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喜欢这样，”布鲁斯·莫说，咬住烟斗，又开始了由于精神痛苦引起的小抽搐。“我们听老黑手党徒给我们讲人生的哲理。我们听商贾大亨们说他们会与我们合作，只要这不危害他们与黑手党暴徒的联系。我们在保罗·卡斯特兰诺身上有什么进展呢？我们有一摞档案，还有继续增厚。我们得到的全是些不能利用的东西。”
　　他把卡斯特兰诺的档案材料啪地放在桌上，声音听起来要比实施“笨蛋行动”和制造混乱的策略响一些。但它还没重到能把卡斯特兰诺送进监狱。这位首领仍然平安无事，仍然自由自在持穿着他的睡袍四处闲逛，在他那精心平整的后院玩着滚木球，和他的女仆嬉戏。卡迪拉克之类的高级小汽车仍停在他的车道上，勒索来的钱仍源源不断地流进他那厚实的手掌。在几乎两年时间里，匹头保罗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主要打击目标，废除有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调查局所做的一切努力能使他有一夜睡不安稳。
　　安迪·库林斯想说点什么，让他的上司高兴起来——或者，在那件事上，让他自己高兴起来。“我们可以明天就出去逮捕十五到二十个人。”
　　“是啊，我们能，”莫承认说，“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来白喝咖啡的人，我们要的是签发的传票。”
　　绝望中的人会采取绝望的行动，而绝望的行动，掩盖了他们的绝望，经常导致笑话。乔·奥布赖恩透过肮脏的六楼的玻璃窗向外望去，透过那层混合着暮色与带着丑陋的硫磺污迹的霓虹灯的污垢。“嗯，该死。”他说：“我想我们将不得不在他的房子里安窃听器了。”
　　莫在他那个未点燃的烟斗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是的，”他说，“先在他那儿安一个，再去克里姆林宫安一个。”
　　但是安迪·库林斯和乔·奥布赖恩相对一视。他们已经彼此默契，能够从开始就想到一块，互相说完对方的话。他们两人此刻都意识到他们偶然发现了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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