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特福德栽了跟头后，卡斯特兰诺几乎有23年不曾抛头露面，直至最后他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止。
　　他投身于肉类生意，干得惊人的出色。想想看，他不具备总经理的经验，没有用来作为投资的合法的银行证券和经营资本，但厂家毫无顾虑地让他代销大量的产品，看起来超级市场很乐意从他那里进货。到50年代初期，他经营大规模的批发生意，就像众所周知的“蓝带肉类商潮一样。
　　在外人的眼里，卡斯特兰诺先生是个地道的勤奋商人，一个坚定的家伙。像许多那个机会倍增年代里的第二代美国人一样，他从一个又穷又没文化的底层人变成了个殷实的公民。他驾驶的别克牌敞篷汽车，那宽宽的白色轮胎护盘与布鲁克林的路边石形成了对照。他衣着考究，喜欢戴精工制作的黑浅顶软呢帽，穿宽松式的开司米大衣。虽然他依旧身材纤细，但考究的穿戴和手中的权力使他丰满了许多。他看上去不凶狠，也不卑劣，你绝不会把他与暴徒联系在一起。
　　经过30年代和40年代，卡斯特兰诺已经机警地巩固了他在布鲁克林暴徒中的地位。沉默和短暂的监禁生活使他受益。少年时代的那几个同谋发展了自己的帮派，这些人欠着他的人情债。长者们对小保罗紧韧不拔的精神和毫无怨言地独自承担厄运态度印象深刻。他证实了自己具备造就成优秀土兵的素质。
　　此外，在保持时代荣誉的实践中，卡斯特兰诺通过婚姻增强了他对犯罪家族的忠心。1937年，他与少年时代的情人尼娜曼诺结婚，而她恰马是卡洛·甘比诺的小姨子。从卡斯特兰诺父亲那儿论起，卡洛·甘比诺是他的堂兄。另外，甘比诺与卡斯特兰诺的姐姐凯瑟琳有过一段婚姻关系。如果说这一切关系还不算复杂的话，最重要的是卡洛·甘比诺的父母原本是堂兄妹。这样，这个传统的暴徒团伙就形成了保护自己的亲族关系的纽带，尽管是以近亲结婚为代价，将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心脏并精神病和高发率的弱智。
　　保罗成了复杂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的含义很明确：他不单纯是街角上的地痞，而是一个注定要有一小段非法经营和敲诈经历的人；他在向此目标快速发展。没人可以以黑手党家族的成功做出断言，有序的过渡时期除外，暗杀和侵占是其主要行当。
　　只要回顾一下就会明白，卡斯特兰诺是继承这个家族首领位置的理想人选，他必然超过户基·户西亚诺，成为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高级谋杀者团伙头目），成为甘比诺，成为他自己。
　　堂兄卡洛就是他达到目的之钥匙，堂兄运气好，保罗的运气也会好。恰恰保罗与堂兄的这种特殊接近使他第二次被捕入狱。这次灾祸发生于1957年11月14日，由于参加声名狼藉的阿帕拉钦会议而引起的，该次会议是在暴徒中级头目约瑟夫·巴巴拉的纽约北部的家中举行的。
　　阿帕拉钦事件对暴徒本身和执法机构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通过努力，执法部门掌握了暴徒的全体成员和他们的惯技。阿帕拉钦的故事已经被多次描述，但仍值得再讲一次，因为关于阿帕拉钦事件是“老”黑手党阿尔篷和萨尔瓦托·马兰扎诺与最后以保罗·卡斯特兰诺为首的“新”黑手党之间的分水岭之说并非夸张。卷入这场事件，使暴徒们不但在防御方面有所转变，而且更加敏感，更加投入。他们一方面保持其谋财害命的本色，另一方面，外表上装得深沉老练。阿帕拉钦事件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
　　尽管该事件与黑手党秘密组织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一件，但会议仍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1957年，这伙暴徒完全陷入混乱中，相互倾轧。
　　竞争最高权力的是弗兰克·科斯泰洛和维托·吉诺维斯。众所周知，前者是个文雅的走钢丝的政客，他要用暴徒的钱在合法的企业中立足，据说，这样可以把钱洗过；后者是个地道的老式暴徒，在意大利有较好的关系，是传统帮派和高利贷生意的老板。
　　科斯泰洛的理论将构成为数众多的现代黑手党人，尤其是保罗·卡斯特兰诺这样的领导风格。然而，更为果断和残忍的吉诺维斯取得了胜利。1957年5月2日，奉吉诺维斯的命令，制定了暗杀科斯泰洛的计划。杀手“大下巴”文森特·贾甘特约这位对手教父到他位于西部中心公园公寓的客厅会谈——本森哈斯特和穆尔贝里街没有弗兰克·科斯泰洛的住处——近距离射击，只擦破了科斯泰洛的头皮。
　　受伤者溜进罗斯福医院进行包扎。
　　谋杀科斯泰洛的计划告吹，现在，吉诺维斯害怕他的对后实施报复——特别是科斯泰洛与著名的嗜血成性的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之间的联盟，他们的成员大约有800名杀手。于是，在得到卡洛·甘比诺的认可后（当进阿纳斯塔西家族的二号人物），吉诺维斯决定先发制人。10月25日，在纽约帕克——谢拉顿旅馆的理发店里，艾伯特·阿正在舒舒服服地用热毛巾敷胡子，两名枪手溜了进去，打得他浑身是洞。
　　现在，弗兰克·科斯泰洛还能替他的朋友复仇么？还能恢复他的声望么？乔·博纳诺会抓住这个时机来扩大他的盟主权力么？人们不知道，阿帕拉钦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高级首领之间进一步的互相残杀。
　　但，更主要的是在教父们中间的达成和平协议，乔·巴巴拉的大型宴会是次要的。纠正丑闻也是要达成的交易，这种丑闻与大肆鼓吹的“荣誉规则”相悖，严重威胁内部安全，这证明黑手党是多么注重美国的商业文化——一种把任何事物都成商品的文化。
　　回顾1930年，在众所周知的斯塔比亚战争中，当敌对的双方都需要温暖的躯体时，人们可以发现秘密犯罪组织成员资格的规则是何等的软弱无力。
　　基本上，只要有一个该组织的成员做介绍人，任何一个背景清楚的意大利血统者，只要他愿意献血为盟便可以加入该组织。当巷战停止时，这种政策就显得更为愚昧。越来越多的贪婪的人伸手向暴徒的非法生意要利。该组织如此松散地发展成员的情况持续了20年之才正式结束（尽管有些社会关系很好的青年仍然通过结婚来达到加入组织的目的）。
　　直到1954年，当街头打手明显短缺，黑手党面临被其他种族组织排挤掉的危机时，才开始重新积极地吸收新成员。最热心的征募者之一是名叫弗兰克·斯卡利斯的阿纳斯塔西亚的副头领，外号“厚脸皮唐”，到1957年，人们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积极：他出售暴徒的成员资格——好像这个犯罪组织是一个有声望的国家级俱乐部一样——价格高达5万美元，他把钱装进了自己腰包。
　　不圣洁么？这种贪污行为在那个时期是难时想像的。那时，暴徒的成员资格被看成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要付出勇敢和男子汉的行动（通常是谋杀）才能得到，并不像买一台卡迪拉克小汽车那么容易。
　　再则，为什么有人以5万美元的代价加入暴徒组织呢。除非他是想以拥有暴徒的成员资格而自吹自擂？“厚脸皮唐”的贪心和不计后果危及到了黑手党的秘密，当他在布隆克斯一家水果市场榨番茄汁的头和脖子挨了四枪。
　　然而，消灭斯卡利斯仍然解决不了出售成员资格的问题，在乔·巴巴拉的巨头宴会上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阿帕拉钦会议的最后目的是要设计出一个应个缉毒局（那个时期，执法部门中对暴徒最具挑战性的敌人）的策略。到了50年代，缉毒便衣警察们已经有了一个线人网络；再进一步，由于对麻醉剂毒品犯的量刑更加严厉，人们也就更愿意为政府提供证词与此同时，海洛因的贩运受到了监控，而其他黑社会团伙也被搞得惶惶不安、七零八落。
　　此时，（值得对保罗·卡斯特兰诺的继承权的关注加以注意），暴徒们开始考虑公共关系。当然，作为犯罪组织是不能进入官场的。从1957年起，不再存在成员资格，同时，这时期黑手党突然找到了它自己的表现方式，它不知不觉中几乎成为所有犯罪集团的象征，或真或假地在演奏中扮演角色。
　　纽约暴徒的首领们（照例被报刊登载，外国的新闻媒介、电视新闻中也提到他们）开始明白他们有一幅“肖像”。不同的犯罪活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肖像”，例如，暴徒内部有效的谋杀可以告诉人们，这沙暴徒是一艘密封的船，内部有铁的纪律，但并不骚扰外面的人，这是有利的；其责任的艰巨性和残酷性也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但其他的活动（例如出售海洛因）创造出的“肖像”却无法令人满意。暴徒们仅仅是商品经销者和提供服务者的这个长期的神话（非法酿制、出售酒，掷骰赌博，普通的人喜欢，政府却令人扫兴地制止这些活动）会被揭穿。
　　暴徒们这幅黯然失色的罗曼蒂克的逃犯“肖像”具有经济上的含义。到1957年，这“肖像”看上去有几分悲惨，这使其他犯罪团伙的暴徒在进行非法敲诈活动上必须付出更昂贵的代价。警察的工资不高，但让许多的走私犯相安无事，为毒品贩子们开方便之门会使他们更加的不安。非暴力的违法生意已经被容忍了数年，这些生意就像电唱机和弹球机那样无害——由于牵联到冒牌货，这些生意遇到了压力。在阿帕拉钦经营的最后一点生意也被列入毒品禁令之中——这种禁令总是不那么奏效。在某些人眼里，在关闭所辖头这些生意的过程中，教父们正集中力量赚取麻醉剂的利润。
　　阿帕拉钦对于保罗·卡斯特兰诺来说是个光荣的时刻，他的权位在这伙暴徒少有的几个极权者中达到了奥林匹斯山的巅峰。只有这类精华才会被乔·巴巴拉所邀请——全国各地暴徒的头目中受邀请者只有10o多人。即使在这群人中，卡斯特兰诺在别人看来也处于特殊的地位，在这个依然是传统式的老人统治的首领群体中，他只42岁，是最年轻的一个，犹如一颗在上升的新星。如果把阿帕拉钦看成是著名的黑手党大厦，那么对于布法罗的斯蒂芬诺·马加迪诺，佛罗里达和阿哈瓦那的路易斯·特拉菲肯特或对像乔·普罗法奇和乔·博纳诺之类的纽约传奇式的唐们来说，卡斯特兰诺只不过是个米老鼠。
　　另外，据说卡斯特兰还是一位男士的亲密朋友和被保护者，在那时此人的地位直线上升。作为除掉阿纳斯塔西亚的同谋，卡洛·甘比诺得到的回报是接替死者的位置，成为纽约最大家族的首领。现在，甘比诺的第二个靶子只剩下吉诺维斯自己了——当时没人知道吉诺维斯不久就会指控犯有毒品案人狱，他一直被关押到1969年死去为止。
　　便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这次的阿帕拉钦会议几乎是没有开始就结束了。纽约州的一个警察萨金特·埃德加D·科罗斯维尔注意到一大群小汽车聚集在巴巴拉家门前，而人们知道，巴巴拉的社会关系都是下等社会的人。他偶然间成为被监视的目标。
　　于是，科罗斯维尔打电话要求增援——在那个偏辟僻的地区，只有2辆小汽车和3个骑兵。他设置了一个路障把汽车路线从巴巴拉家引向错误的方向。
　　一个望风的暴徒发现了这个警察的活动，于是这些黑手党枭雄们惊荒失措。
　　一些人窜进轿车，并没注意骑兵已经设了路障正等着这些暴徒的到来。这些骑兵并未接到逮捕或类似的命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记下名字、地址和车牌号。
　　与此同时，其余的“尊敬的男子汉们”弃车而逃。
　　他们像挣脱了镣铐的犯人，飞快地越过田野，在巴巴拉家附近的树林中觅路。这些技艺低下的樵夫们，这些城里人在林子中徒步绕着圈子，价格昂贵的衬衣被荆棘刮成了碎片，脸被树枝划破。他们扔掉了枪和多余的现金，如同沿着树林漫步，很难说清谁是这些弃物的主人，几个月后，人们还能在林子里发现腐烂的百元面值的钞票。
　　大约有50名暴徒逃脱了阿帕拉钦的侦查，有63人落网。卡斯特兰诺是后者之一。他是在一个县城路边的枫树旁被拘捕的，那藏青色轻便大衣的拉缝处撕开了长长的一道口子，银色的丝巾吊在胸前，上面的花结七扭八歪，黑便鞋上沾满泥巴，平时洁净的头发此时又脏又乱、臭汗淋淋地散落在发戏的额前。远离熟悉的布鲁克林街道，刚刚逃出丛林的他又要被送往地方当局，虽然表面镇定，但他还是感到羞愧。1969年，卡斯特兰诺被纽约市大陪审团传讯就他参加阿帕拉钦会议之事作证。在那种场合，他那天生邪恶的面孔使他的自尊荡然无存。他又回到了当时的情景中，断裂的人行道，跑来跑去的人，四处飞扬煤屑中和嘈杂的人声。他用老伎俩进行抵抗，对大陪审团说，他去看巴巴拉是为了与他讨论关于心脏病的问题。
　　起诉人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42岁时有心脏病吗？”
　　“我不知道是否有病，但有时胸痛。所以我想找乔问问，因为那时他有心脏玻”这时事实。不少暴徒当时都讲过要在参加阿帕拉钦会议时探望乔·巴巴拉，对他的身体不适表示“慰问”。暴徒们逃跑之后，他的心脏病更为明显了。
　　当人们被传讯，被指控时，就会得心脏玻当他们被宣判有罪，知道要被担架抬出审判庭时，心脏病就会加剧；法官和心脏病学者都在为受害者履行自己的职责。黑手党党徒患心脏病并不奇怪，他们大量地吃牛羊肉，几英里长的腊肠，几吨的小牛肉。他们把所有的食品都胶着吃，再加上那些超负荷的工作。
　　起诉人接着问：“卡斯特兰诺先生，您在巴巴拉先生的朋友及合伙人探望他时去我征求他对药物的意见，这是否是偶然的巧合？”
　　“是的”卡斯特兰诺说，声音有点吃惊。“现在您提到这点，我是这样的。”
　　由于拒绝合作，卡斯特兰诺破判蔑视法庭罪而服刑五年，他背地里吹牛说他会很愉快地度过这段时光。
　　然而，他只在监狱里呆了几个月就获释。根据1957年制定的法令（197年前的关于《反诈骗及腐败组织行为》条例中放宽了联邦在打击诈骗行为方面的权力），阿帕拉钦会议本身还不能构成犯罪集团。主要是因为秘密会议而定的罪，因此，其结论被推翻了”。
　　于是，保罗·卡斯特兰诺回到布鲁克林，成为比过去更为重要的人物。他又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并更坚定了忠心，他所做的一切并没使他遭受皮肉之苦，也没在狱中浪费更多的时间。他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英雄气魄，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便又表现了一番。6O年代初期，保罗·卡斯特兰诺几乎爬到了他这个行业的最高位置，这种骗取高位的行为已经成为他得心应手的一种招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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