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无事。车至德州，因有兵车耽搁，直到第四日中午才到天津。伯坚只有两件随身行李，临时变计，不在新站转车，欲在天津住一天，看个朋友，明日再搭下午快车赴京，对元荪说：“夜来可到日租界德义楼相访，老弟与令伯大人多年未见，如无闲空，到京再见也可，不必勉强。”元荪随口应了。火车抵站，伯坚唤来脚夫，将二人行李搬出站去。元荪去取了行李牌子，伯坚雇来两辆马车，将钱开发，复与元荪殷殷握别，各乘一辆往租界中驶去。
　　元荪伯父益甫住在日租界平和里，元荪北上以前曾早有信禀告，并无回音。元荪因伯父对己素极器重，当是年高，懒得动笔，想起父亲在日二老友爱情景，只惜伯父服官多年，两袖清风，堂兄侄辈事情虽好，对于老人多是虚应故事，加以嗜好甚多，各人置有两三处外家，收入虽多，用得更多，依旧当年大少爷荒唐神气，老是亏空，以致伯父以七旬高年，犹在同乡亲友家中教馆，以充零用，使晚景充裕，自己何致辍学谋生？听说父亲去世时，伯父在津闻得噩耗，一恸几绝，此去见面不知如何伤心呢。一路悲思，也无心浏览街中景物。新站去旭街本远，马车走了个把钟头才行到达。
　　这时益甫所生诸子只长子少章一人存在，余均早死，孙男女却有十多个，全家住着一所三楼三底的房子。少章前清就捐了知县，人民国后，仗着一个同乡亲戚孙伯岳相助，保了县知事，分发山西，彼时山西巡按使是金道坚，后任督军是阎锡山，均与孙家有交情。少章连署了两次肥缺，均没弄好。少章长子雄飞虽也纨袴出身，却比乃父能干，天性也还好，只是爱嫖，好色如命，饶有父风，常年红着一双色眼，年才三十多岁，已娶了一妻二妾。虽然荒唐，天性却厚，全家二十多口仰事俯蓄，俱他一人担负，不似乃父枉任肥缺，终年不寄分文。这时任着孙家独资开设的隆裕煤矿的经理，每日花天酒地，不常在家，亏空也不在小数。
　　平和里是个小弄堂，一边通着旭街，一边通着日本花园，马车开不进去。元荪知道伯父家在二号，没多少路，车一到便跳下来，正要进去唤人帮拿行李，忽见路北一家大门里连说带笑走出三个少年男女，定睛一看，正是少章的三子雄图、四女蓉仙和雄飞之妻黄氏，未即开口，雄图等已先叫应，齐喊“二叔”，上前请安，争问：“二叔几时来的？”“怎这时才到？”一面回向门里喊出仆人，将车上行李搬进。元荪又给了马车夫两角酒钱，打发自去，然后同往里走。进门问雄图：“爷爷在家么？”蓉仙刚抢口答说：
　　“爷爷刚由孙家回来，前天还提起么奶奶和二叔呢。”语声才住，忽听头上有一老人口音唤着元荪的乳名道：“蜀生来了么？怎连信都不来一封？路上没受到热么？”元荪抬头一看，伯父益甫白发飘萧，手扶楼栏向下说话，未句尾音已带着一点哽咽，不禁心里一酸，忙喊一声“伯伯”，方要拜倒，益甫忙唤：“蜀生，快上楼来再说吧。”随即转身走进。元荪方想伯父怎会不知己来？难道信未接到？忽瞥见蓉仙和雄图低语了两句，雄图便跑近前来悄告道：“爷爷近来的脾气暴些，二叔两次来信说要北上，爹爹因爷爷一提起么爷爷就伤心，没敢给他。二叔见了爷爷莫说来信的话。”元苏觉着奇怪，随口含糊应了。
　　上到楼梯中间，益甫已在楼口扶梯下望，元荪抢步上走，刚一跪倒，未容开口，伯侄二人便相向痛哭起来。元荪叩了几个头，将益甫扶进房去。下人绞了手中，侄男女辈闻得元荪到来，齐来叩见，侍立于侧。益甫令元荪坐下，一面命人备饭，随问元荪父亲过世时情形以及目前家境，因何北上？事前怎无信来？元有不便明言嫂氏不良，只说父亲身后萧条，家累太重，长兄一人无力负担，预算最多只能支持三五个月，母亲见来日大难，常时愁急，恰值北京姊姊来信，令北上谋事，以便减轻家累，行前一月也曾有信禀告，许是途中遗落也未可知。益甫问：“信挂号也未？”元苏因上楼时雄图曾经嘱咐，又在伯父身后连使眼色，略微迟疑了一下，答说：“没有。”益甫虽然年老，最是明察，便问旁立孙男女辈：“你二叔有信来，哪个将它藏起，快说！”雄图知瞒不过，见弟妹们面面相觑，只得吞吞吐吐、恭身禀告道：“二叔来信那天，爷爷正想起么爷爷伤心，爹爹怕爷爷看信难过，打算过两天再拿上来，后来不知怎的就找不见了。”益甫立时把脸一沉，冷笑道：“多谢他的好意，只他不叫我伤心就够了。”
　　雄图已看出神色不妙，不敢答言，恰值下人端了蛋炒饭来与元荪用，正想抽空溜出，益甫突喝道：“图孙到哪里去？还不打个电话到孙家，把你那老子给我喊回来。你二叔远来，也不给他安排住处，守在这屋则甚？我还有多少话说，直在这里打岔，只留蓉儿一人，下余都给我走！”雄图诺诺连声，率众同退去讫。元荪草草吃完，伯侄二人重叙家常。益甫虽极期爱元荪，觉着年未及冠，不应辍了学业远出谋生，无如家境所迫，自身又无余力可以相助，只得把在外面处世接物以及世途中险诈倾乱情形详为指示，谈了一阵。
　　元荪问起堂兄侄辈近况，才知堂兄少章先因山西巡按使金道坚与益甫至交孙伯岳是把兄弟，仗着伯岳靠山，颇任了两次好差缺。及至阎锡山当政，虽有伯岳始终帮忙，交情却差得多。可是少章仍和先前一样放荡，丝毫不知敛迹。所署县缺离省城又近，三晋民风质朴，少章久居江浙，更在京、津、沪、汉等繁华之域常年来往游荡惯了的，太原省城都看不顺眼，外县如何能待得惯？于是常往省里跑。一年之中倒有多半年在太原大旅馆里住着，终日花天酒地，狂嫖滥赌。彼时阎锡山正以节俭清廉考查属下官吏，这等纨挎行径，又是前任一系，自然万不相容。不过阎锡山素来深沉谨慎，对于北京政府却是极力敷衍，又加新任不久，不敢得罪朝中大老，虽愤少章行为，因知他京中奥援颇多，只得姑且隐忍。
　　少章如知分际，稍微敛迹，也可无事，一则自恃身有后援，二则不忿阎锡山的吝啬忌刻，这日进见，恰又因公受了几句申斥，忽然发了少爷脾气，不但不知警惕，反在宴会场中大骂当道。因为阎锡山以六行新政标榜吏治，其中有一项是禁止妇女缠足，办法是始而责成地方官吏晓谕人民，劝导禁止，继则着为严罚，派出若干调查员实行查验，勒令解放。三晋民智闭塞，妇女以缠足为美成了千百年来陋习，女子生才数岁便遭折筋碎骨之痛，父母家人一任日夜哀哭，宛转呼号，不生丝毫怜悯，反以为这是爱她，不能稍微放纵，以致大来受婆母挑剔，丈夫厌憎。流毒所及，弄得三晋妇女十九成了残废，终年坐在临窗炕头上，不能躬亲力作。那缠得好的虽似弱柳轻风，摇摇欲倒，还能自由行走，有那摧残太过的直是终年膝行，不能举步。
　　这一行新政办得固是应该，不能说它不对，无如彼时民智未开，圃于旧习，多半阳奉阴违。主政的人既稍操切了些，而所派出的员役又是良莠不齐，好人大少，多以此为敲诈勒索的工具，同时自身又多是具有爱莲之癖的风人秀士，于是在严刑苛罚后盾之下，财色两贪，不是诛求无厌，便是狐假虎威，藉着查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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