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蒂卡诺慢慢地舒了口长气，手指在方向盘上轻敲着。“嗅，格罗莉娅·奥拉特是我们的什么朋友？”他说。
　　显而易见，哥伦比亚女仆不值得信任，然而不清楚的是，格罗莉娅应付乔·奥布赖恩并不是会部或主要由于她对卡斯特兰诺家族的忠诚而引起的。不——格罗莉娅应付每一个人，甚至包括保罗先生本人。此外，像联邦调查局后来所知道的那样，她几乎不能为她的误人歧途、两面三刀及玩世不恭负责，这个可怜的女人心理上不健全。
　　1949年10月18日她生于塞维利亚，一个有4000人口的小村庄，距臭名昭著的毒口中心麦德林南部大约200公里。她的家很穷，父亲是下政治上的激进派，卷入了哥伦比亚保守派与自由派这间的残酷斗争。保守派花了很长时间要抓住他并杀死他。童年里格罗莉短几乎都是藏在别人家里，整日担心上帝会不会让她父亲从山上受监视的山洞里活着回来。
　　她在少女时代的不安全感及不信任感在遭到一桩兽性行为后更为激化：格罗莉娅14岁时被强奸了。这一事件使她几乎精神分裂。身体僵硬，不愿意也不能够交谈，看起来像得了健忘症。她被送进修道院，在那里的好几年的时间坐在几乎空着的房间里，静静地，盯着白色墙壁上移动的一束阳光。修女们来来去去，同她说话，娄也祈祷，替她梳头，但她不有任何反应。
　　然而她的头脑看起来并非一片空白，这个被虐待的女人正为在这个骇人而麻木的世界上生存而制定方案。这个方案的中心是绝对的自私，它使格图莉娅变成一个国家，同任何国家都宣战，人们要失去平衡，相互挑拨离间，格罗莉娅才会胜利。说谎是是个好方法，当然不有更微妙的方法。有时候幽默会起作用，魅力也有用。但最有效的是性。
　　会在修道院的房间里，格罗莉娅·奥拉特一定得出了这样一个早熟而堕落的结论——残忍地遥在她身上的武器实际上也可成为她自己的武器。性，男人认为会使他们强壮，而实际上只能使他们衰弱，使他们变蠢，使他们变成孩子，变成小狗。罗莉娅意识到这种行为本身远非如此。嘲弄、压抑、嫉妒、赞美、威胁、抱怨都可以轻易地使有受重伤。她要使用所有手段。她不漂亮，不妖饶，甚至不时髦，但又怎么呢？品味是盲目愚蠢的，她已知道得太清楚了。性使她受伤，她同样要把性作为报复世界的工具。
　　格罗莉娅·奥拉特在修道院里悄无声息地过了几年之后，一天清晨，她宣布她要回家。她说话很正常，清楚地表示她完全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格罗莉娅知道，自己并没有“被治好”，她依然愤怒，对社会充满恶意，但她知道如果表现出痊愈的样子，她可以走出修道院的大门。
　　所以她被放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人们多么容易被愚弄的证据。
　　当然，格罗莉娅低估了她的医生。她们知道治愈与永远的心灵创伤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把格罗莉娅作为院外病人，给她服美国镇静剂及抗抑郁药。即使到了美国以后，格罗莉娅仍同她在波哥大的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私人电话线上发现了大笔长途电话费。每月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被用于挂电话，名目是为了使教父的女仆免于精神崩溃。
　　维拉扎诺——纳罗斯桥的柱子沐浴在傍晚时分的金然阳光里，交通高峰期到了，许多国一挤在收费口。奥布赖恩在座位上活动了一下，放松他已麻木的腿，他开始想他穿酉装的时间太长了，身上有有点痒。
　　车里通讯机的静电劈啪做响，传来接线员的声音，让乔·奥布赖恩立即给了的头儿挂电话，又重复了一遍：立即。
　　“不知道有什么事儿。”蒂卡诺说。
　　“有事总比没事好。”奥布赖恩说。
　　蒂卡诺从车里走出来给奥布赖恩让路。奥布赖恩坐到前排，开车到本尼迪克特路找个收费电话。
　　电话铃刚响，布鲁斯·莫就拿起话筒。
　　“拉罗萨威胁说要控告你。”他说。
　　他罗萨叫詹姆斯·拉罗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律师。莫用一种对黑手掌的高价喉舌特有的咆哮语调说出拉罗萨这个名字，这个黑手党的律师有一头蓬松的银发，总是穿着白得眩目的衬衫，系着赫尔墨斯领带。
　　“又来了？”奥布赖恩说。这是个很平常的威胁。
　　如果侦探太靠近匪首，特别是他的家庭，匪首的律师会威胁要以骚扰罪控告侦探。毫无疑问这对律师来说其乐无穷，不仅可以得到在笔律师费，而且可以体会一下当原告的乐趣，但是有人相信一外知名的黑手党成员能把联邦调查局送上法庭吗？
　　“是，莫说，”他让我告诉如果你不停止行动或其他任何该死的事，他要控告你。”
　　“好的，”奥而赖恩说，“但你没告诉我，因为你找不到我。拉罗萨想同我谈，他可以到他顾主的房里同我谈，我就在车道上。”
　　“你要在那儿呆多久？”莫问。
　　“直到卡斯特兰诺回家，那样我就可能把那张该死的传票给他。”
　　“如果他不回家呢？”
　　“听着，布鲁斯，他是一个恋家的男人，他会回来的。”
　　“你有睡袋吗？”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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