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今天早你干得挺好？”保罗·卡斯特兰诺，美国最有势的暴徒说。
　　一英里之外，乔·奥布赖恩和安迪·库林斯正戴着耳朵喝咖啡，此时暂停了喝酒打牌的游戏，向前俯处身子，紧张地听着。在他们面前，录音带静静地转动着。
　　这一天是1983年3月23日，卡斯特兰诺前天晚上刚从庞帕诺海滩回来。他晒黑了，休息得很充分。他的声音，一向从退紧的喉咙和怀疑的双唇中发出，现在也比往日少了一丝紧张，比联邦局的监听话筒里传出的声音判断，他似乎正坐在厨房案台附近那张浅色桌子头上的高脚椅上，朱利·迈伦关于房屋和人性的观察正出色的地展出：刚刚回到家里几个小时，教父已经恢复了他在托特山的惯例在，在他心爱的这10平方英尺内驾驭甘比诺家族和他自己额外的家务管理，随心所欲地支配7000英尺之外的事务。
　　“是啊，”那个不会让人认错的女性声音说：“我干得顶（挺）好。”
　　“自信是你需要的，格罗莉娅，自信就是一切。”
　　“是啊，我变得治（自）信多了。”
　　“你今天没碰着那些圆锥？”
　　从耳机里爆发出一了尖锐刺耳的大笑声，“嗯，保罗欣（先）生，我今天几乎是没蹦（碰）着那些圆我锥呢。”
　　奥布赖恩从一只耳朵上抬起耳机，“让人难以置信！他们在说她的驾驶课吧。”
　　“无关紧要。”库林斯说。
　　“咱们再听一会儿吧。”奥布赖恩说。但是当话题转到方向信号时，他同意应该结束这次监听活动了。
　　对教父本人的监听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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