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里·斯鲁特穿着大衣，戴着皮帽正坐在煤油灯下工作，听到黑暗中有脚步声。他的办公桌正好放在大使在莫斯科的住宅斯巴索大厦大理石圆柱厅没有亮的大吊灯下面。
　　“谁在那儿？”紧张而粗嗄的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发出回响。他还没有看到脸，就认出了白海军帽、白围巾和铜扣子。“我的天，亨利上校，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送你上喀山车站？也许你现在还来得及。你必须在今晚离开莫斯科！”
　　“我到过车站，去古比雪夫的火车已经开了。”帕格掸掉了肩上的雪。“突袭把我们截在城外不能进来。”
　　斯鲁特十分不安地看了看手表。“但是——这太糟了！天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还有去古比雪夫的火车——要是有的话。
　　你知道一个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穿过北面正插到城后面去吗？他们说，另一个钳形攻势正从卡卢加过来。现在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想得到，就是也许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全部被包围了。现在又开始象华沙的情景一样了。”斯鲁特发出轻松的笑声。“对不起，没有椅子，来了一群乔治亚工人，象疯了似的把所有家具都堆在一起盖上了——呵，还有一个凳子，坐下，坐下——”
　　帕格说：“关于德国人的钳形攻势我倒不知道，我刚从外交部来。”他坐下，也不解开大衣。在斯巴索大厦里几乎和外面大风雪里一样黑、一样冷。
　　“你想他们会跟你讲实话吗？我可以实在跟你说，这些消息是我今晚九点钟在喀山车站餐厅里直接听瑞典大使说的，我在那里送我们的人走。我的天，车站的景象真使人难忘！如果扔一颗炸弹，全部新闻记者、百分之九十在俄国的外交官以及一大批苏联的官僚统统完了。”
　　“所有的打字机都收起来了吗？我要写一个报告。”
　　“在耶顿上校办公室还有打字机。我还有一个破家伙，代办在古比雪夫安排好之前，我多少还得维持一段工作。”斯鲁特心不在焉地镇静回答，接着外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他一下子跳起来了。“这是炸弹吗？你已经没有时间写报告了，上校。我有责任送你马上离开莫斯科，我有理由一定要坚持这一点——”
　　帕格抬起手，“外交部正在安排。象我这样掉队的还有别人。明早十一点钟我还得去一下。”
　　“啊！那好，如果外交部肯定负责任的话，那就行了，”斯鲁特傻笑着说。
　　维克多·亨利眯起眼睛望着他，“怎么你又挑上这副担子啦？华沙之后又让你干这事有点过分啦。”
　　“是我自愿的。你象是不相信，我真是自愿。到底我经过了一次锻炼。我对我在华沙的工作也不很满意，我想也许这一次可以补救一下。”
　　“哪里，拜伦告诉我你在华沙干得很出色。”
　　“是吗？拜伦是个正人君子，几乎象一个骑士。这提醒了我，你走的那天，斯德哥尔摩来了一个大邮包，其中还有罗马来的东西。你要看看你新生的孙子的照片吗？”他在桌子上纸堆里找了半天，从一个皱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你说他长得漂亮吧？”
　　油灯的灯光使海军军官脸上显出深黑的皱纹。他先看了一下照片背后写的几个字：给老斯鲁特——路易·亨利，年十一天，和马戏团的胖女人，然后又细看照片。一个丰满的、眼睛深凹的娜塔丽，穿着宽松的长袍，抱着一个婴孩。看来与拜伦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三角脸，一双严肃的大眼睛，有趣而坚决的表情，柔软的淡黄色头发——这些都一样；路易跟他的儿子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比杰妮丝的孩子更象亨利家的人。维克多·亨利清了一下嗓子说：“不坏。娜塔丽说得对，她是长胖了。”
　　“可不是长胖了吗？她说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间太长了。我打赌这孩子不仅漂亮，而且聪明。长的就是聪明样。”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看着照片，斯鲁特加了一句：“你要留着它吗？”亨利马上还给他。“不，当然不。她送给你的。”
　　“给我就丢了，亨利上校。我有一张娜塔丽的照片，比这张好。”
　　“真的？那好吧。”维克多·亨利很不自然地微笑着，想表示感谢但找不到适当的词，他很小心地把照片放到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塔茨伯利父女怎么样？”斯鲁特问。“他们也陷在莫斯科了吗？”
　　“我和韬基分别时，他正想办法找个关系让他自己和帕姆搭飞机去阿尔汉格尔。俄国人要用飞机送一些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教练员走。肯定他能坐上这个飞机的。”
　　“好。你们在前线碰上了什么麻烦吗？真是白痴，拖一个女孩子到那里去！”
　　“唉，我们听到了炮声，也看到了一些德国人。我还是去写报告吧，如果韬基要飞走，我就给他一份从伦敦转。”
　　“也给我一份，可以吗？另外再给一份，让下一次信使带走，如果还有一次的话。”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斯鲁特。”
　　“我是个现实主义者。那时我在华沙，我知道德国人能做什么。”
　　“你知道俄国人能做什么吗？”
　　“以前我想我知道，我曾经是使馆里最大的红军吹捧者，直到——”斯鲁特耸了耸肩，转向他的办公桌，擤了下鼻子。
　　“唯一使我真感到不好受的是这个烧纸的味儿。我的天，怎么又回到华沙的样子！整个使馆都乌烟瘴气，一直到他们离开，烧呀，烧呀，烧了一整天。还有一吨我得想办法在早晨把它烧了。”
　　“整个莫斯科都是这个烧纸味，”帕格说。“在大风雪里开着车，闻到烧纸味真是活受罪。城里是兵荒马乱一团糟，斯鲁特。你看到铁丝网和乱七八糟的钢材封锁的桥梁吗？还有，我的天，火车站人乱成一团！往东走的车辆挤在一起，大灯都开着，管他妈的灯火管制！我没想到整个苏联有这样多的卡车和卧车，装满了床垫、老年人、婴儿，等等。蓝色的防空探照灯还在头上晃来晃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加上风雪，我跟你说，真有一种到了世界末日的感觉。”
　　斯鲁特笑了一声。“是啊，不是吗？大批人离开是你们动身那一天开始的，后未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政府大员是昨天走的，坐着一长串响着喇叭的黑轿车。哎呀，你应该看看沿街老百姓的脸色！我肯定惊慌是由于这个引起的。不管怎样，我信任斯大林。他留到最后，这要有勇气，因为如果希特勒逮住斯大林，他会把他象狗一样吊死在红场。他还会把列宁的遗体从墓里拖出来，挂在一起，让风把它吹成碎片。啊，这里将发生好多惊天动地的事，谁能活过来就能告诉你。”
　　维克多·亨利站起来，扣上大衣。“你知道门口已经没有守卫了？我刚才是一直走进来的。”
　　“这不可能。我们白天和晚上都有外交部分派的士兵守卫。”
　　“那里没有人。”
　　斯鲁特两次张开嘴又闭上。“你肯定吗？那，我们就可能遭到匪徒的抢劫！士兵离开他们的岗位，这就快完了。我一定要问外交部。如果交换台还有人的话！”他跳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维克多·亨利摸到大使馆武官的办公室。他擦一根火柴，找到了两个煤油灯，把它们点上。借着昏暗的青黄色灯光，他观察了一下办公室。地板上和屋内所有东西的表面上都蒙了一层黑纸灰。在地板上和皮椅里，堆着报告、档案和没有装订的纸张，上面用红铅笔写着：销毁——特急。空的抽屉和文件柜都敞开在那里，一张转椅翻倒过来了，整个地方好象遭了抢劫一样。桌子上，打字机的键子都捣乱了，一张碎纸板竖在那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紧急——今晚烧毁第二个锁着的棕色卷柜里的文件（莱·斯鲁特知道暗码）。帕格清理了书桌，弄平了打字机的键子，在打字机两边各点一盏油灯。他从抽屉里找到纸张、复写纸和薄透明纸。
　　莫斯科前线——目击报告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于斯巴索大厦。
　　他的冻僵了的手指老打不到该打的字键上去，穿着长大衣打字总是感到笨手笨脚，不灵活。缓慢的打字声音在空无一人的大使馆里引起了回声。一盏油灯开始冒烟，他拨弄灯芯搞亮了灯。我刚从莫斯科西边战线回来，拟将此行的情况报告一下。
　　今晚由于莫斯科遭到空袭，我们的汽车被阻止在城外二十英里的地方。从远处看，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景象：整整半小时，在地平线上，扇形的探照灯光和高射炮火就象五彩的烟火伞一样笼罩在一小块地面上。俄国人尽管物资缺乏，但是高射炮火的供应看来是无限量的，当德国空军冒险进入首都后，他们向高空发射了大量的炮弹。我过去在伦敦或柏林所见的是与这不能相比的。
　　尽管如此，今晚莫斯科地面上的情况则与空中的英勇表现不相适应。城市正在作被围攻的准备。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胆小的人在大雪中仓促逃跑。共产党政府无法或不想消灭这种惊慌现象。有人跟我说，对这种群众纷纷离开的情况已经有了一句粗话——“大开溜”。外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已经被送往东面五百英里远的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政府机关也一起撤退到安全地带，往东一路拥挤的车辆和步行的人群不能不给人一种耗子离开沉船的印象。不管怎样，据报告，斯大林继续留下。
　　我认为这种惊慌似乎早了一点；莫斯科还很有可能守得住，即使沦陷了，战争也不会结束。前线给了我好多印象，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俄国人虽然已经退到最后一道防线，但还没有被打垮。美国领导一定在估计俄国人将支持下去还是倒下去，并以此来考虑根据《租借法案》的运输供应。前线目击者的估计，即使是片断的，也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打字机现在打得快了。已经快一点钟了，维克多·亨利还得回旅馆整理行装。他又吃了一块俄国北极熊牌巧克力，以加点劲，然后开始打他一路的见闻。突然室内的电灯亮了，但他没熄灭煤油灯，还继续打下去。约半小时后，电灯忽明忽暗了一会，转为橙黄色，逐渐暗淡下来，跳动一下就灭了。他还继续打字，正当他叙述KV坦克内部的情况时，斯鲁特进来了。说：“你真干下去了。”
　　“你自己也工作得这样晚。”
　　“我那一堆快处理完了。”斯鲁特把一个棕色的蜡封信封扔在桌子上。“我忘了，这也是这一次邮包来的。喝一点咖啡吗？”
　　“当然喝，谢谢。”
　　帕格伸一伸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捶捶膀子，蹬蹬脚，然后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封信，一封来自白宫，一封来自人事局。他犹豫了一下，打开了白宫来的信，哈利·霍普金斯仓促歪斜的几行手书就占满了一张信纸。
　　我亲爱的帕格：
　　祝贺对你的新任命，并转达头头的良好祝愿。他现在忙着对付日本人，他们开始猖狂起来了，当然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斗争。我仍然认为——并祝愿——他们能守住。我希望我的信已经递交给斯大林了。他是一个陆地上的螃蟹，你得使他相信，横渡海峡是一个比较大的任务，要不然，对我们不守信的指责就会满天飞，希特勒听到准会高兴。大西洋潜艇击沉的数字，不幸有了一些上升，德国人在非洲也开始动手了。总之，我们的事业好象是要进入大风暴之中。这里穿灰制服的弟兄们将会很想念你。
　　哈利·霍
　　另一个信封里装着海军用的邮寄电报：
　　邮寄电报
　　自：人事局长
　　发：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美国海军上校。自十一月一日起免除原职务根据交通情况尽速赴珍珠港向加利福尼亚（战列舰64）报到接替舰长职务报送赴珍珠港旅费单据。
　　一张薄薄的黄纸，几个枯燥平常的海军用语，就授与了一艘战列舰的指挥权的任命——而且是什么样的战列舰啊！
　　“加利福尼亚号”，原来的老普鲁纳艇，他在那里服务过两次，一次作为海军少尉，一次是海军少校，一艘他很熟悉、很爱护的舰只，一九一九年下水，以他家乡的州名命名，已经全部现代化了。
　　“加利福尼亚号”的舰长！
　　帕格·亨利的第一个反应是冷静地盘算了一下。显然到海军中将金那里做参谋人员这一关他是逃过去了。跟他同一级的人，只有华伦道夫、孟森与布朗当过战列舰的舰长，鲁宾逊指挥“萨拉托加号”。
　　他在总统那里当“穿灰制服听差”的这个不平常的差使，最后证明倒是个提升的捷径。突然将级的灿烂前程已经在望了。
　　他想到了罗达，因为她跟他同甘共苦了二十七年，等着这小小一张黄色薄纸；还有帕米拉，他现在就想让她知道，让她也高兴高兴。但是他不能肯定是否还能在莫斯科再见到她。他们是在车站紧紧握手以后分手的，当时韬基·塔茨伯利一面恳求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带他一起走，一面对外交部的官员咆哮，这个人正想法领他走。莱斯里·斯鲁特拿着两杯咖啡进来。“有好消息吗？”
　　“新任命。‘加利福尼亚号’指挥官。”
　　“啊？那是什么？”
　　“一艘战列舰。”
　　“一艘战列舰？”斯鲁特呷着咖啡，有点迷惑不解。“这就是你下一步所要的？”
　　“唉，换个环境。”
　　“我总觉得，干了你已经在干的这种工作以后，你会觉得这个差使的面太窄了——日常性的工作。很少有几个海军军官——事实上，没有很多美国人——面对面地和斯大林谈过话。”
　　“莱斯里，对这个任命，我一点没感到不高兴。”
　　“啊！那好，那就应该祝贺啦。报告写得怎么样啦？我准备去睡觉了。”
　　“还得几小时。”
　　“你睡不了多少时间了。”斯鲁特摇着头出去了。
　　维克多·亨利坐在那里喝咖啡，面对这张小小的长方形黄纸沉思，这张小纸已对他的生活突然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不能要求比这个更好的决定了。这是优质奖章，一个“天字一号”，是海军服务中的金质勋章。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有一点小小的不安，使这件了不起的喜讯蒙上一层阴影。这是什么？帕格一面呷着咖啡，一面扪心自问，结果发现一些连他自己也觉得惊奇的事。
　　经过二十五年多，他已经有一点放弃自己的事业心了。他对战争有兴趣，在作战计划处他曾经从事一种提心吊胆的战斗，以争取登陆艇方案列于优先地位。“帕格的女朋友艾尔西”不是开玩笑的；但现在他不能继续斗争了。麦克·德雷顿将接替他。麦克是一个很好的中校级军官，在舰船局有很多经验，对国家的工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但是他缺少斗争性，级别也不高，“艾尔西”看来要吃亏。
　　这个不会持久。有一天登陆艇问题会急转直下——亨利从他的战役研究中深信这一点——登陆艇会列在优先照顾项目的最前面，随即出现建造登陆艇的狂热。军事力量可能受到损失，可以想象第一次登陆作战会失败，会有大量伤亡。但是，帕格想，以为战争重担就在自己肩上，而且象过去为自己的前程那样为“艾尔西”坐卧不安，那是很可笑的。那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战争比任何个人都大得多，他自己是一个很小的，可以替换的齿轮，这样或那样，或迟或早，美国一定会生产足够的登陆艇来打败希特勒。目前他得到他的战列舰上去。
　　他拿一盏灯走到站在角落里的地球仪旁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测量莫斯科到珍珠港的距离。他惊奇地发现他不论从东边走还是从西边走，简直没什么差别。这两个地方是地球的两极。但是从哪个方向走耽误的时间较少、比较安全呢？从西边走，有好的快速交通工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然后乘泛美航空公司飞机从旧金山到檀香山。多轻快！不幸的是由于可怕的战争障碍，现在从这个方向经过欧洲，从斯皮茨伯根到西西里，从莫斯科到英吉利海峡，已经不可能通过了。通过火线还有几条小道：北海护航队，以及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之间的航空联系也可以碰碰运气。从理论上讲，如果他到了斯德哥尔摩，甚至可以通过柏林和马德里到里斯本；但维克多·亨利上校在他前往“加利福尼亚号”赴任途中，不想再踏上德国以及德国所控制的国家的领土了。上一次他对沃夫·斯多勒粗暴地侮辱了戈林，一定记录在案。德国人现在已接近世界性的胜利，可能有兴趣整整维克多·亨利。
　　那么，往东走？俄国火车又慢又没有准，从德国人进攻的方向来的难民已经拥挤不堪了。偶尔开一次的俄国飞机更没有准了。但是，这一条路安全一些，同时也近一些；特别是从古比雪夫走，到珍珠港又近了五百英里。是的，他想，他最好现在就让心烦意乱的俄国人安排他绕地球东边走。
　　“你象一个疯狂的征服者，”他听到斯鲁特说。
　　“噢？”
　　“在灯光之下贪婪地看着地球。你只需要加一点小黑胡子就成了。”外交官靠在门边，一个指头摸着烟斗。“我们有个客人在外面。”吊灯下面的桌子边上，一个矮胖的俄国兵站在那里，正从长咔叽大衣上往下掸雪，他摘下大檐帽，抓住一只护耳摇晃，帕格大吃一惊，认出这人正是乔彻南·杰斯特罗。这个人的头发现在剪得很短，稀稀拉拉长了一些棕色胡子，有一些已经灰白了，他看起来又脏又不整齐。他用德语回答斯鲁特的问话，解释说，为了一身冬衣和合法的证明文件，他混进一个流动部队当了兵。莫斯科当局把难民和散兵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急工作队，只简单问了一下就让他们参加了。他有一些假证明，有一次在防空洞里，一个巡逻警察曾经盘问过他，并把这些证件拿走了，但是他想办法溜掉了。别的假证明文件还可以买到，有一个市场卖这些证件，但他觉得现有的军队证明比较好。
　　“在这个国家，先生，”他说，“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比猪狗还不如。猪狗没有证明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吃饭睡觉，人不行。也许，过一阵子，战争情况会好转一些，那我就能够找到我的一家人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斯鲁特问。
　　“在斯摩棱斯克和游击队在一起。我的儿媳妇病了，我是在那里离开他们的。”帕格说：“你还打算穿过德国封锁线回去吗？”
　　娜塔丽的叔叔奇怪而诡诈地朝他微微一笑，有胡子的嘴一边向上弯起，露出了白牙齿，另一边严肃地紧闭着。“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亨利上校，到处都是树林。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紧靠着大路驻扎。我已经穿过这条线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跟我一样。”他转过来对斯鲁特说，“就这样。不过我听说所有外国人都将离开莫斯科。我想知道。我给您的文件怎么样了。”
　　外交官和维克多·亨利互相瞧了一眼，露出同样犹豫而发窘的表情。“噢，我让一个重要的美国新闻记者看了这份文件，”斯鲁特说，“他写了一长篇文章寄回美国，恐怕结果只会在报纸里页登一小段新闻。您知道，有多少关于德国人如何残暴的报道啊！”
　　“象这样的事？”杰斯特罗喊道，他那胡子拉碴的脸上显出愤怒和失望。“儿童们，母亲们，老人们？闭门坐在家里并没干什么事，半夜都给拉到树林中挖好的坑里枪杀了？”
　　“太可怕了，也许明斯克地区的德军司令是一个疯狂的、狂热的纳粹分子。”
　　“但是打枪的人不是士兵，我对您说过，他们穿着不同的制服。这里在莫斯科，从乌克兰和北面来的人，讲的是同样的故事。这些事到处都发生，先生，不仅仅是在明斯克。请原谅我。但您为什么不把这些文件给你们大使呢？我肯定他会把它送给罗斯福总统。”
　　“我已经让他注意您的材料了，但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们的情报人员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
　　“什么？但是，先生，这是难以置信的！明天我可以带十个人对你讲这样的故事，带着发誓书。他们中间有些人是亲眼目睹的，就是从德国人用的那些卡车上逃跑出来的，还有——”
　　斯鲁特带着被激怒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您看，我的好伙计，我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个人——”他指了一下堆满文件的桌子——“负责我们国家在莫斯科的所有事务。我确实认为我已经为您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了。在我们的情报人员提出怀疑以后，我违背上级指示，让新闻记者看了您的文件。我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事实上，我留在莫斯科干这个谁也不愿干的事，主要是想弥补一下。您的故事是很可怕的，我自己是倾向于相信您的材料，心情是难受的。但是这只是战争恐怖的一小部分。莫斯科可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沦陷，这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很对不起。”
　　杰斯特罗若无其事地听完了他发的这一通火，用冷静而顺从的语调回答说：“关于遭训斥的事我感到很抱歉。不管怎样，只要罗斯福总统能够知道这些对无辜老百姓的疯狂残杀，他就会制止它。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这件事。”杰斯特罗转过来对维克多·亨利说，“上校，您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使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件事？”
　　帕格已经在设想由他自己写一封信给总统。他看过好多类似杰斯特罗提供的材料，还有关于德国人残杀游击队员和村里老百姓的更可怕的官方报告。这样的信一点用处也没有，比没用更坏，是不在行的。这将是在总统面前唠叨一些他已经估计得到或知道的事。他，维克多·亨利，是个海军军官，是为了《租借法案》的事暂时离职，在苏联值勤。这样的信，象拜伦在总统宴会上提出的事一样，是很不恰当的行动，拜伦至少还可以说年轻无知，关心他自己的老婆。维克多·亨利对杰斯特罗的问题只摊了摊双手。
　　杰斯特罗忧郁地点了点头，说：“自然，这不是您份内的事。您有娜塔丽的消息吗？她跟埃伦回家没有？”
　　帕格从胸前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几个星期前拍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出来了，我想是这样。”
　　拿着照片凑近灯光，杰斯特罗的脸突然露出与原来不相适应的温柔热情的微笑。“啊，这是个小拜伦。上帝保佑他，让他平平安安。”他瞧着维克多·亨利，把照片递还给他。亨利听到他用德语说的这几个有感情的字，眼睛都湿了。“好吧，你们几位先生对我很好，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把明斯克发生的事告诉了你们。也许有一天这些材料会到一个合适的人手里。它们是真实的，我祈祷上帝，但愿有人会很快想出办法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罗斯福总统。总统必须从德国人的魔爪中解救犹太人。只有他能做到。”
　　说完这些话，乔彻南·杰斯特罗毫无表情地对他们勉强笑了笑，就消失在小煤油灯灯光外的黑暗中了。
　　困极熟睡了一两小时后，闹钟又把帕格闹醒，他差不多忘了他写的信。在民族饭店信笺上潦潦草草写了两张纸的这封信还放在桌子上闹钟旁边。单调的小房间里，虽然窗子都糊了窗缝，仍然冷得要命。他穿上一件在伦敦买的厚羊毛浴衣，又加上一双厚袜子，坐到桌子边，重读写好的信。
　　我亲爱的总统先生：
　　任命我为“加利福尼亚号”舰长满足了我平生的志愿。我一定克尽职守，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给霍普金斯先生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我根据他的要求去莫斯科外围前线进行访问的情况。我把所有细节都写上了，也许不值得您一阅。我的基本印象是，大概俄国人能顶住德国人的进攻，而且迟早要把他们赶出去。但是代价是可怕的。目前他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我们提供的各种援助，越快越好。从我们自私的目的来说，我们不能比这更好地发挥武器的作用了，因为他们杀伤了大量德国人，我看到很多死尸。
　　我还冒昧地提醒您，这里的大使馆最近收到证据确实的材料，说明明斯克城外非正规的德国军队曾难以置信地集体屠杀犹太人。我记得您在“奥古斯塔号”旗舰上说过，再继续辱骂希特勒是没有用的，而且等于羞辱自己。但是在欧洲，美国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堡垒，而您，总统先生，对这些人来说是地球上正义之神的代言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不管怎样，这也是事实。
　　我大胆建议您，调来关于明斯克的材料，亲自一阅。如果您向世界揭发他们并以材料来作为谴责的依据，德国再进行这些暴行时就得再三考虑考虑。同时世界舆论可能从此反对希特勒政府。
　　尊敬您的，
　　美国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睡醒以后再重新读一遍这封信，他最突出的感觉是信里的意思考虑不周，最好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第一、二段是无害的，但总统尖锐的眼光一下就能看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陪衬。其余部分是信的实质，却是多余的，甚至是不得体的。他建议总统越过国务院所有的人，包括他的驻苏联大使在内，要求阅读一些文件。罗斯福实际这样做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对维克多·亨利的评价就要降低了。他会马上想起亨利有一个犹太儿媳，为这个儿媳还麻烦过他。而且，帕格甚至还不知道这个材料的可靠性。杰斯特罗也可能正如塔茨伯利所猜测的，是苏联内务部派来的，编造一些给美国人看的材料。这个人看来挺诚实，但这证明不了什么。
　　在亨利的事业中，他曾经起草过几十封这样构思错误的信，想解决一些问题，后来都放弃不用。他有一种严格的编辑眼光，和一种准确的职业性自卫的敏感。他把信翻过来放在桌上，因为门口有人重重地打门。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穿了一件棕色的长皮大衣，戴着一顶羔羊皮帽，脸红红的，身材显得更魁伟了。“谢天谢地你在这里，老朋友。”记者瘸着腿走到一张沙发上坐下，伸出他的坏腿，阳光里是一片灰尘。“对不起，我这样闯到你这儿来，但是——喂，你身体好吧？”
　　“噢，不错，我很好。”帕格用两只手狠狠地擦脸。“我一夜没睡，写了个报告。有什么事吗？”
　　记者鼓着两只眼睛盯着他。“事情有点难，不过直截了当吧。你和帕米拉是情人吗？”
　　“什么！”帕格感到太突如其来，也太疲劳，以致既不生气，也不感觉好笑。“为什么，不！当然不是。”
　　“唉，太可笑了，我也想你们不是。这就使得事情更别扭、更难办了。帕米拉刚才简单地告诉我，除非你也去，她不想回伦敦。如果你去古比雪夫，她就要跟去，到英国大使馆干点什么事。唉，这是胡闹！”塔茨伯利生起气来，用拐杖敲着地板。“首先第一条，外交部不要她去。但是她横了一条心，你没法跟她讲理。英国皇家空军中午就起飞，他们给我们俩都留了位置。”
　　“她现在在哪里？”
　　“哼，她居然到红场散步去了！你能想得到吗？你看，行李都不整。维克多，我不是来对你显示做父亲的恼怒，你能体会，对吗？”韬基·塔茨伯利显然气疯了，嘴里滔滔不绝，就连他这个爱说话的人也显得特殊。“这使我处在最可笑的位置上。见鬼，我这一辈子对这些小事情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如果我跟她讲道德观念，她就会当着我面大笑。但是人之常情又怎样呢？你是有幸福家庭的人，你不愿意她老跟在你后面，对吗？多难为情！不论怎么说，台德·伽拉德怎么办？哈，她让我去告诉他说全吹了！我说我才不给她干这些事呢，她马上胡乱写了一封信塞在我的皮包里。我对你说，对帕姆，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够呛的时刻。”
　　维克多·亨利把一只手放在眉毛上，虽然心里甜滋滋的，但还是带着倦怠的语调说：“唉，相信我的话，我完全感到意外。”
　　“我知道你会感到意外。我跟她说这是不行的，说得都生气了，我说你是一个很能克制的老式人，爱惜自己的荣誉，忠于你的妻子，诸如此类的话。唉，这任性的孩子都同意，说就是因为这个她喜欢你。怎么说也说不通。维克多，德国兵已大军压境，可一个英国女人在莫斯科无目的地转来转去，这有多愚蠢，也一定很危险。”
　　“是呀，是危险。你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古比雪夫，韬基？在俄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除了你，都在那列火车上了。”
　　“他们都是白痴。在莫斯科想得到一点消息已经够难了。在伏尔加的泥洞里他们还有什么屁东西可写？他们只是喝酒喝得肝硬化，打牌打到眼睛瞎了而已。我的眼睛已经够坏的了。我要逃跑了。如果俄国佬能守住莫斯科，我再回来，我相信并希望他们能守住，但如果他们不能一切就算完了。英国就要毫无办法了，你知道这一点。我们都得贡献一份力量。这将是一次世界大轮班，你们善于计算时机的罗斯福就将要遭到全世界的武装反对。”
　　维克多·亨利跌跌撞撞跑到黄色镜子前面，摸摸他多须的下颌，说：“我最好跟帕米拉谈一谈。”
　　“求求你，亲爱的伙计，求求你了。快一点！”
　　帕格走到外面，地上是新下的雪，阳光灿烂，他听到了参差不齐的男声唱着俄国歌曲。在玛耐兹纳雅广场上，一队老人和男孩，背着镐和锹，使劲地唱着进行曲，跟在一个军曹后面走过去。其余的莫斯科人照常为了各人自己的事在路上跋涉，如往常一样成群结队，披着围巾，但人行道上的行人少多了。帕格想，也许耗子已经都走了，这里留下的是真正的莫斯科人。
　　他走到红场，经过一幅巨大的表明祖国已严阵以待的招贴画，画上是一个高喊着的身强力壮的妇女挥舞着刺刀和红旗，还有一些小招贴画，画着长了希特勒脸的老鼠、蜘蛛、长虫被忿怒而漂亮的俄国士兵刺死，或被红军的坦克压死。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地面铺了很深的白雪，几乎没有一个足印。在克里姆林宫墙外面列宁墓前，它的红大理石已经隐蔽在盖着雪的一层层沙包之中，两个士兵象往常一样站在那里，象个穿着衣服的雕像，但没有排队谒墓的人。在另一边的远处，帕格看到一个穿灰衣服的矮小人形经过圣巴希尔教堂走过来。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他也认出在“不来梅号”轮船甲板上那个摇晃的步伐和她移动膀子的姿势。他朝着她走去，他的套鞋深陷在蒙了一层纸灰的雪地里。她看见他，就招招手。她急急忙忙穿过雪地迎接他，一下子倒在他怀里，象他从柏林飞行回来一样吻了他。她的呼吸温暖而带香味。“妈的！老头儿去找你谈了吧。”
　　“对啦。”
　　“你筋疲力尽了吧？我知道你一夜没睡。教堂边上有长凳。你的计划怎么样？你们都去古比雪夫？还是你也去伦敦？”
　　他们胳膊挽着胳膊走着，手指握在一起。“都不去。突然的改变。我接到了命令，帕姆，命令已寄到了这儿。我要去指挥一艘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
　　她停下来，拉住他的胳膊把他转过来对着她，握住他的两只胳膊，睁大了闪着光的眼睛看着他的脸。“指挥一艘战列舰！”
　　“不坏吧，唉？”他象小学生一样说。
　　“我的天，真惊人！经过这个以后，你肯定会成为一个海军将官，可不吗？啊，你妻子将会多么高兴！”帕米拉不自觉地高兴地说着，又往前走。“我希望现在就在这里有一瓶那种很粘的乔治亚香槟酒。好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加利福尼亚号’基地在哪里？你知道吗？”
　　“珍珠港。”她带着疑问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奥阿胡。夏威夷群岛。”
　　“啊，夏威夷。好吧。我们将设法把我弄到夏威夷去。毫无疑问，那里有英国领事馆，或者商务代办处，或者军事联络处，诸如此类的机构。总得有个什么。”
　　“你不是在空军服务，现在休假吗？要是韬基回到伦敦，你不需要回去报到吗？”
　　“我亲爱的，论我来安排这一切。我很会，很会去取得我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这一点。”
　　她大笑起来。他们掸掉了奇怪的教堂栏杆外面长凳上的积雪。教堂的那些带色的圆顶有的象洋葱、有的象菠萝，它们跟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样，一半罩在灰色的厚帆布星。“你什么时候动身去夏威夷，怎么走法？”
　　“我将尽快地动身，经过西伯利亚、日本、菲律宾。”他们坐下来，他抓住她的手。“现在，帕姆、你听着——”
　　“你要教训我吗？请不用费心，维克多，没有用。”
　　“你提起了我的妻子。她也可能去珍珠港。”
　　“我也想她会去。”
　　“那么，你脑子想的是什么，精确地说？”
　　“噢，亲爱的，既然你问我，我脑子里想的是你和我欺骗她，体面地、谨慎地，还要和蔼地，等到你腻了，我就回家。”
　　这个直率的声明使维克多·亨利大吃一惊。多么新奇、多么超出他生活的常规，他只能笨拙而生硬地回答说：“我不懂这种安排。”
　　“我知道，条爱的，我知道这一定使你感到吃惊，这对你说来是不道德的。你是一个亲爱的好人。尽管如此，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我爱你，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幸福，不然便不快乐。在今后，我不想再跟你长期地分开了。直到有一天你自己让我走开。所以你得容忍这种安排，这不是一个坏安排，真的。”
　　“是的，这不是一个坏安排，但你不会遵守它。”
　　帕米拉的鹅蛋脸上露出了很吃惊的表情，然后她的眼神里闪现出一种快乐的光彩，她的嘴唇一弯，聪明地微笑了。
　　“你不怎么笨。”
　　“我一点也不笨，帕米拉。海军不会把一艘战列舰交给笨蛋。”
　　一长串有红星标志的青色卡车开进广场，从红砖墙的博物馆与停业的百货大楼之间穿过，面朝列宁墓一辆挨着一辆停下来。
　　“我们在这里时间有限，”帕格继续说，提高了嗓子，“暂时我把罗达放在一边，只谈你的事——”
　　她打断他说：“维克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你妻子很忠诚。我总怕你把我当作一个挖墙脚的坏女人。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就是这样。自从今天早晨我被迫告诉韬基以后，我高兴极啦。”
　　亨利向前倾着身子坐着，胳膊放在膝上，两只手握在一起，在雪地的阳光反射下半闭着眼，瞧着她。士兵们从卡车上下来，显然是新征集来的，他们参差不齐地站在雪地上，一个穿齐膝长大衣的军曹大声吆喝着，传递着分发步枪。沉默了好一会，亨利实事求是地说：“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不会，维克多，不会了！”她的脸激动得放着光彩。“人只要能碰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跟你走。你不能跟我结婚真不幸，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这个条件下走吧。”
　　“我没有说我不能跟你结婚，”亨利说。她大吃一惊。“让我们说清楚。如果我能爱你达到背着我妻子和你发生关系的话，就是说我已经爱你爱到可以和她提出离婚的程度。对我说来，伤害是一样的。我不懂得你所说体面和蔼的欺骗是什么。它有一个恰当的名词，我不喜欢这名词。但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帕姆，现在你必须离开莫斯科。唯一的地方是去伦敦。这是常识。”
　　“我不会跟台德结婚，不用争论，”他刚要开口说话，她就语气很硬地说，“我知道这是一个讨厌的决定，但是决定已经做了。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战列舰是什么样的。这是令人高兴和激动的，但事情也就更复杂化了。我当然不能让你带着我穿越西伯利亚，但如果你现在不阻止我的话，我将想办法自己到厦威夷来——比你认为可能的时间还要早得多。”
　　“你甚至不考虑英国需要你吗？”
　　“现在你听我说，维克多。没有一个方面我没有经过很长时间周密的考虑。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四天坐车的旅途中我没有想多少其他的事。如果我在祖国危急的时候离开了它，那是因为一种更强烈的东西召唤着我，我要这样做。”
　　这是维克多·亨利能懂的直率的语言。帕米拉的灰大衣领和灰毛线帽子盖住了她一半脸。她的脸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她只不过是另一个裹在厚衣服里面看不出身段的青年妇女而已，但突然间，维克多·亨利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对将来有可能单独和这个青年妇女在一起的新生活产生了一种希望。至少在这个时候，他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态度压倒了。
　　“好吧，让我们谈论现实问题，”他温和地说，看了看手表，“你今天几小时之内得行动起来，而我也要为绕到地球的那一边去指挥我的战列舰这件小事张罗一下。”帕米拉紧紧地皱着眉头听完这话以后，美丽地微笑了。
　　“我这人该多令人讨厌啊，在你一生中这样的时刻，我突然把自己挂在你的脖子上。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我爱你，”既然这是事实，帕格就毫不犹豫地颇为诚恳地说。
　　“你能肯定，能吗？你再说一遍。”
　　“我爱你。”帕米拉沉思地叹了一口长气，低头看着两手。“好！好吧，那，我今天该采取什么行动？”
　　“跟韬基一起回伦敦。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就安静地步吧。我会写信或打电报给你。”
　　“什么时候？”
　　“当我能够的时候，当我知道的时候。”
　　他们沉默地坐着。克里姆林宫的墙漆得象一排住宅公寓一样，军曹的喊声和枪栓的碰击声在墙上起着回音，新征集的士兵笨拙地在进行基本训练。
　　“唉，这将是我盼望的一次联系，”帕米拉轻轻地说，“现在你能暗示一下它的内容吗？”
　　“不能。”
　　因为某些原因，这使她很高兴，或看来很高兴。她用一只手放在他的脸上，对他微笑，眼神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爱。
　　“好，我等着。”她的手挪到他撕破的大衣肩上。“啊，我原想给你补起来。什么时候啦？”
　　“十点过了，帕姆。”
　　“那我得赶快走。啊，天哪，我真不愿意再离开你。”他们站起来，挽着胳膊开始走。他们从新兵前面走过，其中站着班瑞尔·杰斯特罗，新修了脸。他那刮红的脸皮褶子耷拉着，看起来更老了。他看到了维克多·亨利，把他的右手在心窝上放了一下，海军军官脱下帽子，好象擦了下眉毛一样，然后又戴上了。
　　“他是谁？”帕米拉问，机警地注意着，“啊！就是斯鲁特请客时闯进来的那个人吧？”
　　“是的，”维克多·亨利说，“我的明斯克来的亲戚。这就是他，别看他或表示什么。”
　　在她的房间外面没有灯的过道中，帕米拉解开她大衣的扣子，又解开维克多·亨利长大衣的扣子，望着他的眼睛。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们拥抱、亲吻。她轻声说：“你最好写信或打电报叫我去。呵，上帝，我多爱你！你跟我们一起坐车去飞机场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呆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好？”
　　“好，我当然跟你呆在一起。”
　　她用手背擦去脸上的眼泪，然后用手绢擦眼睛。“啊，多亏我硬赖着不走。”她打开门，塔茨伯利着急地一瘸一拐走到门口。“怎么样？怎么样？怎样决定的？”
　　“先头是我傻气，”帕米拉说，“我跟你一起回家。”
　　塔茨伯利看看她的脸，又看看亨利，因为她的语调带着一点尖刻讽刺的味道。
　　“她跟我一起走吗，维克多？”
　　“她刚才说她跟你走。”
　　“天，一块石头落地！好吧。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噢，我正准备去找你们。英国皇家空军的孩子们提前半小时起飞。谣传一个德国支队已经向飞机场方向穿过来，也许很快就进入炮火射程。外交部说这是胡造谣，但孩子们不愿意冒风险。”
　　“我十分钟内就收拾好，”帕米拉踱进她的房间，对帕格说，“跟我来，亲爱的。”
　　维克多·亨利看到塔茨伯利眼睛里闪着光，胡子下面的厚嘴唇带着微笑。唉，帕格想，帕米拉再要强也是个人，她象爆竹一样再也抑停不住自己，在她父亲面前爆发了她爱情的占有欲。他说：“等一等，有一个报告韬基一定得给我带往伦敦。我马上就回来。”
　　“你有什么想法，韬基？”帕格离开时听到她愉快地说，“维克多·亨利给他自己搞到一艘战列舰指挥，确确实实。他要去珍珠港。那是在夏威夷！”
　　他一会儿回来了，在旅馆楼梯上下跑得气喘吁吁。他递给塔茨伯利一个用订书机封的厚纸信封。“这个给凯瑟上校，我们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要面交。行吗？”
　　“当然行。绝密？”塔茨伯利热心地问。
　　“唉——你加小心一点。给下一趟去华盛顿的信使带走。”
　　“我旅行的时候，这个皮包从不离开我的手。”塔茨伯利说，“即使我睡觉也带着。所以不用担心。”
　　他把帕格的信封放进棕色的手皮包里，信封里有两封封好的信，一封是给哈利·霍普金斯的长长的打字信，一封是给总统的关于明斯克犹太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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