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全都是骗子，安迪，全都是骗子，他们中每一个该死的人都是。他们要的就是你的钱。
　　说话者是乔·盖洛，一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暴徒，最近十几年为甘比诺家族的做顾问。顾问这个职痊，也可作幕僚，是秘密犯罪组织的第三级首领，这份差事非常适合盖洛。他是个天生的外交家知道怎样驱使别人，他知道什么时候态度应该强硬，什么时候该息事宁人。总的来说在这方面他具有杰出的本能。他举止端庄文雅、沉默寡言，但他是个了不起的谎言家。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大部分暴徒有很大不同，那些人说谎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对实情避而不谈是他们的第二天性。盖洛说谎则有其目的性和智慧——还有某种魔力，在顾问这个职务上，他有许多责任。当家族之间因为划分地盘而引起争端时，就需要顾问向首领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或者在头日中间做调停工作，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坐下来进行一番谈判。如果某个小卒陷入了法律纠纷中，他的头目就需要和顾问商讨这个人的坚定程度是否可靠，是否该安排他沈亡，还是把他干掉更为谨慎些。在犯罪家族之间的争执中，受人尊敬的顾问的职责就是缓解可能会导致帮派大战的紧张气氛。
　　严格地说，顾问没有自己的权力，只依靠首领获得他的影响力。但是，像盖洛这样一个既忠诚可靠又经验丰富的人在履行以上义务时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说，保罗·卡斯特兰诺会发布一些简短生硬的指示处理那些他不太感兴趣的事：职权格罗拿得太多了，让他少拿点。然后盖洛就得决定应采取哪种方式执行这个指令。威胁阿格罗？把职权格罗的假发弄乱？像一个和蔼的叔或一个耐心的顾问一样靠诉职权格罗？把其他赚钱容易的事分一分给阿格罗以弥补他收入的损失？如果说是卡斯特兰诺为家族的行动做决策的话，那么具体实施的关键职责便由乔，盖洛担当。
　　“该死的律师，”盖洛说：“全都是骗子。他们同尔反尔的样子真让我作哎。当我遇到某位品高尚的检察官或某位自命清高的政府律师时，你知道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我会彬彬有礼地要一张他们的名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某一天，某个时候，他们会说，‘废话说得够多的了，’为了那点微薄的薪水为联邦政府工作，办理的案件有一半都是垃圾。他们就会为我们做私人辩护。然后他们就他妈的富起来了。”
　　“我们俩都见过这种事，对不对，安迪？汤姆·普西奥和乔尔·科恩，前一天他们还戴着白帽子，穿着廉介的套装，第二天他们就戴着黑帽子，穿着定制的套装了。那人小崽子罗伊·科恩又怎么样？前一晚上他还在外面和上层人上密谈，第二天就为了辩护几个扯淡的案子敲汤米·甘比诺的竹杠。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安迪。他们为政府做点本职工作，然后就为他们铺开的所有业务联系来敲我们的竹杠。他们仅仅从南汉顿打个电来谈几句就要价几千美元。这不是废是什么？”
　　乔·盖洛，因为他能自由出入斯塔滕岛的白宫，他也就自然成为联邦一局制造混乱的战略目标。头目们需要特别的规则才获许与保罗·才斯特兰诺面谈，但是盖洛就像个国务卿一样。他要做的只须在一部付费电话里扔进25美分，说一声：“保罗，我想我们该谈谈了。”
　　安迪·库林斯来到这儿，提问题，暗示一些名字，目的就是想使盖洛紧张起来，这样也入场会引起巨头保罗的不安，这样也许会导致某种错误判断使执法部门可以对其提出起诉。但是坐在夸夸其谈的乔·盖洛面前，库林斯有理由怀疑这一策略是滞有效。
　　盖洛任何狼狈的感觉也没有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位老人唠叨得越多，乎就越放松。
　　这位顾问正在他的非官方总部——斯佩拉扎快餐厅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家快餐厅位于昆斯区阿斯托利亚的百老汇大街与新月大街交叉口的东南角。1981年，盖洛69岁，他按传统方式行事。以其在黑手党暴徒中的老资格和目前占据的稳定位置，他几乎肯定是位百万富翁，但他仍住在一点不繁华的新月大街上一栋简朴的公寓里。在他的名下没有任何财物，他甚至没有一个银行户头。他身上总带着厚厚一叠5O 和10O元面额的钞标，但他总是尽量不让人看见这些钱。他似乎觉得钱一旦被人看见就会变得危险。
　　如果黑手党暴徒同僚们想要和这位甘比诺顾问谈谈，他们知道往“糖果店”里给他打电话——也就是用斯佩拉扎三部付费电话中的一部（许多年以来，盖洛一直确信他家的电话被窃听，实际上并没有）。
　　至于接见甘比诺成员，包括约翰·戈蒂、乔·阿默恩、汤米·阿格罗和其他许多人，见西方式或是在斯佩拉扎坐在绿色塑料倚中喝着咖啡，或者在附近八个街区之内的其它六个饭店中的某个饭店里碰头。
　　盖洛不是那种有特殊癖好的人。他不需要在曼哈顿炫耀自己，也不想在黑手麇集的布鲁克林抛头露面。他只想在昆斯不露声色地甚至是温和地统领着他自己那一小块封块。当他想要一个新的情妇时，他甘愿从附近的指甲修剪师和美容师中挑眩许多其它的暴徒一旦有了头发花白的迹象就伸手去拿希腊配方的瓶子；盖洛却宁肯让自己的头发变得如同老祖父般雪白。他不注重修饰，除非他离开阿斯托利亚去参加重大的秘密犯罪组织会议时，才打扮得整整齐齐。他平日是只穿着件宽松衬衣，也不必费心塞进裤子里。他不管协调与否经常穿着双耐克跑革在附近地区闲逛，极少用自己那辆黑色的卡迪拉克（登记时用的是斯塔滕岛一个叫彼得·波塞利名字。）他玩赌马，吃治心绞痛的药刃在人行道上各领居们闲聊。这种拘的生活在其它暴徒看来也许是单调的，可它正代表了普通市民的沉闷的日常生活。盖洛这种隐藏行迹的生活方式给他带来了好处：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87年他从未因犯罪被起诉过。
　　“这些假设是合法的，生意人也同样说这些废话。”顾问继续唠叨着，不时地停下呷一口变凉的咖啡，“政府乎有这么个荒谬的主意，认为有个什么叫黑手党的东西，黑手党到处腐蚀极为正直高尚的的人们。得了吧！安迪，你干的是研究人类本性的工作，对不对？人类的本性是你不能腐蚀那些不想被腐蚀的人，而那些被腐蚀的人已经是腐败的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么是什么人用这些正派的生意人被敲诈了的废话唬人呢？
　　“我告诉你，安迪，如果有黑手党，实际上并没有，这会这么工作。它不必主动去找那些合法的企业。那些所谓的合法企业主们会来找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想要给某人施加压力，某个况争对手，他们没有胆量自己去做，道德观念不允许他们那么做，他们就不敢做。所以他们找到黑手党，给黑手和，他妈的恳求黑手党，做那些他们不肯亲自去做的事，使他们得到优势。然后，如果后来事情弄糟了，他们会转来哀声叹气。我能做什么呢？他们会说，黑手党摆布着我。
　　“他妈的伪君子，安迪。我们周围全都是些他妈的伪君子。我周围了，你周围是，我们大家周围都是。
　　“我问你，你知道有几个人真正赁着他们信仰的观念生活？”
　　侦探安迪·库林斯在塑料奇中轻轻动了动身子，喝了口咖啡。但在他准备答话之前，顾问又开始说起来。库林斯在阿斯托利亚游荡了几个月，盖洛才对对他说了句话；这之前他得到的只是盖洛的白眼和不时的嘲笑。但是一旦这个老狐狸打破僵局开始闲谈起来，就很难让他停下。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盖洛继续说，“我有你们称作相面的诀窍。你在想，我，我安迪，就凭着我信仰的观念生活。”
　　“你知道什么呢？我认为是那样。我相信你，安迪。我尊重这信仰，我尊重警察的信仰。我尊重所有人的信仰。”
　　“这会是一篇废话，因为我对于世间的事有这种看法，这个准则，如果你想用那个词的话，你相信我的准则是一篇废话。你也对世事有你的看法，这些关于法律和社会德行的高尚的废话，我碰巧相信那是废话。”
　　“也许你认为我的方式是废话是对的，敢许我认为你的方式是废话是对的。
　　“但是我问你，安迪，如果我们俩都对了怎么办？
　　然后又怎么办，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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