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抛锚时,我刚拧亮车内顶灯,对着化妆镜察看左眼角出现的皱纹。拐弯时,埃莱娜踩了刹车。防滑链松了。我惊叫一声,车子已横在路中,陷入一个由风吹积而成的雪堆里。当时是晚上7点,天黑了,雪下得很大。
我们从瑞士一个著名的滑雪胜地度假回来。不过我讨厌高山和医生,更讨厌寒冷;那刺骨的寒冷简直要把你割成几段。但埃莱娜关心我的锻炼,非要让我学会这项运动,她想给我展示阿尔卑斯山的宏伟。那些好像被撕裂的山峰,其傲慢的矿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石头像法官一样,冷酷无情。它们的山峰总那么高,那么尖。这整座山就是为惩罚人侮辱人而存在的。一周来,我忍受着严寒。当时是1月底。我穿得严严实实,就像个宇航员,投身于结着薄冰的滑雪道中。那起伏不平的道路使我胆战心惊。晚上,我疲惫不堪地回到旅馆,大腿伤了,脸和鼻子红红的,手指生了冻疮,不能动弹。埃莱娜却刚好相反,她欣喜若狂。暴风雪、急剧的温差和令人眩晕的障碍物,这些大部分人都感到痛苦的东西使她兴高采烈。她几乎不睡觉,早上9点钟就开始滑雪,动作优美地下山,扬起一团团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白色雪雾。晚上,她还想去迪斯科舞厅去扭扭。高海拔使她兴奋。她恳求我说:“让我陶醉于此地的雄伟吧!你是在瑞士,一个充满母爱的民族,它是欧洲的乳房,四周流蜜、流奶、流巧克力。在此养精蓄锐吧!”我没试过要反对她。但一个星期后,清纯的空气和壮丽的高山使我头晕脑胀,我甚至连雪橇的铃声也忍受不了。我求她收拾行李下山,到更加好客的平原上去。
埃莱娜开了她的车来,我没有反对。我不开车。那是一辆漂亮的车子,镀了铬,很花哨,车身线条流畅,马力很大,是辆德国车,软皮座椅,胡桃木车身,疾行如飞。埃莱娜又加了一些配件。我半闭着眼睛,躺在座位上,望着路边闪光的风景,舒适得就像在邮轮的船舱里一般。马达的隆隆声使我昏昏欲睡。那天,我们没有直接回巴黎,而是在闲逛。尽管天气不好,我们还是在洛桑琳琅满目的玻璃橱窗前流连了一阵,参观了一个小教堂和一家博物馆。埃莱娜不甘心离开她所热爱的瑞士,她小时候曾在那儿上过学。莱芒湖像个绿色的大水塘,淹没了阿尔卑斯山,只有一只海鸥飞掠过湖面,形成一个亮点。下午,埃莱娜心血来潮,离开高速公路,拐向汝拉山峰。她一定要走那条布满灌木丛的道路,过足度假瘾。我随她的便。这是我们之间的习惯。埃莱娜管生活琐事,但其他事也管。我们晒黑了,像滑雪者一样,也许是人为的,或者不如说被太阳烤焦了。戴眼镜的地方有两个白圈,脸颊是淡紫色的。我们在车尾厢带了满满的一手提箱氧气回去,埃莱娜打算在巴黎少量少量地吸。
我回想起铅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口水塘,像一块黑色的石板。阳光有时穿透云层,投下一道珠色的光芒。紧接着,雪马上就下了起来。埃莱娜不管这恶劣的天气,把车开得飞快,收音机开得很响,吉米·亨得里克斯、柯底斯·梅菲尔德、约翰-李·霍克的音量,这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她在方向盘上打着拍于,重复着副歌。
埃莱娜醉心于两样东西:美国的黑人音乐,用临时接上的口述录音机录下对话;重新听自己说的话,收听自动系统的节目、进餐期间播放的荒诞节目或让她捧腹大笑的庆典。汽车越过障碍物,把道路变成了一张橡胶垫。我缩在我的软垫长椅上,眼前飘着雪花,尽管声音嘈杂,我还是昏昏欲睡。埃莱娜调低音量,请我留意边境的特点,在这气氛紧张的连接地带,一种文化出现了,另一种文化变得朦胧了。我反驳她说,在这白茫茫的鹅毛大雪中,哪能分得清什么国家,冬天里没有国家之说。在一个加油站里,一个似乎被冷藏的加油工卖给我们几条防滑链,建议我们往回走,小心为妙。埃莱娜嘲笑他,我欣赏她的勇敢。瑞士和法国之间的海关关闭了。那是一幢精心布置的普通建筑,木制的百叶窗是蓝色的。路很斜,弯道一个接着一个,而且越来越陡。巨大的冷杉像幽灵一般围着我们,就像一排衣袖满是灰尘的士兵。我讨厌这些群居的树木,它们像狼一样只能集体行动。雪把景物划成一道一道的,在光束中飞舞,仪表板很快就被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雪雾中出现了指示牌,及时告诉我们界标、方向和村名。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我们迷路了,我们在瞎走。
尽管灯光强烈,但白色的车灯仍无法穿透浓雾。一片牛奶似的雾海使天地变了样,弯道不清,甚至道路的轮廓也变得模模糊糊。刮雨器沉重不堪,发出尖叫,无法刮净挡风玻璃。尽管有防滑链,车轮还是几次打滑。埃莱娜艰难地把着方向,我们歪歪扭扭地前进。假如有一辆车迎面而来,我真不敢想像会出什么事。我建议往回走,埃莱娜说我是胆小鬼。这说法使我放心了。但那辆豪华的铁马在路边吃力地爬着,就像一辆两马力的普通车。终于,它精疲力竭了,斜滑偏驶,停下来不动了。埃莱娜试图重新发动车子,但无济于事,我们的座驾不理不睬。我们被封住了。她走出车子,在雪中跳起舞来,抓了一把雪,捏紧,朝我扔来:“邦雅曼,我们要在这暴风雪当中过夜了。太好了!”
山峰的活力仍影响着埃莱娜,她真让人喜欢。她唤来痛苦,对它进行蔑视。我再次借着车顶灯的微光仔细察看我的眼睛。毫无疑问,这皱纹昨天晚上还没有,是今天白天才长出来的。生活已在我的皮肤上刻下新的痕迹。现在,想起要在这汽车里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我便感到恐惧。我得不顾一切地睡觉,消去这难看的皱纹。狂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高山像一件短上衣,围在我们四周。
埃莱娜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劝我去找人帮忙。吉米·亨得里克斯和他那一连串悦耳的歌曲已帮不了我们什么大忙。我严严实实地穿着翻毛高脚皮鞋和厚厚的滑雪运动衫,带了一些饼干和一把几乎照不到脚的手电筒。埃莱娜在暖暖的车中等待我:油箱满满的,发动机还能转几个小时。我钻进夜幕之中,寒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后悔拒绝了埃莱娜的建议,她说要代我去,并说要男人去冒险这种惯例真是荒谬。说到底,是她让我们陷入这困境当中的。她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固执,希望出意外。雪可不温柔,它像玻璃一样割人,每片雪花都是一把要刺我的匕首,在融化之前要烫一烫人。
夜幕重重,树木深受折磨,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我从未挑战过任何危险,生活的艰险已足以使我心惊胆战。我艰难地前进,风吹割着我,左右开弓击打着我的脸,让我暖和。我试图沿着路边那一溜产树脂的黑魆魆的大树前行。它们对我很照应,就像是穿着制服的侍者,默默地端着盒子:他们的任务是接雪。有时,一阵狂风吹来,摇动着树枝,一堆堆白色的粉末乱七八糟地落下来。我低声唱着歌,给自己壮胆,轻得几乎都听不见。惟一能听见的,除了水似的冰凌声还是冰凌声。
过了一会,我习惯了黑暗,发现左边的林下灌木丛中有一条车子似乎能通过的小路,我钻了进去。我陷人树底下厚厚的雪堆之中。几分钟后,我出汗了,气喘吁吁。我跌跌撞撞走了好几分钟。岩石出现在树缝当中,还有冰冻得格外坚硬的墓碑。我陷入了这片白茫茫的冰雪当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将消失在某条沟壑当中,受到野兽的攻击。哪个傻瓜敢肯定地球会重新暖起来?雪减轻了脚步声,使这世界变得静悄悄的。最后,我相信看到远处有一道微光,但马上又消失了,我跑过去,路上摔倒了两三次。当我渐渐地靠近时,我分辨出一座木屋的轮廓,若隐若现,只有两层,一个窗户透出一道微光。我用手电筒打着悲怆的信号。我爬上刚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几个台阶,把门敲得“咚咚”响。
“请问,有人吗?帮帮我,我迷路了!”
没有任何回答。我退了几步,继续大声喊叫。我曾看见二楼那亮着的惟一的灯光现在熄灭了。门上既没有钟,也没有门铃和门环。我沿着屋子黑乎乎的外墙,歇斯底里地叫道:“帮帮我,我和太太在路上抛锚了,求求您了!”
我的话有气无力,刚说出来就被狂风堵了回去。一定有人在屋里偷窥,不给我开门。我像蜘蛛一样触摸着墙,试图弄清房间的位置。我嗅着空气,想闻到人类存在的气息。我在每个窗前都踮着脚尖,但百叶窗拉下了,我什么都看不清。我双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让自己变得更有说服力。我没有省略任何细节,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年龄和埃莱娜的年龄。我甚至把汽车的特征和车牌号码也说了出来。我想绝对向他们证明,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半夜三更对着一座寂无声响的屋子说话,那种感觉真是奇特。
这自言自语把我自己都弄害怕了,我停下来,心里诅咒着屋主的自私。他看见了我,却躲了起来。我被冻得浑身发抖,垂头丧气。我艰难地寻找大路,沿着自己尚未被覆盖的脚印往回走,我加快脚步,让埃莱娜独自留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我感到很担心。还是那些可怕的冷杉,披着雪白的皮毛,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像守着一个秘密。我再也迈不动腿了,滑雪滑得我两腿酸痛,现在又感觉到了。这个小插曲将用尽我剩下的那一点儿体力。没有比度假更累人了,也许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雪花扑向我,就像疯狂的昆虫,它们织着密密的网,我在其中几乎喘不过气来。终于,我找到了像戴着风帽一样的汽车,两盏车灯艰难地穿透黑暗。埃莱娜一看见我就按响了喇叭。我的头发眉毛一片白,就像一个消失在大浮冰中的探险家。她急死了,后悔让我一个人去。我把结果告诉了她,她感到很不安。还有更严重的呢:由于寒冷,发动机无力,一小时后就将熄火。温度下降得很快。我们将在一块冰冷的裹尸布底下消失。得等待扫雪机的到来,我们得靠几个水果和几块饼干为生。埃莱娜道歉说惹了麻烦,答应送我一个礼物作补偿:想到巴哈马去过上一周吗?我们淹没在一种疯狂飞舞、棉絮似的东西之中,准备整理过夜的地方。惟一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我们的汽车很坚固。埃莱娜放低座椅,用袋子弄了两个枕头。她已用毯子把我裹起来,正准备分那一点点蛋糕。突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越来越暗的车灯前。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的样子,一张脸已贴在驾驶座那边的车窗玻璃上,把堆积在那儿的雪都融化了。埃莱娜大叫一声,蛋糕也掉了。两只眼睛在盯着我们,贴在玻璃上的那半边脸肉乎乎的,十分苍白。这双眼睛从埃莱娜身上移到我身上,贪婪地盯着我们。一个声音从这张可怕的脸上发出:
“对不起,让你们害怕了。我住在你们刚才去过的木屋里。”
我们的来访者不得不提高声音。他用手示意我们放低下车窗玻璃,以便能听见他说的话。埃莱娜把窗开了一条缝,没有开车门。
“请理解我,我们提防转来转去不怀好意的人。我想小心为妙。”
这些话是用一种粗暴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来的。埃莱娜放心了一半,把窗降低了一格。
“您是说您跟着我丈夫一直跟到这里?”
(我和埃莱娜约好,旅行期间我们以丈夫和妻子相称,尽管我们还没有结婚。)很难看清跟我们说话的那个人的模样。一顶风雪帽遮去了他的半边脸,我只看见两片厚厚的嘴唇和挂着雪花的胡须。他礼貌而冷漠,回话简短。他把车停在弯道后几米高的地方。他闭着车灯,开着“罗弗尔山”默默地跟着我。与其说是他还不如说是他的主人想殷勤地接待我们,他不过是个干粗活的人。我们没有犹豫太久:夜似乎很漫长,我的骨头都差不多冻酥了。风在汽车四周呼啸。我们下了车。我们的救星确实很矮小,几乎是个侏儒。他的身材使我们放下心来。他的举动看起来也许很怪,但他至少把我们拖出了困境。他替我们提了一些行李,又帮我们把车子推到路边,免得被别的车辆撞上。这粗汉很结实。他沉着脸,要我们登上他的“四四车①”,然后坐在对他来说太大的方向盘前。我们是暴风雪中的遇难者,伴随着一只几乎不会说话的奇怪的夜鸟。我们这个脾气不好的恩人一言不发,把车一直开到木屋,好像帮助人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似的。他说话之简练使我大为震惊。“看起来很倔。”埃莱娜紧缩着靠在我身上,轻声对我说。躲过了麻烦,我们感到一阵轻松。命运又一次朝我们露出了微笑。我们俩梦想着烧得旺旺的火、热乎乎的晚餐和软绵绵的床。
①四四车:车头车尾都是四个轮子的车,善爬坡,防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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