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五点，韬基·塔茨伯利一个人正在旅馆房间里吃茶点，有一点沙丁鱼、干酪、鲟鱼、黑面包和蜜软饼，维克多·亨利进来告诉他，他就要去前线。记者兴奋得东西也不吃了。“我的天，老兄，你真去吗？在这个德国人到处都蜂拥而来的时候？不可能。说说而已。好天老爷，俄国人就是善于用空话应付你。你永远也去不成。”他理了理胡子，又伸手拿吃的。
　　“是啊，也可能，”帕格说着，坐到椅子上，膝盖上放着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他刚才从海军部拿来的密码和海港图。四天来，他只是断断续续地睡了五六小时，他硬撑着不让自己合眼，房间里的东西在他眼前来回摇晃。“可是我的许可刚刚从相当高的上级批下来了。”
　　塔茨伯利正把一块加了满满一层沙丁鱼的面包放到嘴边，一听就楞住了，他透过瓶底似的厚近视眼镜瞧着亨利，用平静的口气低声说：“我跟你一起去。”
　　“见你的鬼。”
　　“维克多，两星期前，俄国人进行反击的时候，记者们去了中路前线。走的那一天，我感冒了，烧到一百零五度。”塔茨伯利放下吃的，抓住他的拐杖，瘸着腿快步穿过房间，开始穿皮大衣，带皮帽。“谁经办这件事，罗索夫斯基吗？我能不能对他们说，是你说的我可以去？我跟他们都认识，他们也喜欢我。就看你了。”
　　维克多·亨利不想要塔茨伯利一起去，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同时估计俄国人一定会拒绝这个请求，就说：“好吧。”
　　“上帝保佑你，亲爱的伙计，你别走，就喝我的茶吧。告诉帕姆我六点之前回来，她得把我的广播稿重打一下。”
　　“她在哪儿？”
　　“外交信使那里有她一封信，她去取了。”帕格就在他坐着的靠椅上睡着了。
　　冰冷的手指在他脸上抹了一下，把他弄醒了。“你好啊，你躺着睡不更好一些吗？”帕姆站在他面前，她的脸冻红了，眼睛闪着光，灰色的羊皮帽子下露出一绺棕色的头发。
　　“啊，怎么啦！”他眨眨眼，伸了伸腰。“我在这里干嘛？大概是进了屋子就倒下了。”
　　“韬基呢？”她脱下帽子和手套。“他干嘛把茶也剩下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睡了一会，他的脑子清楚一些，他记起他和塔茨伯利的谈话，又把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的脸板了起来，显得很紧张。“前线？他们永远也不会让他去。但你呢？维克多，你当真要去？你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或瑞典的广播了吗？”
　　“听了。”
　　“好吧，我知道争也没有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大使馆准备迁到乌拉尔或别的什么地方去。顺便跟你说，台德没有事。”她走到她的书桌边，身上还穿着皮大衣，拿起几张打了字的黄纸。“啊，讨厌，又改了，真小题大作！”
　　她经常漫不经心地说出一些重大事情来。帕格现在已经习惯了。今天这件事她说得太快，他没有把握到底听清了没有。“帕米拉，怎么回事？台德怎么样？”
　　“他很好。总之，平安无事。”
　　“但是他在哪里？”
　　“呵，回到布赖德了。他来信说，他还是老样子。他好象
　　是跟几个法国空军一起从斯特拉斯堡城外的俘虏营跑出来的。在法国和比利时，他确实经历了好几次象电影上一样的惊险场面。但是他都闯过来了。我过去也想，他迟早会出来。”她坐下来，揭开打字机的盖子。
　　“天哪，姑娘，这是了不起的消息。”
　　“是啊，不是吗？你一定要看看他的信，正反两面写了七张纸，很有意思。他掉了四十二磅，他的大腿上——更精确地说是屁股上还有一颗子弹。他可真受了折磨啦，他很遗憾地说，现在，等到他能够坐起来的时候，只好做一些机关工作了！当然，这是说我得马上回家跟他结婚。”
　　帕米拉忽而改变了她随便的样子，盯着维克多·亨利看了好半天。她戴上了黑边眼镜。“我这就得干了。你显然需要睡一会儿。”
　　“没有用。代表团快走了，我得去送他们。帕姆，台德的事真了不起。我非常高兴，也放心了。”
　　她搓一搓手，在上面呵一口气，说：“上帝，这真去了我一桩心事，不是吗？我是说可以不再跟韬基的笔迹和他那乐观的胡说八道打交道了。”
　　过了一会，维克多·亨利正在穿他在军舰上穿的那件厚呢大衣，塔茨伯利闯进来，脸上发烧，鼻子冻紫了。
　　“有可能！条件合格，我的上帝。他们明天再确定一下，但是，维克多，我相信我将跟你一起去！——帕姆，你完了吗？时间快到了。——维克多，外交部现在乱极了，前线的消息一定很坏，但是，老天爷在上，你得到的那个许可，不管叫什么，肯定是一道密令！当然他们喜欢我，他们也知道我符合条件，但当我说你坚持我跟你一块去的时候，罗索夫斯基的脸就变样了！”
　　“啊，韬基！”帕米拉停止打字，瞧着他。“维克多根本没有坚持，他不可能这样说。”
　　“帕姆，你得对这些人施加压力。”塔茨伯利皱起脸，狡猾地一笑。“我说，你们两个是老朋友，实际上是，维克多很喜欢你，想帮我个忙。所以如果有人问起，你得给我圆谎。”
　　“你这个不害臊的老不死，”帕米拉说着，脸涨红了。
　　“好啊，说的那些，还都是真话。”维克多·亨利说。“我现在必须去机场了。韬基，帕米拉有很重要的消息。”
　　塔茨伯利中间插了一手，使去前线的事遇到一些困难。外交部哼哼哈哈，不给明确的答复。日子一天天过去，帕格仍然陷在莫斯科无事可做。大使和使馆人员对维克多·亨利很冷淡，因为他是从华盛顿硬挤进来的，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祸害。有一次他偶尔到斯鲁特的办公室去，看到他脸色苍白，愁眉苦脸，对着他莫名其妙地傻笑。
　　“嗨，我的儿媳妇在你桌子上干吗？”帕格说。在银镜框里的娜塔丽微笑着，比现在年轻一些，胖一些，头发上挽着一个不合适的发髻。
　　“呵！是听，这是娜塔丽。”斯鲁特大笑。“你认为拜伦会介意吗？她很久以前给我的，我仍然喜欢她。你去前线的事怎么了？按照德国人现在来的这股势头，你走不了多远，嘻，嘻。”
　　“天知道，”帕格说，感到这个人情绪不好。“也许去不成啦。”
　　后来才知道主要的困难是帕米拉。她的父亲要求带她一起去，说没有她，他没有办法。以后他把申请撤回来，但外交部已经把三个人的名单送到经办这件事的一个不清楚叫什么的高级机关去了，不能撤回来重新办理。当帕格与罗索夫斯基再碰到或是电话联系时，他渐渐不象以前那么友好了。
　　“我亲爱的亨利上校，到时候你就会得到通知。苏联现在还有别的同样紧迫的问题要处理。”
　　因此，帕格就逛大街，观察莫斯科的变化。到处都是新的红黑色的招贴画，动员人们志愿参加工作。这种粗线条的社会主义漫画，画的是身强力壮的工人、农妇挥动刺刀，指向面孔象希特勒的蜘蛛、蛇或狼狗。到处都是一队一队穿着不整齐、背着铁锨洋镐的劳动大军；挤满了儿童的卡车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尽管连日大雨，食品店门口一直排着长龙。街上已经看不到士兵和马拉的车了。在湿透了的帽子和披肩下面，街上一群一群高颧骨的白种人的脸看来与以往不同了。人们皱着眉头，带着询问的眼光，匆匆地走过，斯拉夫人冷淡无动于衷的表情已经看不到了。维克多·亨利觉得德国人越是快来了，莫斯科人看上去就越象纽约人。
　　罗索夫斯基终于往旅馆给亨利打电话了，他的声音很兴奋。“好啊，上校，明早天一亮行吗？请到外交部来，穿暖一点，带上雨衣和好靴子，准备去三四天。”
　　“好。那姑娘也去吗？”
　　“当然。”听这个俄国人的口气好象有点惊奇，同时也有点不高兴。“问题就是她。我们愿意完全按照您的愿望安排，但办起来真不容易。我们俄国姑娘经受战争环境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外国女士们就吃不了这个苦。尽管如此，我们都认识塔茨伯利小姐，她长得很漂亮，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忠实的友谊。一切都安排好了。”
　　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计较这种开玩笑的、甚至有点象嘲笑的语调，没再辩解。“很感谢，我准时到。”
　　他们从莫斯科冒雨向南行驶，整个早晨都跟着隆隆之声不断的一长列军用卡车前进，只有到一个截击机场参观时才停下来。机场就在首都城外的森林里，巧妙地掩蔽着。这辆小黑轿车，俄制M－1号，外表和机器声音都很象一九三○年的福特车，车小人挤，特别是车厢里还放着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箱子、纸包等。大约走了一百英里，陪同他们的主人建议停下来伸伸腿，吃午饭。这是一个面色温和、戴眼镜的坦克兵上校，有个不常见的名字，叫鲍弗里·安菲季耶特洛夫。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德国的炮声。
　　驾驶员是一个身材魁伟、红胡子修得很短、不爱讲话的士兵。他把车子开进一条古树成行的岔道。车子在收割干净的田地与桦树丛林间转来转去，远处可以看见两间白色的乡间房子。最后到达野树林的尽头，进入一个阴暗的小巷。他们下了车，上校带着他们沿着小道来到一个树荫下面长着草的小坟堆前，坟前放着鲜花圈。
　　“噢，你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乡村领地，”安菲季耶特洛夫说。“这里叫雅斯纳雅·波良纳。那里是他的坟。因为路过这里，我想你们可能对此有兴趣。”
　　塔茨伯利望着低矮的坟堆，带着他很少有的那种肃穆的语调说：“托尔斯泰的坟？没有墓？没有碑？”
　　“他让这样做，他说：‘把我埋在树林里，埋在我童年时代与尼古拉哥哥做绿棍游戏的那块土地下，……’“安菲季耶特洛夫低沉的声音听起来粗犷而响亮，压过了从黄叶滴下的雨水声。
　　维克多·亨利仰首侧耳，眼睛瞧着上校，他听到一种新的声音，不规则的轻微重击声，就象雨水滴在草上一样。上校点点头。“是啊，风向顺的时候，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啊，炮声？”塔茨伯利说，显得十分镇静。”
　　“是的，炮声。怎么样，吃一点东西吧？托尔斯泰工作过的屋子很有意思。不过目前不开放。”
　　有胡子的驾驶员把午餐放在背着坟堆的长凳上。他们吃了黑面包、蒜味很浓的香肠和生黄瓜、喝没有冰镇的啤酒。没有人讲话，雨声滴沥不止，远处公路上的军用卡车声不断，隐隐约约还听到远方的炮击声。帕米拉打破了沉默。“那里的花是谁放的？”
　　“管理人员吧，我想，”坦克兵上校说。
　　“德国人永远也到不了这么远，”她说。
　　“是啊，这是一种虔诚的思想，”上校说，”我想他们也到不了这里，不过雅斯纳雅·波良纳不是一个固守的地方，因此伟大的托尔斯泰和所有我们这些俄国人现在都得冒同样的风险。”他微笑着，露出红色的牙床，看起来没有一点温和的样子。“不管怎样，德国人无法再杀死他了。”塔茨伯利说：“他们读他的书时，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还有待于我们来证明。但总有这一天。”
　　云层里露了一会儿阳光，鸟儿开始歌唱。维克多·亨利和帕米拉·塔茨伯利一起坐在长凳上，阳光透过黄叶象舞台灯光一样全照在姑娘身上。她穿着灰色长裤，裤脚塞在白色带毛的雪靴里，还穿一件羊支短外衣，戴着帽子。
　　“你老看着我干嘛，维克多？”
　　“帕姆，我从来没有参观过托尔斯泰的墓，当然也不曾和你一起来过，但我发誓我要记住这一切，尤其是你那么好看地把帽子稍偏一点戴着。”当她把手伸到她的帽子边时，他又加了一句：“我本来要对你说你应该举起你的手，太阳会使你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她伸直了手指，看着钻石。“为这个，台德和我还吵了一小架。他送给我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戴它哩。”上校喊道：“好吧，海军上校，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在大道上，黑色小轿车挨在拥挤的运输洪流的边上，向炮响的方向前进。公路上挤满了卡车，一行开往前线，一行往回走。大胡子的男人，粗壮的晒黑的妇女在绵亘的桦树林之间的田野里工作，一眼也不瞧公路上的车子，儿童们也不理睬军事运输，自己在公路附近玩。在一些小村庄里，小木头屋子外面晒着衣服，木头房子的窗户都油漆成彩色。维克多·亨利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离莫斯科越远，靠前线越近，俄国人看来越正常、越平静。他们后面的首都忙乱成一团。就在城外，妇女、儿童、戴眼镜的文弱书生——职员、记者、学校教师等——忙乱地在那里挖反坦克壕沟，堆置无数钢筋洋灰的障碍物。在这条防线以外，就是平静的森林和田野，绵亘不断的青松翠柏，秋色四溅。只是沿公路为卡车修的防空隐蔽处——在森林里清理一块地方，砍些常青树枝作掩护——才看到一点敌人入侵的景象。
　　快傍晚的时候，汽车开进一个小集镇，在一个带黄窗户的房子前面的泥泞广场上停下来。面颜红润的孩子们提着桶排队站在抽水机边；另一些孩子正从广阔的田野里把牛羊赶回家来；在紫霭暮云下面，平坦的田野延伸得很远；三个体格强壮的老人在锯木头，为一间还未盖好的房子钉窗户。这些是帕格整天看到的奇怪现象——这些祖祖辈辈住在俄罗斯的人，还在暮色苍茫中盖房子。德国的炮声已清晰可闻，比在托尔斯泰领地上响得多，西边地平线上黄色的闪光忽隐忽现，象夏天的闪电一样。
　　“噢，这是他们的家，”他们僵直了腿从车上下来，当维克多·亨利提起这种现象时，上校回答说。“他们能上哪儿去呢？我们已经把德国人阻止在那里了。当然，孕妇和带孩子的母亲很早就迁走了。”
　　在现在作为团司令部的暖和的小餐厅里，客人们与坦克上校、团的四个军官围挤在一张桌子边，还有一个叫叶甫连柯的将军，在他宽厚的双肩上有三颗黄褐色的星。他是这个地区军团的参谋长。安菲季耶持洛夫告诉维克多·亨利说，他碰巧也从这个镇上过。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有淡黄色的头发，象蒜头一样的农民鼻子，宽大的下颚光滑而红润，在这间烟雾腾腾的窄房间里，他一个人看来就已经占了屋子的一头。叶甫连柯花了不少时间对帕米拉献殷勤，劝吃劝喝。他那张肥胖的脸上一会儿显出心不在焉、麻木、疲倦和极为忧郁的样子，一会儿又显出愉快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在深凹的紫色眼窝里总带着极度疲劳的表情。
　　大有克里姆林宫那种派头的宴会开始了，在粗糙的黄桌布上，士兵们送上一道一道的菜：香槟酒、鱼子酱、熏鱼、汤、鸡、肉排，还有奶油蛋糕。当战士服务员出入厨房门的时候，帕格·亨利向里面望了一眼，才弄清了这个不简单的惊人之举。M－1轿车的红胡子驾驶员穿着白围裙在炉边忙得满头大汗。帕格曾经看到他把一箱箱的东西从车上往屋里搬。原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厨师，一个高级厨师。
　　将军随便谈着战事的情况，上校担任翻译。他的军团在这个地区的兵力小于纳粹，枪炮和坦克的数量少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也可能会使德国人感到吃惊。按照理论，他们要守的防线与他们的实力相比是太长了；但好的理论，象好的兵团一样，有时候也有伸缩性。德国人已经遭到可怕的损失，他一连串地背出许多数字，击毁坦克多少，俘获枪炮多少，杀伤敌人多少。任何军队，如果它的司令员愿意每得一寸土地都付出流血的代价的话，它总是可以推进的。德国人已经流血太多，象萝卜一样发白了。这一次攻击是他们企图在冬季前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
　　“他们能攻下莫斯科吗？”塔茨伯利问。
　　“从这个方向不可能，”将军立即回答说，“我想任何其他方向也不行。不过要是他们真攻下了它，我们将把他们赶出莫斯科，然后赶出我们的领土。我们将战胜他们。德国人没有战略政策。他们的战略政策的概念就是杀人、掠夺和奴役。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不是一种战略政策。还有一点，他们的资源基本上比我们差，德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最后一点，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我们。根据弗·伊·列宁的话，这是战争中很危险的错误。列宁说，在战争中把自己想得太多，把对方想得太少，这是很危险的。结果只能是不可靠的计划，得到很不愉快的结局，例如失败。”帕米拉说：“话虽这样说，他们到底还是来了。”
　　将军转过满面怒容的大脸对着她，突然带着威胁、残暴和怪可怜的精疲力竭的表情。他这种表情又在调情的傻笑中消失了。“是啊，我亲爱的姑娘，我很懂得你说这句话的意思，你跟我们一样不愿意看到这些情况再发生。是的，纳粹分子通过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取得了突然袭击的成功。另一点是他们狂妄自负，翘尾巴。他们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把不可征服的英国赶下了海，等等，他们只能打胜仗，相信自己是不败的。不管怎样，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伙伴在俄国象苍蝇一样死去，我想他们要重新考虑啦。开始时，他们把部队直接沿公路前进，甚至连保护一下侧翼都嫌麻烦，后来他们就注意一点了。是的，希特勒培养他们掠夺、抢劫、杀戮，这些是老条顿人的遗风，他们对这个很内行。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认为我们是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被他们干了一下。所以，如你所说的，他们到底来了。现在我们有两个任务，就是：不让他们再继续前进，然后把我们还没有消灭的人赶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他转过身来对亨利和塔茨伯利说，“如果你们能在物资上帮助我们，自然我们的任务就可以完成得快一点，因为我们损失的太多。但最重要的是，如果在西欧开辟另一个战场，就可以很快消灭这些匪徒。英国人也许会意外地发现他们一旦在法国登陆，就可以长驱直入打到柏林。我相信，凡是能打枪的德国人都派到了这里参加这次攻击了。”
　　“现在我没有一次不在广播里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塔茨伯利说。将军点了点头。“您很有名，被认为是苏联人民的朋友。”他望着维克多·亨利。“怎么样，上校，您想看些什么呀？不幸的是这里已深入内地，没法让您看看出色的海军演习。”
　　“将军，假如——当然很可笑，不过——假如我们的总统能穿上神话里的隐身衣来看看你们的前线。”
　　“我们也有这类故事，”叶甫连柯说，“但不幸没有这种衣服。”
　　“你愿意让他看些什么呢？”
　　将军朝着坐在客人对面的四个军官瞧了一眼，他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断地抽烟。这四个脸色苍白的俄国人都有一头鬈发，精明的眼睛看来很困倦，都穿着一样的棕色上衣，象一胎里生的四个儿子一样。他们都还没有开过口，将军这时对他们说了句话。立即引起了一连串讲得很快的俄语对话。他又回过来对亨利说：“你说得很好，我们会安排的。由于情况有点不稳定，我建议你们明早天一亮就动身。”他抬起头来对帕术拉说：“一间卧室已经给您打扫出来了。先生们就跟军官们挤一晚吧。”
　　“天哪，还有卧室？我准备不脱衣服睡在地板上或泥地上，”帕米拉说，“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睡。”
　　上校翻译以后，将军的脸上露出了喜色。“原来这样？你这么说话真象我们俄国姑娘，不象娇气的英国妇女。”他把胳膊伸给她，带着大家一起进入另一个房间。房间的墙上挂满了墨水沾污的旧地图，发出霉味的家具与书桌、凳子、打字机、扭成一团的黑电话线等乱堆在一起，士兵们为了在陈旧的竖式钢琴周围腾出一些地方，把家具往两边推，发出吱吱的声音，钢琴上的琴键都脱了漆。一个军官嘴里衔着香烟，坐在那里弹出《永存的英格兰》的乐曲。帕米拉听出了曲调以后大笑起来，然后站起来跟着唱。将军带头鼓掌，叫再拿些香槟酒来。钢琴手又开始胡乱弹了《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叶甫连柯将军优雅地深深一鞠躬，请帕米拉跳舞，帕米拉还没他的肩膀高，所以这一对儿看上去挺可笑，他们穿着满是泥的靴子，笨拙地在窄小的空地上转，但是他脸上显得很高兴。她又和其他军官一起跳，当钢琴手奏完了他知道的有限几首美国乐曲后，又开始奏《亚历山大的轻音乐队》，帕米拉又跟将军跳起来。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畅怀痛饮香槟和伏特加。门外，士兵们围在一起，睁圆了灰眼睛看穿灰裤子的外国女士和军官们一起跳舞、喝酒。帕格知道她最不爱跳舞，尤其不爱跟陌生人一起跳。他还记得很久以前，在和平时期，他在“不来梅号”上听到帕米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给我自己找根拐棍，戴一头白假发。”今天是为了使大家高兴。当钢琴手开始奏俄国乐曲的时候——他奏得好多了——帕米拉坐在椅子上，军官们一个人或两个在一起跳。笑声和掌声越来越响。一个漂亮的青年士兵带着一个星期没有刮的胡子闯进屋，来了一个绝妙的独唱，跳着，蹲着，用足尖转着，最后为答谢大家的鼓掌，象一个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鞠了个躬。将军笨拙地站起来，开始自己一个人跳。他又是打转，又是跳，然后两臂往胸前一抱，蹲下来踢着腿，粗声粗气地叫喊：“快一点！快一点！”他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士兵们都进了屋，围着他欢呼；屋里充满了人身上的臭味、烟味和酒味，但是维克多·亨利靠近帕米拉时还可以微微闻到一点石竹花的香水味。当时甫连柯将军喊完了跳起来喘气时，周围的人高声欢呼鼓掌，帕米拉跑过去在他出汗的红脸上亲了一下，他高兴地吻了她的嘴，引起了笑声和更热烈的欢呼，晚会到此结束。战士们把家具推回原来的地方，客人们都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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