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挤在“四四车”的前排，欣赏着司机娴熟的技艺。汽车向小木屋驶去。我们的司机在狂风中前进，方向感很强。我在寻思，在家里迎接我们的将是哪个怪人，他曾表现得那么警惕、多疑。我和埃莱娜都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不过，在接着讲下去之前，还是先让我告诉您我是怎样遇到我的女友的吧。
　　我叫邦雅曼，邦雅曼·托隆。如果您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差成什么样子，您就会明白这个名字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①===开我的身体一直在发生蜕变。我生下来就很衰老，疲惫无力，像是属于灭绝种类。我今年38岁，看起来有50岁。我身上附着一具僵尸，他蚕食着我，靠吃我长大。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想从某个商人那儿买一段时间，以制止衰退。我生下来时脸上就有块灰色的胎记，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①邦雅曼（BenJamin）：《圣经》中译作便雅悯，雅各最小的儿子。
　　我是法国中部一个小小的外省人，家境贫寒，上有兄姐。我的童年充满烦恼，令人厌恶。16岁时，我移居巴黎，下决心与我的阶层断绝关系。我是在9月的一天来到巴黎的。居民的风度和众多的建筑使我眼花缭乱，每个十字路口都透出富裕和自由。当时，我发誓再也不回T镇——我父亲是当地地籍处的职员——我在那儿浪费了我的青春，身边皆是平庸之人。我诅咒生我的祖先心胸狭窄，他们惟一的野心是每一代都能在社会阶层的梯子上往上爬一格。我身无分文，独自在巴黎寻找一个能收养我的家庭，让我能得到安慰，忘掉自己的家庭，让它给我带来美好的前程。
　　我应该很快就失望了：首都对我来说过于强大。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我都根本不能征服它。我们这个社会留给穷人干的活，留给仆人、流氓、反抗者干的，没有一种适合我。我只有种激情。在我与时间的搏斗中，书是我惟一的盟友。我喜欢书胜过喜欢人：书已写在纸上，可以随便翻开和合上。一个人。您永远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不能随意安排他。勉强通过中学会考之后，我在文学研究中陷入了困境。这种研究主要是与那些以其才能把我击败的作者进行斗争。我多次作弊，艰难地拿下了学士学位，但面对硕士学位，我后退了。我仍保留着年轻时对印刷品的那种过时的尊敬，渴望在文学上得到荣誉，尽管我根本就没有话要说，没有取得成功的任何才能，但我下定决心永远不回外省的那个洞窟里去，我在那儿默默无闻地生活了太久，我竭尽全力死赖在巴黎。我对付着过了好多年：当过低级小饭店的侍应，当过跑腿的，还替大商场扮过圣诞老人。我给老人推过轮椅，给多嘴多舌的傻大姐当过语法和英语辅导教师。我一开口她们就打呵欠。我给老人院里的寄宿者念新闻，共同评论时事，我总是附和他们的观点。有位妇人，是退休的邮局职员，常出门旅行。她雇我在晚上6点钟去给她的猫梳毛、喂食。我得对它哼一首特别的曲子，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并披着一块纱巾，假装走几个舞步。只有这样，那只猫才肯“呜呜”叫着进食。
　　我也替别人遛狗。有几天我牵着四五只狗。这群狗吵得大地发颤，留下各种各样味浓味淡的纪念。我常常坐在一张长凳上给它们念我写的一些故事或诗歌。假如它们摇尾巴或舔我的手，那就是吉兆。大部分时间，它们互相追咬。嗅着尾部，攀爬着交媾，让街区的小孩们大饱眼福。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狗：它们大庭广众下做着我们偷偷做的事。它们至少会因为是牲畜而得到原谅。
　　我住在十九区一幢破楼的第八层，住在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没有淋浴室，水龙头在平台上。我惟一的奢侈是一天看好几个小时的电视，我开了有线电视，什么节目都看，电影、电视剧，我从这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贪婪得什么都不想漏掉，直到深夜。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有只狗的主人见我在看书，便以为我有些文化，向我请教一个问题。他想写封抗税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帮他写了，他的要求得到重视。从此，对那些街头老人、文盲和法语程度不好的外国人来说，我成了公共作家。我替他们给亲朋好友写信、填表格、在报上发讣告和出生公告。我收费很低，活儿源源不断。我在街区有了点小名气，附近街区的人也来找我。但真正让人放松的是情书：一位55岁的妇女，相信找到了她18岁时的未婚夫，请我用华丽的语言表达她激动的心情。我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信应该写得很成功，因为又有很多人要我写，于是我调整了策略，后来大获成功。我负责给遭到拒绝的情人、分离的夫妻和不幸的求婚者写信，强迫自己要做到两点：一是有特色，二是要更新。于是，我形成习惯，到我研究过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去翻找：从甲这里借些恭维活，从乙那里抄些献媚的话，再从丁那里找些编得很巧妙的俏皮话。我到处收集文章，用感情、得体的谎言和让人听了高兴的虚情假意的话来换取几个小钱。每种情景，不管是交友、求婚，还是断交，我都设计了一封标准信。我像把钻石镶进珠宝里面一样，把波德莱尔的诗和普鲁斯特的句子改头换面，塞进信中，并稍加修改，让它适合情景。我的顾客们看不出什么，只见信中的热情。如果夫妻俩分别来求助，我得格外小心，不要把已给丈夫写的东西又写给妻子。男男女女前来咨询，向我倾诉心声。我这个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成了戴绿帽子的丈夫和被女人抛弃的男人的保护神。我对动物的爱使他们对我更加信任。他们感谢我用语言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打动了犹豫不决的年轻女人，感动了发怒的丈夫和受骗的未婚夫。为了装出激动、热情和后悔的样子，我不惜陈词滥调，不怕庸俗乏味，对某些人来说是陈旧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耳目一新。
　　于是，我名声在外，越来越响，传出了小圈子。有个出版商来找我，极为秘密地给了我如下建议：冒维克多·雨果之名，写一部仿作，公开出版，就像几年前有人抛出儒勒·凡尔纳的一部未出版过的著作一样。他给我提供了情节：拿破仑时代一个近卫队老兵在俄罗斯战场上败退，历尽艰险穿越欧洲，复辟时期在法国被囚，后来参加过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他死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政变那天。我得精心炮制仿作，要骗过最有经验的专家。至于出版商，他将负责司法事务，可能的话还要和雨果的遗产继承人打官司。我得像连续仿塞尚或马蒂斯的那些画家一样，完全沉浸在雨果的文笔之中，获取他的灵感和情感，让我写的东西似乎出自他的笔下。还得找一个擅长改装的人，这个人将准备一份二手手稿，声称是一个第三者于1887年根据原稿抄写的。原稿曾经丢失，后来偶然在根西岛一座屋子的地窖里找到。雨果在根西岛流放过。
　　出版商和我没有签署任何合同：他通过邮箱与我联系。工资先付一半，写完后再付另一半。稿子最后将由一个熟读雨果的行家一行一行地严格检查。那个行家是中学毕业班的一位教师，他想干完月末的几天。而且，巧得让人难以置信，他后来将参加专家小组，负责鉴定作品的真伪。如果可能的话，全部稿子必须在半年内交清。要是有困难，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小组的全部人马每月一次在克利希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后厅聚集。出版商委托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改写古典作品，那家伙身短臂长，衣着讲究，模样可笑。他有两个任务：第一是压缩19世纪的名着，把它们削减到150页左右，那是最理想的篇幅，再长，现在的读者就受不了了；第二是把它们弄得轻松点，删去古老的东西，把它们译成现代法语，明朗一些，不要拖泥带水。他已处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幻灭》也被压缩成一本小册子。您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职业压缩名着的家伙嫌恶巴尔扎克，把巴尔扎克当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很不适当地受到后人过分的褒奖。他曾写信给法兰西学士院，有根有据地要求把《人间喜剧》的作者从文学教科书中拿下来。他作为证人参加我们的会议，因为他打算马上就向维克多·雨果发起进攻，给《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减减肥”。在这个难对付的判官看来，雨果毫无疑问也属于沽名钓誉者之列。
　　我在大师的书上历尽艰辛，就像巨人身上的一只昆虫。限期到了，我交了稿。那个文学教授一行一行仔细检查，作出评判。他认为稿子比原着差多了，并挑出了百来个错误。我犯了大错，尤其是在思维方式上，我采用“回顾法”，把我们这个世纪才有的一些创意和用词，强加给雨果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只要被发现有一点不像，整个计划就会“流产”。我全部重写，尤其注意指出来的那些问题。我调整了不少段落，以我自己的方式修改了结尾。我的结尾很精彩，许多人都喜欢。我几乎可以肯定，以后的活将源源不断。稿子交给了伪造者，让他再手抄一追，变成当时的模样。他首先把纸张弄旧，让它受潮发霉，然后用特殊的墨水和古式的羽毛笔书写。为了加强效果，以假乱真，他把百来页纸让田鼠噬咬。在一个化学家的帮助下，我们的造假者大功告成，“制造”出十来页古籍，谁也分辨不出真假。但有人告密，事情给搅“黄”了。一天上午，我从克利希广场的地铁站出来，发现咖啡馆的平地前停着一辆警车。我本能地意识到警方怀疑我们了。
　　我拔腿就溜。剩下的钱没能拿到，我沮丧极了。那天他们应该用现金付我报酬的。我希望出版商的记事本上没有留下我的名字。
　　我在家中躲了几个星期，天黑了才敢外出，害怕穿制服的人闯进来。我重操旧业，给人代写书信，赚点小钱。尽管我毫无自己的风格，我仍不放弃当小说家的梦想，加人越来越庞大的作家行列。在巴黎，作家越来越多，但读者却越来越少。这时，有人要我替他整理藏书，并加以分类。这个人的藏书极为丰富，差不多有5万册。书堆在诺曼底乡间的一座屋子里，整整4个房间。我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搞了一个月，才整理到D（书按字母顺序排列）。书的海洋把我淹没了，各种开本、各个时期的初版书、袖珍版应有尽有。于是，我知难而退。但闯入这浩瀚无边的巨大书海，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图书馆是深不可测的大公墓，为什么不让它们为活人服务呢？为什么不让死人复活，去剽窃那些谁也不会去查阅的可爱而珍贵的纪念品呢？
　　您想想，几千本书搁浅在书架上，就像海难中的残骸：它们被人遗忘了。要是消失，它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书太多了。这些文字的坟墓，永远被包围在寂静中。于是，我决定让它们循环起来，并以此为己任。既然一切都写好了，何必重写，寻找新观点呢？重新抄一遍就得了，把它们糅在一起。一句话，使用它们。我的办法如下（这个办法也是从古代某个陌生的抄写者那儿偷来的）：我从过去的大小作家那里取我所需，弄成我自己的作品。我前往图书馆，用本子抄下描写场景的句子和比喻，然后把素材按内容分类：月光、争吵、谋杀、春天的早晨、下雨的日子、爱情的拥抱，等等。我把这所有的一切都存在电脑里面，准备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提取新的东西，使之和谐。我十分谨慎，一般来说，我从每个作者那里最多只偷一两个词组、一个词及其修饰语。我并没有盗窃，而是小偷小摸，其程度之微，别人根本发现不了。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诈骗。我就这样逃避追踪。如果有探员来查，他发现不了任何痕迹。
　　此外，我绝对服从一个原则：只偷死人的。活人们太敏感了。他们觉得自己放的屁也是香的。他们嗅觉灵敏，要是别人抄袭他们的东西，十有八九会被他们发现。他们以为自己是作品的主人，这太天真了！我不想让一大批律师跟在我屁股后面。而且，我避开大家过于熟悉的词组，说不定它会引起哪个文人的猜疑。我的剽窃非常小心。我在作品中拦路抢劫，俨然像个高手。我把从各处抄来的几千个词句塞进我的文字中，然后加以润色。我耐心地加以修饰，使之通顺。我把别人的句子插入我的句子当中，有时，我自己写出的句子，天哪，甚至比一般人写的还要好。数百处剽窃的痕迹散乱在书中，哪怕是最疯狂的警察也找不出来。要查出我从何处借鉴而来，他得花上几个月，甚至穷其一生，在世界文学作品中海底捞针。
　　就这样，我这个吸血鬼取代了苏醒者：古典作家们尘封在书架上，最后将逐渐消失。我把他们发掘了出来，救他们于炼狱之中。他们有过自己的辉煌，现在轮到我来享受了。我没有剽窃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使我名声大振，声誉鹊起。我的掠夺是一种爱的表现，他们通过我，生命得以延续，就像死去的人继续活在吃他们的食人者身上一样。
　　大夫啊，剽窃不仅仅是我的写作方式，也是我生活的基调。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借来之人，一头似狼又似狗的小獾，像那些会说多种语言的鸟，所有的歌它们都能模仿，但没有自己的歌。我遇到谁模仿谁，雁过拔毛。就是现在，在我跟您说话的当儿，我也在模仿您的举止，模仿您倾听和站立的方式。我的脸也同样，是我偷来的，所以我才把它遮住。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想成为他人，体验别人的生活，认识别人的内心。我是一条河，很想贴着河床蜿蜒而行。
　　而且，我并不是在模仿，“模仿”这个词太轻了。我热情地依附在别人身上，消失在别人身上。您听过变色龙的故事吧！把变色龙放在苏格兰格子花呢长巾上，几秒钟后，它就会突然变色，它身不由己，无法自由选择颜色。我就是这样认为：一遇到让我感兴趣的人，我就扑过去，惟妙惟肖地复制它。这是我成为他人的惟一办法。
　　这时，我想根据我读过的书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独一无二，因为它与作者毫无关系。夸张地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创作了这本书。因为我把别人各种各样的词语连在一起，给了它们以崭新的意义。但我写下的每一行宇都流淌着被盗作家的血。一年后，我完成这项工作。我在稿子上署了一个笔名：邦雅曼·诺莱施。书中写了一个像您一样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不断听到Schnorrer（这是意第绪语①，意为“寄生虫”）玩弄文字游戏。奇怪的是，稿子马上就被左岸②的一家小出版社接受了：出版商告诉我，略作删节即可出版。我同意了。看到他删去梅里美、左拉、狄更斯和狄德罗所写的段落，我不禁哑然失笑。您相不相信，这本书还真的得到了小小的成功。您也许在书店里看到过，书名叫《撒旦的眼泪》，它获得了巴黎城市奖。汝看到过？您不看新书吗？评论总的来说还是以肯定为主。我极为巧妙地把盗来的素材加以修饰，从这里塞到那里，从那里塞到这里，谁也发现不了剽窃的蛛丝马迹。我的这种拼凑艺术得到了大家的赞扬，人们说我以一种“引起反响的文笔”概括了本世纪的文学史。有的赞扬文章使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沿着四肢流淌，就像是一种抚摸。我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通过小门进入了文学舞台。
　　
　　①意第绪语：东欧和美国犹太人用的语言。
　　②左岸：指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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