跟他一道去啦。就在当天，说得准确些就是晚上，我们埋完林就上路了。我们把已故爵士的所有猴子和行李全留在了亚的斯亚贝巴，两个人轻装上阵。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瓦格纳教授离不了他的实验室。所以他带了一个相当大的帐篷——您已经看到了。而我为自己带的就是这个。”
　　“那你们找的结果如何？”
　　“当然毫无结果啦，”雷舍尔似乎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我觉得他对瓦格纳教授的态度不大友好。
　　“我家里有未婚妻在等着我呢，”雷舍尔不打自招地说道，“可怜的林！他也有个未婚妻。”
　　　
　　三、会说话的大脑
　　就在这时，挡在门口的帆布帘子撩开了一些，瓦格纳教授出现在门口。
　　“您好，”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道。“您干吗坐在这儿？到我那儿去吧。”说完，他拥抱了我一下，领我到他的帐篷里去了。雷舍尔没有跟来。
　　我好奇地打量着瓦格纳教授的野营帐篷实验室。
　　这里的仪器设备说明，瓦格纳教授进行着各种不同学科的科学研究。无线电台和玻璃的、瓷的化学器皿并排放着，显微镜既有光学的，也有电子的。还有好多仪器的名称我也说不上来。
　　“请坐吧，”瓦格纳教授说。他自己也坐到塞在两张摆满仪器的大桌子之间的小桌子前的行军椅上，开始了书写。与此同时他用一只眼珠瞧着我，跟我聊上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我觉得他对我的了解好象要比我对他的了解多得多。他列举了我的一串学术著作，还做了些评论，其中肯与深刻又令我大为惊讶，可从他的专业来讲，他是个生物学家而不是化学家。
　　“请问，您能不能帮我做件事？我觉得我们不久就要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
　　“搅什么？跟谁？”我本想问一声，但忍住没张口。
　　“您已经看到了，”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亨利希·雷舍尔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虽然他狗屁也发明不出来，却是个规规矩矩的分类学家。他是个在科学领域中收集积累原始材料的人，终日碌碌，为未来的天才准备嫁衣而已，而天才的一个想法就能使成千上万至今还是莫名其妙的问题迎刃而解，把部分结合成整体，建立起完整体系。雷舍尔是科学的仆人。但问题并不在于此。各司其职嘛。他就是那个层次的产儿。他是那种自以为是、规规矩矩的德国小市民爹妈的规规矩矩的乖儿子。星期天早上得细声细语地唱赞美诗，午饭之后，喝上一杯按他可敬妈妈的方法煮的咖啡，还要照规矩饭后一支烟儿——抽支雪茄。难道我就没注意到在我解剖林的尸体时他怎么向我翻白眼吗？”说到这儿，瓦格纳教授突然笑了。“幸亏他没看见我后来干了些什么！我不仅开了林的颅，还取出了他的大脑，打算解剖。我从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取出林的大脑之后，我用绷带把他的头包好，然后就跟雷舍尔一道把这具没有脑子的尸体给埋了。雷舍尔在墓前念了祷文，这才一本正经地离开。而我开始研究林的大脑。”
　　在亚的斯亚贝巴找不到冰来保存大脑。当然可以把它泡在酒精里，但我的实验需要完全新鲜的脑子。于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得保证大脑存活，用我发明的一种完全可以替代血液的生理溶液维持它的生命！这样我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拥有一个活脑子。我还从它上面切下薄薄的一层做成显微切片，供其他研究用。最困难的就是给大脑一个‘颅骨’，以保证它不受感染。您会看到，我非常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把脑子放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开始向它输送养料。我给它受伤的部分彻底消了毒，开始医治。根据脑组织开始结疤来看，大脑仍然活着，就像被切下来的手指在人工条件下活着一样。
　　在对大脑进行研究时，我一刻也没忘记我朋友图尔纳教授的命运，不管是死是活，我一定得找到他，于是我就带上林的大脑和我的流动实验室上路了。
　　我有希望找到图尔纳的踪迹。他是在人相当多的地方旅行的。他沿途得在村子里购买食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当地居民口中打听到消息。我和雷舍尔匆匆赶路，几天之后就到了提格雷高原上。
　　一天晚上，我决定对林的大脑进行第一次解剖。就在我拿着解剖刀走到它跟前时，一个想法制止了我。要是脑子活着，它会感到疼痛。我的手术是不是太残酷了点儿？我这不就是要使林的大脑遭到那些在本地居民宴会上被生吞活剥的牛的命运吗？您昨天不也看到那种惨状了吗？
　　我犹豫起来。到了最后，大概还是科学兴趣战胜了恻隐之心。要知道在我手下的毕竟不是个活生生的人，而只不过是一块‘肉’罢了。
　　人道主义者反对活体解剖。然而10只‘饱受折磨’的实验用的兔子不是挽救了上千人的性命吗？还有我们吃的肉呢？
　　管它呢！总之，我又把手术刀凑到脑子跟前，可又停住了。
　　有一个新的，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想法，迫使我谨慎从事，再等一等看，这种想法最终会从下意识的黑渊里浮出来，到达意识的表层。
　　几秒钟之后，我的意识里出现了这一想法：
　　“既然林的大脑还活着，那它不仅仅是只能感到疼痛。思维——是大脑的职能之一。如果林的大脑还能思维会怎样呢？他能想什么呢？能不能想办法知道这一点呢？能不能和大脑建立联系呢？要知道林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图尔纳在哪儿，出了什么事呢。我能不能从林的脑子里掏出这个秘密呢？如果这个实验成功，那就是一箭双雕：既解决了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也许还能拯救我的朋友，”
　　“是阿姆巴吗？”我笑着提示道。
　　瓦格纳教授想了一下，很快也笑着答道：“对，是阿姆巴，不过不是阿比西尼亚的阿姆巴，而是抽彩一抽两中。一举两得。可以指望实验在科学方面得到很多有趣的材料，所以我就狂热地开始了工作。而工作还真不少。应该发明一种和大脑进行交流的方法，它既不能看，也不能听，未必能感觉到什么，这大概比不懂火星人和月球人的语言时就跟他们打交道容易不了多少。
　　我还得告诉您一个秘密：林在‘囫囵个儿’时也不聪明。有一回图尔纳告诉我，林曾经叫吃人生番抓住过，却活着回来了，而和他一起被抓的两个被吃掉了。
　　“这是因为，”图尔纳开玩笑地解释说，“吃人生番们发现林太笨，怕吃掉他后自己被愚笨传染了。生番们吃人不是因为饿，而是想通过吃肉获得被吃的敌人的勇气。”
　　“这样看来，”瓦格纳教授继续说道，“我是在跟一样非常难对付的材料打交道。但困难永远不能阻止我。”
　　在研究中我是这么想的。大脑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化学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射出无线电短波。我在两年前就组装了一台可以接收电波的仪器，用它可以接收大脑进行思维时放出的电波。我甚至还发明了一架可以自动记录波动曲线的仪器。
　　但是，怎样才能把这曲线翻译成人的语言呢？这就非常之困难了。我敢肯定，就是同一个想法，也会因人的心情不同而用完全不同的曲线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应该掌握的既不是全部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单个的词语——应该走另外的途径：跟大脑商定一种字母，编制一份特殊的字母表，大脑在想到某一个字母时，应该产生一种清晰的，不同于其他字母的电波，并在我的仪器上变成可见图形。总之，我找到的是一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徒在不知道狱中暗号的情况下，跟隔壁牢房的犯人通过敲打墙壁而建立联系的方法。
　　但这一切还是后话。首先得确定林的大脑是否能发出电波，换句话说，它是否在进行‘脑力’劳动，还是它的全部生命只在于细胞的生理存活。从理论上讲，大脑应该能进行思维。
　　我制造了一台十分精密的仪器，把它跟大脑联结起来。因为大脑只能发出极为微弱的电波。为了不使它由于在空间传播而变得更弱，我决定尽可能把它所放射出的全部电能统统收集起来。为此我给林的大脑罩上了细金属丝做的网，用导线把它和我的仪器联结到一起。盛着林的大脑的匣子和大地是绝缘的。这台仪器收集到的电波再传给非常灵敏的自动记录仪。一根细针再把变化刻到一条涂着特制清漆的移动电影胶片上。我不过把电影胶片当成普通的记录用材料了。
　　噢，该叫雷舍尔看看我干的这种事！他见到这种亵渎神明的行径一定会愤怒地咆哮起来。”
　　瓦格纳教授不说话了，我急切地望着他，想提个问题，又怕发问会打断他的思路。
　　“是啊，”瓦格纳教授又讲了起来，“仪器接收到电波，针在胶片上根据波动记下了像速记符号一样的曲线。林的大脑在思维。但它到底想的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加了7道封印的秘密。您知道，我的记忆力好得出奇。胶片上记录下的东西现在全在我的脑子里。我把破译这份莫名其妙天书的任务交给了我大脑的左半球，也就是更好的那一半脑筋。”
　　商博良①在着手释解埃及象形文字时，对其所知一点儿不比我多，但他成功了。为什么我就不能破译林大脑的象形文字呢？我想。但它们很久没向我屈服。我还没办法读懂这些象形字，但我已经确定了哪些符号出现了多少次。特别经常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符号：
　　它代表什么意思我还不晓得。但相同符号的重复已经给下一步的工作以某些支点。我望着胶片上曲曲弯弯的线条，想着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①　商博良，1790-1832，法国人，埃及学的创始人，曾制定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基本原则。
　　外部世界再不会给林的大脑造成什么印象。它现在像一个又聋又瞎的人，处于永久的黑暗和寂静之中。但它能在回忆中生活。也许胶片上的这些曲线——是大脑对亲爱的姑娘的回忆……
　　假如我能破译这些曲线，大脑的内部世界——‘灵魂’的最后栖身之处就对我敞开了。
　　这对科学是极为有益的。但我现在求索的不仅仅光是科学目的，还有一个颇为实际的目的：我得问问林的脑子，图尔纳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也就是说，首先得让林的脑子理解我，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大脑进行机械刺激。我打开了‘颅骨’，开始用戴着消毒指套的手指压迫大脑表层，一开始是轻轻一点，然后压得时间长一些。这就相当于一点和一横，换句说就是摩尔斯电报码里的字母‘a’。整个的摩尔斯电码林可能不知道。但‘一点一横’的意思他大概还是知道的。我像拍电报似的断续做了几次，然后就开始教德语字母表的下一个字母。第一堂课让脑子记住a、b、c、d四个字母就相当不少了。”
　　与此同时我也在观察胶片。在上这独特的一课时，胶片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曲线和线条，波幅也规律得多了。我认为这是我的信号已经被大脑接收到。也许它被这种按压吓着了，也许会把这当成自己生病了。不管到底是什么吧——大脑总算有了反应。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反复给大脑上课，直到它意识到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刺激为止。但愿它能理解人家想要它干什么！
　　遗憾的是，我这个非凡的学生是个大笨蛋，图尔纳说的没错。
　　我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让大脑对我的‘一点一横’的按压所发出的信号用电波做个回答——在胶片上有个明显的反应。后来，由于模仿这个或那个字母的信号，或是模仿在受到按压时产生的相应感觉，大脑可能不由自主地获得了用信号向我一个接着一个发出字母信号的能力，这样它就有可能开始和我交谈了。
　　我就不一一列举这一困难重重又极需细致耐心的工作的每一阶段了。我只说一点，那就是我的顽强和发明精神都经受了无数巨大的考验。但耐心和孜孜不倦的辛劳终于战胜了一切。林的大脑最终说话了。
　　几天之后，林的大脑开始重复我发出的字母讯号，也就是说，想这些字母，它发射出固定的电波，在胶片上变成特定的符号。我开始打乱次序‘口授’字母，大脑一点不错地重复了它们。事情办妥了。
　　不过，大脑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它能把字母连成词，理解其意义吗？我‘口授’了一个字‘林’，等着大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它重复一遍。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胶片上显示的信号是：‘我’。林显然是在回答：‘是的，我是林。’这个回答令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在那一瞬间我甚至要认为，吃人生番们不愿意吃林的脑子是大大失算了呢，他的想象力比我预期的要强得多。
　　以后的事就好办一些了。又经过几次实验后，我准备要和它进行交谈了。我不再嫉妒商博良的荣誉，尽管我的成就还无人知晓。
　　我同时一下子又想尽快知道图尔纳的下落，又想知道林的大脑在想什么、感觉如何。然而对活人的关心应该放到首要地位。于是我向大脑提出有关图尔纳的问题。针在胶片上动起来，脑子给我发来了一份电文：‘图尔纳还活着。我们在峡谷遇上热带暴雨。’
　　“在哪儿？’我用手指一点一横地向大脑发报。
　　大脑相当准确地给我指出路线方向，根据它的指点我们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地方。‘向北走到阿杜瓦，快到7公里时往东拐……’这是大致方向。可再……唉，要是林活着，他也许能把我们领到地方。可要是让他说说图尔纳到底在哪儿，他恐怕跟现在一样说不清楚。高高的阿姆巴。陡峭险峻的悬崖峭壁。深深的峡谷……这种描述可、以用于成千上万的阿姆巴和峡谷。
　　我虽然办到了不可能办到的事——在林死后1个星期让他的脑子说话；可还是不能从大脑里得到我所需要的情况。
　　我一连几个钟头地跟它费劲。脑子看来是累了，有好长时间不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倒给我提了个难题：‘我自己这是在哪儿，我出了什么事？怎么这么黑？……’
　　我能跟它说什么呢？林身体的这一部分显然还认为自己的身体还是完整的呢。对林的残余说他早就死了，光剩下一个脑子，我可不敢。也许这个回答会使林的意识震惊，林的脑子承受不住这一事实，会发疯的。所以我就耍了个滑头——以问代答。
　　“‘您现在感觉如何？’我像个医生似的问脑子。于是脑子开始向我‘述说’它的印象。它看不见，听不见。嗅觉和味觉也没有了。它能感受到气温的变化。它经常感到‘头冷’（您知道，阿比西尼亚的夜间往往相当冷，日夜温差能达到30多度。虽然我预先采取了措施，用人工‘头骨’保护它免受外界气温影响，但脑子毕竟能感到气温的波动），脑子还能感觉到我按压它的‘头顶’。它常说：‘有人按我的头顶。’
　　“‘您疼吗？’我问。
　　“‘稍微有点儿。我的腿好象麻了。’
　　“您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么有趣！要知道恰好大脑皮质的顶叶包括控制运动和身体下半截一直到脚尖的感觉神经。这样，我就有可能从控制各种感觉的角度验证一下脑子每一部分的作用。”
　　瓦格纳教授从搁板上拿起一本书，打开之后，让我看一幅插图。
　　“您看，这就是神经中枢图。”我按遍了大脑的所有沟回，问它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了模糊的光，’当我按到视觉中枢时大脑答道。
　　“‘我听见了吵闹声。’这是听觉神经受到刺激时的回答。
　　您要知道，每种神经对不同刺激只做出一种反应：视神经只向大脑传输光觉，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光照、加压和通电——对它进行刺激。其他神经也是如此。我的按压使大脑中枢一会儿觉得见到光，一会儿听到闹声毫不足奇，关键在于我刺激哪一个中枢。这为我的观察打开一个广阔视野。
　　“然而这段时间脑子在想什么呢？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向脑子提出了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它相当乐意回答。‘林’想起了他所遇到的一切（林的脑子始终认为林活着）。
　　“它告诉我，他们——图尔纳、林和向导怎么到的提格雷，怎么决定的下到一条大峡谷里，在哪儿遇上的大暴雨。汹涌的洪水在峡谷里把他们冲走了。有好几次他们在急转弯处撞到石头上，最后他们被带到一条宽阔山谷的一个大水塘。水塘里的芦苇挡住了洪水冲来的垃圾、树枝，甚至还有整棵的树，形成了一个大水坝。他们几个陷进了这个水坝。趁着水坝还没被冲垮，他们还没有被来势更猛的洪水冲走之前，无论如何得离开那里。爬上岸去是不可能的。洪水波涛汹涌，树枝条缠住了人的手和脚。而水还在一直往上涨，漫过了水坝顶。这时图尔纳对自己的同伴喊道，唯一的途径就是爬过水坝跳下去，趁着水还没灌满水坝下游，找个高处逃生。他们就这样做了。克服巨大的困难爬上水坝，从10米高处跳下，他们落到了尖利的石头上。向导摔破了脑袋，被水坝下游的一条小河冲走了，图尔纳摔折了腿，但他克服了巨大困难爬到了岸上，只有林一个人毫发无损。他俩找到了一个座落在阿姆巴上的贫穷的小村子。图尔纳走不了，林一个人去亚的斯亚贝巴求援。他顺利地走完了全程，可就在离城10来公里处有几个强盗袭击了他，把他的头打破了。林从昏迷中醒来之后，居然还有力气走到雷舍尔的门口。他就在那儿摔倒，失去了知觉。然后他苏醒过来，见到了雷舍尔和我，说了几个词就又不省人事了。”
　　“以后又怎么样了呢？”我颇感兴趣地问。
　　“以后，”脑子回答道，“我又恢复了知觉。可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觉得我被捆住手脚扔到了黑牢里。除了回忆我的生活，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在这回忆之中，时光过去了……”
　　我问过林的脑子好几次，让他确切地给我描述一下走到他们遇上暴雨的峡谷的路，但林还是说不清楚，我已经失去了根据脑子的指点找到我朋友的希望。
　　“‘要是我能看见，我就能把您领到那个地方，’脑子说。
　　是呀，它要是能看能听，事情就好办多了。我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脑子只能在眼神经受到刺激时感受到模糊的光，就像我们合上眼皮后眼球受压时好象看到红斑红圈一样。但这不是真正的视觉呀。怎么才能让脑子获得真正的视觉呢？
　　有一个计划让我想了好几个钟头，我想，能不能把林的脑子移植到一头动物的脑腔里呢。这个手术的难度我倒不在乎。只要……找到能放得下林的大脑的脑腔，神经、血管和别的我全可以缝上。所以说整个任务就在于寻找。
　　我在心里把各种动物的脑重量和体积跟林的大脑一一作了比较。林的大脑重1400克。大象的大脑重5000克。唉，对于人脑来说，大象的颅腔太大了点儿。鲸鱼的脑子重2500克。这已经快符合要求了。可我手边又没有鲸。再说，鲸就是到了阿比西尼亚的阿姆巴之间，又能干什么？而其他动物的脑子跟人相比就大小了：马和狮子——600克，牛和大猩猩——450克，其他猿猴还要轻，老虎——只有290克，绵羊——130克，狗——105克。
　　要是一头大象或是马拥有林的大脑就有意思了。那时想必能找到去峡谷的路。遗憾的是这种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这个任务很有意思，也许将来一有机会我就要做做这种手术。
　　“但眼下，我想，我得想办法尽快达到目的才成。于是，我就想出这个来……”
　　瓦格纳教授站起身，走到帐篷里被一块帘子挡住的一个角落，把帘子撩起一角说道：
　　“您是否愿意赏光参观一下我的实验室呢？”
　　这个角落只有从帐篷厚实的帆布透过来的一点光，所以十分昏暗。我看到了放在一只匣子里的大脑，它的外面有一个略微发黄的透明外壳，上面有一个玻璃罩。另外一个匣子里放着一个玻璃缸，玻璃缸盛满一种溶液，缸底有两只大眼珠子。从这对眼球上通出来好多细线。
　　“没认出来吧？”瓦格纳教授笑着间道。“这就是昨天的牛眼。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啦！我把这神经末梢缝到林的大脑的眼神经上。当牛和林的神经长到一起时，林的大脑就又能用牛的一只眼见到光明啦。”
　　“为什么是一只眼？”我问，“难道您光给林的大脑一只眼吗？”
　　“是的，这原因是，我们的视觉比您想象的还要复杂。眼神经不光向大脑传送视觉形象。它还和许多其他神经，尤其是和控制眼肌运动和语言器官运动的神经有关。由于这一复杂性。视觉系统才需要两只眼——任务相当困难。
　　“要知道林的大脑不能控制眼睛的转动，不能使两眼聚焦，所以，它只要能调整一个眼球的焦点就行了。”
　　当然，这不是一种完整的视觉。我得拿着这只眼睛，像举着一盏灯似的往四外照，当脑子认出周围的地形之后，同样以不完整的方式——用摩尔斯电码——进行指点。
　　这样做麻烦当然不少。而雷舍尔只会添麻烦，也许还会把整个事情搞糟。
　　那还成，一个相信灵魂不死的人，突然发现他朋友的灵魂被这样关了起来！
　　所以我决定这样打发雷舍尔。告诉他我也认为再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图尔纳毫无意义，他愿意回国就回国，愿意去别处就去别处，我相信雷舍尔会非常高兴地离开我开路。那时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当然，这还得需要您答应给我帮助。”
　　我非常乐意地同意了。
　　“啊，那就太好了，”瓦格纳教授说道。“我估计天亮之前林的脑子就能看见了。我发明了一种加速组织生长过程的方法。到那时雷舍尔恐怕在忙着收拾离开，而我们则出发去找我的朋友。请您明天一大早就做好出发准备。”
　　　
　　四、不寻常的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瓦格纳教授的帐篷里。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迎接我，只是笑容里带着一丝狡黠之意。
　　“一切有如列车时刻表一样准确，”互相问候之后他说道，“雷舍尔先生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的难过之情，叹了几口气，眨巴两下眼睛，很快就心平气和地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到了半夜，这里就没了他啦。我也没浪费时间，您看吧。”
　　一只大牛眼在脑子的“额头”下望着。它盯住了我，看得我甚至有些恐惧起来。
　　“另外一只眼睛我留作备用，以防万一。它保存在特殊的溶液里，坏不了。”
　　“这只眼能看得见了？”我问。
　　“自然啦，”瓦格纳教授回答说。他迅速在脑子上按了几下（玻璃罩揭开了），然后看着胶片。
　　“您瞧，”瓦格纳教授扭过脸来对我说道，“我问脑子，什么人站在它前面，它相当准确地说出了您的外貌。现在我们可以上路啦。”
　　我们决定彻底轻装，甚至连向导和挑夫也不带。要是他们见到一只牛眼为我们带路，不知该怎么想呢！为了防备在路上遇到当地人，瓦格纳教授巧妙地给盛着脑子的匣子做了伪装，只给眼睛留出一个小孔。记录脑子发出电文的胶片露在外面，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我们是不是正确地按它的指引走路。林没让我们失望：他的视觉记忆十分好。就算脑子不能用语言说出整条路线，但现在它还是成了个不错的向导。能看到熟悉的地方，大概脑子也相当高兴。它非常愿意指引我们。
　　“往前……左拐……再左拐……往下……”
　　我们不无困难地下到一条深深的峡谷里。夏季的暴雨已经过去，谷底也已经没水了。但这里恶臭弥漫，动物的尸体和腐烂的植物散发的气味叫人无法忍受。山里的居民不可能到这里来，他们怕这股难闻的臭味。
　　“这里就是原来的水坝，”脑子发出信号说。10米高的水坝除了在谷底留下点儿垃圾外，什么也不剩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空地上。这里好象是几十条山间河流的汇合处，但只在下雨时才有水漫山遍野地流过来。
　　在我们到达那个村子之前，我们得经过一片植物茂密得令人惊讶的森林，我们只得绕了一个足有好几十公里的大圈。在这样的森林里，就是大象有时也会把牙折断。
　　最后，我们在那个贫穷的阿比西尼亚小村里找到了图尔纳教授，他住的草棚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避雨。幸亏天气暖和，图尔纳没有遭受风寒饥饿之苦。他自我感觉还不错，只是走路还费劲。图尔纳见到瓦格纳教授惊喜交加。
　　“雷舍尔和林在哪儿呢？”
　　好在“林”什么也听不见，瓦格纳教授也就用不着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告诉图尔纳是怎样一个非凡的向导把我们领来的。图尔纳摇了摇头，略一沉吟，笑了：
　　“这只有您，瓦格纳教授，才能想得出来！”说完，他拍了拍朋友的肩膀。“他在哪儿？让我看看他。”
　　当瓦格纳教授揭开匣子，露出从里往外看的牛眼时，图尔纳对它鞠了一躬，而瓦格纳教授给脑子发报转达了图尔纳的致意。
　　“我怎么了？”林的大脑问图尔纳，但图尔纳没法向它解释，它得了什么怪病。
　　这就是全部故事。我们——图尔纳教授、瓦格纳教授和我——一起回到了欧洲。雷舍尔比我们到得早。对不起，我还忘了提我们的另一个旅伴。林的脑子也跟我们一起回来了。我们在柏林和图尔纳教授分了手。临别之际，他保证对任何人也不提起林的大脑这一回事。
　　这个大脑至今大概还活在瓦格纳教授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至少在1个月前我收到的一封信里，瓦格纳教授还写道：
　　
　　“林的脑子问您好。它很健康，而且已经知道林只剩下了一个脑子还活着。这个新闻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叫它吃惊。‘总比什么都不剩强。’这就是脑子的回答。
　　我进行了很多次非常有价值的观察。此外，脑细胞开始生长啦。现在林的大脑一点儿不比鲸鱼的轻。但它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聪明些……”瓦格纳教授就此故事写道：
　　
　　“不仅组织，就是从人体割下的整个器官；都能继续生存甚而生长。科学家们（布朗-塞卡尔、卡雷尔、克拉夫科夫、布留霍年科、切丘林等）已经复活了手指、耳朵、心脏，甚至狗的头颅。在用血液或与血液化学成分相近的所谓生理溶液供养的条件下，组织和器官能存活相当长的时间，组织甚至能活好几年。因此，复活大脑在科学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我怀疑是否能同这样复活的大脑进行交谈。脑和神经在工作时的确产生电磁波。这已从别赫捷列夫、巴甫洛夫和拉扎列夫院士的研究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读’懂这些波。拉扎列夫院士就此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写道：‘我们暂时只能肯定这种波的存在，但还不能确切搞清它们的作用。’如果我能复活林的大脑并与之进行交谈，我会非常高兴，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可能只是一种科学展望而已。
　　　　　　　　　　　　　　　　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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