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宪章》是一头大象，它象一棵树，象一条蛇，象一堵墙，象一根绳，就看瞎子摸着它身上的什么部分。
　　轴心国的宣传机器嘲笑它那套吹嘘自由的好听话，举出仍在受奴役的印度和马来亚为证；指出堕落的美国人的怯懦，他们回避任何战争的诺言；然后得出结论说，它不过是虚声恫吓，用一惯假虔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装扮起来，以掩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无可奈何的仇恨，而这种建立起来的世界新秩序是一千个《大西洋宪章》也无法使之倒退回去的。
　　在美国，掀起了一阵大骂，说罗斯福已经秘密地把祖国投入了帮助英国的战争，同时也掀起了一阵欢呼——不过没有那么响——说它是从《大宪章》①以来人类为光明而斗争的最辉煌的文献。
　　①《大宪章》，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逼英王约翰签署给予贵族某些权利的文件。
　　英国的报刊暗示，阿根夏湾的成果要比这份精采的宪章多得多；但是目前除此之外，其他都得保密。
　　俄国人欢呼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艘战列舰上的海上会谈，说这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胜利；并且暗示说，开辟欧洲的第二战线现在已经十分紧迫，而《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这样的计划，有些令人失望。
　　哪一种反应也没有在明斯克被禁锢的犹太人中间引起的反应那么强烈，那么盲目。
　　德国人没收了他们的收音机。谁还有收音机就要判处死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从他藏在顶楼里的一架小收音装置中，听到了不完全的俄国人的广播。他高兴地散布了这个故事，说罗斯福会见了丘吉尔，说美国已经对德国宣战！这个虚假的故事在犹太人居住区所达到的效果如此奇妙，如此起死回生，使人们不禁怀疑，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弄虚作假说不定有时候是必要的止痛药。
　　明斯克的犹太人的精神最近已经破碎。德国人来了之后，他们听天由命，被赶到几个街区聚居，被迫去登记找工作，遭逮捕受虐待，忍受着暴徒的袭击，甚至可能是枪杀。这是一个“波格隆”①的时代。可以料想德国人的波格隆可能非常坏。
　　①“波格隆”：俄语，指帝俄时代经常发生的对犹太人的摧残、蹂躏。
　　但是犹太人经历了波格隆，活了下来。
　　于是有一天晚上许多灰色卡车开进了犹太人居住区，穿罕见的黑色制服的德国兵把两条主要街道两旁的居民，挨门逐户赶了出来，装上卡车——他们宣布，要重新安排住屋。有些德国兵很粗暴，有些很有礼貌；他们推着、催着人们走上卡车。其他街上的犹太人，都躲在上了闩的门后，战栗着，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发生的事——据出没在森林里的游击队员的报告说——是如此可怕，如此不能令人相信，以致明斯克的犹太人一直理解不了。这些灰色卡车开出去五英里，到了村子外面的一个森林里。在一个月光照耀的峡谷，德国兵命令人们下了卡车，叫他们一群一群地排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包括婴孩和老人——扔进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埋上沙土。
　　在沙土地挖这个大坑的农民亲眼看见了这个景象，游击队员的报告这样说。德国兵把他们集合起来干这个工作，然后命令他们回家去，不许逗留或者谈起挖坑的事，否则就枪毙。然而还是有几个人从树木之间溜了回去，看见了德国人干的事，于是他们把屠杀灰卡车上的“齐德”①的事告诉了游击队员。
　　①“齐德”：俄语，对犹太人的轻蔑称呼。
　　这个故事，对于被困在向莫斯科挺进的德国军队后面三百英里的明斯克的犹太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打击。德国兵已经在因为一些细小冒犯事故，简单马虎地审讯一下就枪毙人了。这些牺牲者的肿胀发臭的尸体，以及被捕的游击队员的尸体，在广场上吊着。这种事情，在战争期间是难免的。可是这种显然是随随便便地把两整条街上居住的所有的人——孩子，妇女，老人，所有的人——突然屠杀，超过了他们最大的恐惧：德国人不能干比这更可怕的事了。这个故事要么是神经质的夸大，要么也许是真的——随着报告一点点地传开，人们开始相信了——那德国人真是比最可怕的谣传所描绘的还要坏。
　　然而第二天明斯克看来依然如故，向日葵在开花，太阳在蓝色的天空照耀。有些建筑物被炸弹或者大火毁了，但是大部分还象以前一样。德国兵在街上巡逻，已经是一个普通景象，他们坐着画有A字记号的灰色卡车和坦克。这些士兵看起来完全和普通人一样，懒洋洋地拿着枪，在阳光里东张西望。有几个甚至还和过路人开玩笑。俄国人依然在到处走，他们是犹太人的老邻居。还是那些钟在那些时间敲响。这些街道是犹太人生活的场所，跟家里亲人的脸那样熟悉。现在只有那两条街两边的房子一片静默，空空如也。
　　在这个惊讶万分的时刻，消息传来，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海上会谈，美国已经参战。消息从一所房子传到另一所房子。人们哭着，笑着，把他们的孩子抱在肩头跳舞，互相亲吻，寻找酒或伏特加为罗斯福总统干杯。有件事实还铭刻在全欧洲人的心头：上次大战，就是由于美国人参加，才打赢了。快活的辩论展开了。是不是要三个月？六个月？不管时间怎么长，总不会再发生把两条街上的人都杀光的疯狂事情了。现在德国人还敢！德国人在得意的时候很坏，但是事情倒了过来，他们又多么恭顺！他们都是胆小鬼。现在他们也许会很好地对待犹太人了，以免将来受到美国人的惩罚。
　　班瑞尔·杰斯特罗并不想反驳这些谣言，尽管他知道真相。在面包作坊里，他仍旧藏着那架短波收音机。他的身份证允许他走出犹太人居住区的界限，因为德国人需要面包，而明斯克的面包师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打仗。那天晚上，在一家医院的锅炉房里举行的犹太人领导者的秘密会议上，班瑞尔报告了他从瑞典收听到的正确广播。然而他是个外国人，而且他对委员会讲的是人家不愿意听的东西。有个人突然打断了他，提醒他说他也许听的是德国人控制的挪威电台；于是他们继续激动地计划着，准备美国人在法国登陆时和游击队合作，在明斯克举行武装起义。
　　几天之后，杰斯特罗和他的儿子、儿媳妇、小孩都不见了。他们在晚上悄悄地走了，没有向犹太人居住区的任何人要求批准或者帮助，也没有问和森林里游击队联系的口令。犹太人居民委员会因为这个面包工人的失踪，和国家秘密警察惹了些麻烦。但是他们恳求说，杰斯特罗一家本来是波兰来的逃亡者，他们不能负责，而且是德国人自己发给他特别身份证的。这三个波兰犹太人和他们的小孩没有再回到明斯克来。犹太人居住区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被国防军的森林巡逻队当场枪毙了，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游击队的引导想溜出城去结果都是这样。德国人的习惯是把森林里刚打死的人的尸体扔在五十年节广场，以儆戒别的犹太人。可是在这一堆可怕、僵硬的没有埋葬的朋友尸体中，没看见有杰斯特罗一家人。这是使人相信杰斯特罗一家还在什么地方活着的唯一理由。
　　在罗马，德国人的行为很检点，至少在娜塔丽和她叔父的眼里是这样。他们对待意大利人的那种骄傲自大，可能由于到处征服而更加露骨，然而这是德国人一向的待人态度。好几年来，欧洲一直流传着纳粹对付犹太人的可怕谣言。现在又在传说着他们对成群被浮的斯拉夫兵士所施的野蛮暴行。而埃伦·杰斯特罗和他怀孕的侄女在旅馆里或者在罗马的上等菜馆里吃饭的时候，他们两边的桌子上总有德国人坐着。酒喝多了也许会引起一场条顿式的吵闹；但是说这些衣着讲究、举止谨慎、外表漂亮的人——有许多地方和美国人相象——会大规模地屠杀人，真没人会相信。
　　杰斯特罗终于急着要回家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论君士坦丁一书的初稿，他想快点儿拿给他的出版者看看，然后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拜占庭馆完成修改工作。当然，在梵蒂冈图书馆更好，而且他在那里交了些好朋友。但是东西越来越少，罗马也越来越枯燥乏味。希特勒在苏联的胜利象地震那样震动了意大利，意大利人沉没在阴郁苦恼之中。甚至在法西斯的新闻报道中也没有真正的喜悦，而是对元首在欧洲这个没有被征服的最后地区的大踏步前进，显得有点惊讶。
　　不管价钱高低，甚至在最高级菜馆，现在罗马的饮食都很坏，而且越来越坏。石灰一样的硬面包简直无法下咽；新出的棕色通心粉味道象烂泥；干酪质量月月降低，越来越象橡皮；食油和沙拉油吃过后留下一股讨厌的怪味；餐桌上难得遇到一瓶象样的酒。娜塔丽从大使馆偶尔弄到点儿真正的牛奶；而意大利未来的母亲们，就只能喝那个耸着肩膀的可怜侍者和人造咖啡一道端上来的那种同样发粘的蓝色液体。
　　因此杰斯特罗博士准备走了；不过他并不惊慌。他读过那么多历史，所以当前发生的事件看来不过是旧调重弹。他耽搁下来没有离开意大利，搞身份证遇到了困难他简直还挺高兴，因为他从内心里认为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即使这个小胡子的坏蛋（他喜欢这样称呼希特勒）打胜了，也没什么大关系，只要纳粹不向意大利进军就行。本来嘛，他们为什么要入侵一个摇尾乞怜的卫星国呢？
　　他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说：德国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拜占庭，一个稳固的管理完善的暴政，组织得可以经历一千年，就象希特勒吹嘘的那样。拜占庭就几乎存在了那么久，它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随着敌人的强大或者衰落而盛极一时或贫弱不堪，象德国那样时而扩充疆域，时而缩小地盘；但是它始终存在着，而且靠着它的暴政、集权和内线作战的军事优势常常打胜仗。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地理形成的，正如另一个凶恶的暴君拿破仑老早就指出的；而独裁统治无论如何最适合欧洲的政权形式。作为一个犹太人，杰斯特罗当然厌恶希特勒。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却可以因希特勒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而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甚至很好的评价。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说的暴行；他说，这是英国人过激的宣传，他还记得，上次大战的时候就是这样。
　　然而娜塔丽却惊慌起来。自从芬兰卷进战争那条货船不能启碇以来，她就在寻找另外的办法出去。他们还是完全有走的自由。但是现在她得和意大利的铁路、航空公司和移民局打交道。总而言之，这些地方都和你来软的，使你没法发火。一想到要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分娩，要靠这个贫困的意大利的一点点配给物喂养新生婴儿，她就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罗斯福总统越来越公开地插手大西洋；希特勒只要突然宣战，无疑地会把墨索里尼拖进去，于是她和她的叔父就要作为敌侨遭到拘禁！
　　在这个时期，最坏的障碍物就是一张叫作出境许可证的东西。以前它从未找过她的麻烦。这张盖着紫印的黄卡片只要花几个里拉，一拿出船票、火车票或者飞机票就能买到。可是现在只要一提出申请，就会遭到一连串的哼哼哈哈，打着官腔寻根究底。有一次，经过了几番周折，娜塔丽总算弄到了两张去里斯本的飞机票，她立刻奔到移民局。一个官员从她手里接过飞机票和护照，告诉她四天以后再来。她再去的时候，这个满嘴大蒜味的可爱的胖官员叹了一口气，把护照还给了她。军事当局征用了飞机上的这两个座位，出境许可证因此不能发了，他说，不过票钱到时候会退给她的。
　　就在第二天，她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关于纽芬兰会议的第一次兴高采烈的广播。美国参战，听来好象已经是既成事实。绝望之余，她想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计策。她要打出一张最能打动意大利人心弦的牌来：就是她的怀孕。她的确间歇地流过几次血。她所认识的美国人都对罗马的医生抱着嘲笑和怀疑的态度。他们介绍给她一位苏黎世的产科医生，名叫温特博士，那是欧洲纳粹管辖范围之外的最好的医生了。她决定要求瑞士当局允许她到那里去治病，两个星期，十天，能多少日子就多少日子。而且由于她身体不好，她请求让她叔父陪同，这样来弄到出境许可证。一旦到了瑞士，他们就可以想出种种办法呆在那里，直到找出办法去美国。埃伦·杰斯特罗认识苏黎世一个出版商，而她认识的奔奇·泽尔斯顿已从里斯本调到那里。她一想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办法挺聪明。
　　经过一番讨论，埃伦同意担任这样的角色，她很高兴。他要把随身携带的书籍、行李以及他所有的工作材料，都留在旅馆，只把打字誊清的著作原稿和他的随身衣服一起装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如果遭到盘问，他就说，他准备在苏黎世短暂逗留期间，把行间墨水笔修改的几页再写一写。如果意大利人不愿意杰斯特罗一去不返——这点娜塔丽现在还是半信半疑——这样临时离开一段时间也许会骗过他们。《大西洋宪章》的广播，使杰斯特罗也有点担心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意走的原因。
　　这个妙计象魔术那样见效。娜塔丽订了去苏黎世的飞机票，弄到了出境许可证。一个星期以后，她就和杰斯特罗博士飞到了瑞士。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他没有象她那样，得到瑞士当局的正式批准可以呆十天。发给他的文件只简单说明他是为了路上安全陪伴一个病人，娜塔丽打电话给苏黎世的奔奇·泽尔斯顿，告诉了他这件事。奔奇说，他们最好就这么样，就以此为起点，别再想更好的运气了；他们到了之后，他会照顾埃伦的。
　　苏黎世机场熙来攘往，干净得发亮，这情景简直使人吃惊。大开门的商店里塞满了精美的服装、手表、瓷器和首饰；还有一堆堆盒装的巧克力，美味的糕点，新鲜的水果。娜塔丽一边向泽尔斯顿的汽车走去，一面咬着一只大黄梨，快活得轻轻地哼起来。
　　“啊哟，这只梨啊！我的天哪，”她说，“法西斯主义多么丑恶！战争多么讨厌、愚蠢！欧洲是一个富饶的大陆，为什么这些血腥的笨蛋一次又一次地让它荒芜？只有瑞士人才是聪明的欧洲人。”
　　“是啊，瑞士人是聪明的，”泽尔斯顿叹了口气说，一面摸着他那把胡子；这把胡子还是那么光润整齐。可是他脸上的其余部分却显得苍白衰老，好象有病。“你那位潜艇战士怎么样了？”
　　“谁知道？还是在太平洋里冲来冲去吧。你有没有目睹过一场更疯狂的婚礼？”娜塔丽转向杰斯特罗，她的眼睛一下子摆脱了痛苦呆板的表情，又变得原来那么调皮和神采奕奕了。
　　“是奔奇签的结婚证书。奔奇，你是不是对苏黎世比对里斯本更喜欢？”
　　“我不愿意去想正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折腾的那八千万德国人。不过至少这些高高的阿尔卑斯山真不错——到了，就是这辆红色的雪铁龙——那些流亡者的悲惨情况这里也有，娜塔丽，不过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厉害。在里斯本，那真是太可怕了。”
　　他们的汽车驶上公路的时候，埃伦·杰斯特罗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来给你？”
　　“或者你们回去的时候来取好了。”
　　“可是我们不回去了，亲爱的，”娜塔丽说。“埃伦，把你的手绢给我，我的脸上全是梨汁了。我真希望能在梨汁里洗个澡。”
　　“我就这一条手绢，”杰斯特罗说。
　　泽尔斯顿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一条手绢，递给了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不回去了？”
　　“我的叔父和我准备跳上从这儿开出的第一列火车，第一架飞机，或者山羊拉的大车，只要它是开到可爱的老家美国去的。奔奇，很明显，我不能在电话里告诉你这些。可这是这趟旅行的全部目的。”
　　“娜塔丽，这办不到。”
　　“到底为什么办不到？”
　　“埃伦能通过瑞士的移民检查，是我作了保的。我还得把他送回那儿去。他没有过境签证。”
　　等了一会儿，坐在汽车后座的杰斯特罗博士用低沉可怜的声调说：“我想怎么会那么容易呢。”
　　“奔奇，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拉回罗马去了，”娜塔丽起劲地说。“我不愿意在那里生孩子。就这么回事。你也得想个什么办法帮帮埃伦。现在他已经到这儿了。他的护照象金子一样可靠。我知道你能解决的。”泽尔斯顿一面开车，一面伸出一只手小心地摸摸胡子。
　　“好吧，你们这是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吧。”
　　“我有十天呢，”娜塔丽说。
　　“现在已经没有很多办法可以从苏黎世出去了，”泽尔斯顿说。“我来想想办法看。”
　　他把他们送到赫曼·温特医生诊所门口，而后把他们的行李带到旅馆去。这个诊所是座四层楼的旧房子，窗台上装饰着种满花的木盒子。温特医生给娜塔丽作检查，杰斯特罗则在接待室里打瞌睡。
　　这个秃脑袋满脸雀斑的医生是个矮子，还不及她的叔父高；两只大耳朵，一双棕色的鼓出的小眼睛。他问了几个问题，把答话记在一张卡片上，然后，就把娜塔丽又按又摸，在她身上采取化验标本，把她不仅置于惯常受检查时的那种难堪境地，而且还用一些奇怪的器械给她加上点儿新的痛苦，同时他却微笑着用法语和她聊天。她躺在检查床上，盖着一条被单，直喘气，浑身无力，脸上冒汗，下半身不住作痛。微风带来了窗台上木盒里甜豌豆花的美妙香气。
　　“很好，休息一会儿吧。”
　　她听见他在洗手。然后他拿着一本笔记簿走回来，在她身旁坐下。
　　“你象匹马那么健壮，你怀的这个孩子很好。”
　　“我中间流过三次血。”
　　“是的，你说过了。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想。一个月以前。也许还要早些。”
　　“好吧，你可以等一两天，等涂片化验和小便化验等等的结果。我几乎可以肯定结果都会是阴性的。卡罗纳医生会为你接生一个胖娃娃下来的。我跟他很熟。他是罗马最好的医生。”
　　“温特医生，除非我回美国去，我宁愿呆在这里，在这里生孩子。我不愿意回罗马去。”
　　“是吗？为什么？”
　　“因为战争。假使美国卷了进去，我就会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呆在敌国的土地上。”
　　“是你说的你丈夫是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在太平洋上吗？”
　　“是的。”
　　“你离开他太远了。”娜塔丽忧伤地笑了笑。“我同意，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这是什么样的姓，这个——亨利？”
　　“噢，我猜这是苏格兰人的姓。英国的苏格兰人。”
　　“你娘家的姓是杰斯特罗，是吗？这也是英国的苏格兰人吗？”
　　“这是波兰人的姓。”等了一会儿，她看见这双棕色的小眼睛望着她，她又说：“波兰的犹太人。”
　　“外面的那位先生，是你的叔父吗？他是波兰的犹太人吗？”
　　“他是有名的美国作家。”
　　“真的吗？多么惊人。他是个波兰犹太人吗？”
　　“他生在波兰。”
　　“现在你可以穿衣服了。然后请到这边房间来。”
　　温特医生驼着背坐在他小小诊所的一只转椅里，抽着一支雪茄。升起的烟圈飘到了墙上贴着的起绉发黄的证书和一幅尘土迷蒙的《卢塞恩垂死之狮》①的版画上。他把雪茄放在一只玛瑙烟灰缸里，把双手的指尖对在一起，放到嘴上，那张带着棕色斑点的老脸，茫然地对着她。
　　①十九世纪丹麦雕刻家托瓦尔逊为瑞士卢塞恩城雕塑的一座纪念碑，碑上是一头垂死的狮子，以纪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法国人民杀死的瑞士雇佣兵。
　　“亨利太太，过去这几年——我得坦率地对你讲——在这里，怀孕曾经被利用而且被误用以致出了人命，就为解决护照的困难。移民当局因此对此非常严格。我自己是一个侨民，我的行医执照很容易被吊销。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
　　“可是我并没有护照的困难、”娜塔丽安详地回答说，“一点也没有。你认为我能不能一路平安地回到美国去？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
　　医生弓起肩膀，鼓出嘴唇，象只伶俐的小狗那样昂起脑袋，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怎么个走法？”
　　“乘飞机。我想。”
　　“卡罗纳博士的意见怎样？”
　　“我没有问他。尽管刚才你这样说，我对他不太信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呆在这里，假使我不能飞回家去的话。”
　　年老的医生眼睛发亮了，他把双手摊开。“恰恰就是这一点我没法帮你忙。当局会要求我出一张书面证明，说你不能旅行。否则他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时间。你完全可以飞回罗马去。至于飞到美国——”他又昂起脑袋——“这倒是辛苦而漫长的旅途。”
　　娜塔丽保持着沉静的态度。“你意思说我得失去这个婴孩？”
　　“没有必要，但是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初产妇，应该避免这样的劳累。你的怀孕史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好。”
　　“那么为什么叫我回罗马去？牛奶和食品都很坏；我不喜欢那里的医生，他对我的流血诊断不对。”
　　这个矮小的医生声调里带着冷淡的口气说：“亨利太太，飞回罗马去对你不成问题，因此没有办法延长你的居留时间。我非常遗憾。当局会问我你的健康状况，而不是罗马的牛奶或者卡罗纳博士。“他翻着一本复诊登记簿，看着说：“明天五点一刻的时候请你再来，我们讨论化验的结果。”
　　那天晚上，娜塔丽和泽尔斯顿以及她叔父在吃晚饭的时候，情绪挺愉快。离开了罗马，到了一个和平城市的激动的轻松感，压倒了温特的冷淡；而且检查的结果也使她高兴。她“象匹马那么健壮”，肚子里的婴儿在起劲地踢她，而他们已经逃出了法西斯意大利。其余的事情都会成功的，她想，特别是泽尔斯顿显得很乐观。她决定不问他，等他有了准备时自己讲出来。
　　这时候，她和他的共同话题是莱斯里·斯鲁特。她讲着她在巴黎时那个蹩脚公寓的滑稽事情：楼梯中央的小电梯坏了，斯鲁特在里面关了一夜；她的阿尔及利亚人房东费尽心机不让她自己做饭吃；楼上一个独眼的搞同性爱的雕刻家缠着斯鲁特要给他塑像。埃伦·杰斯特罗还没有听见过这些年轻人在塞纳河左岸的恋爱故事。这顿丰盛满意的晚饭、好酒和从露天餐厅上看到的灯火辉煌的苏黎世夜景，使他情绪也高涨起来。他接受了泽尔斯顿给他的一支雪茄，尽管他咳嗽很厉害。
　　“天哪，哈瓦那雪茄！”杰斯特罗博士卷动舌头喷着烟圈。
　　“这使我年轻了十岁，又回到了公共食堂。生活看来是多么美妙，多么容易，多么快乐啊！可是这么长时间里这个小胡子的坏蛋却在积攒他的坦克大炮。啊，天哪。你真快活，娜塔丽。”
　　“我明白。肯定是因为喝了酒，还有那灯光。明亮的灯光啊！奔奇，电灯光是最强烈的魔术。在灯火管制的地方住几个月，你就明白了！你知道吗，苏黎世叫我想起了什么？康尼岛的月亮公园，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你在一大片灯光中走路，成百万成百万的黄灯泡。灯光比跑马和游戏都更使人兴奋。瑞士真是了不起，是不是？它是一片恐怖的海洋里一只小小的干燥的自由的潜水钟。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啊，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能明白了吧，为什么瑞士人要非常非常地小心，”泽尔斯顿说。“否则他们这里要挤满流亡者了。”
　　娜塔丽和她叔父听到他说的最后几个字，神情严肃起来，听他再要说些什么。
　　这位领事用两只手掌捋平了他的胡子。“不要忘掉，在希特勒的欧洲，有四百多万犹太人被捕。而全瑞士统共只有四百万人。因此瑞士人几乎和我们的国务院一样，开始对犹太人感到头痛。不过他们更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他们的国家只有一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许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积雪。而我们有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以人口密度比较，我们有很大的空旷的荒地。而且我们被认为是自由的土地，流亡者的避难所。瑞士人没有这样的称号。那么谁应该接受犹太人？然而他们却在这样做，不过是小心翼翼地，而且总在限度之内。此外，瑞士人的石油、钢铁以及所有进进出出的贸易都得靠德国人。他们是处在一个包围圈里面。只有合纳粹意的时候，他们才有自由。我不能以更高的道德品格为你去和瑞士当局交涉。作为一个美国官员，在道德品格方面我可处在一个低下的地位。”杰斯特罗说：“这个可以理解。”
　　“你要明白，你的事还未作任何决定，”这位领事说。“我不过询问了一下。可能顺利解决。娜塔丽，坐一趟长途火车你能受得了吗？”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
　　“现在从苏黎世到里斯本的唯一航线就是汉莎航空公司。”
　　娜塔丽觉得仿佛突然让刀子割了一下，但是她的声调还是若无其事的。“我明白。那么那个西班牙航线呢？”
　　“人家对你说得不对。西班牙航线五月份就停止了，汉莎航空公司每个星期飞一次，以柏林为起点，中间每站都停——马赛，巴塞罗那，马德里。这是条蹩脚航线。我来的时候坐过。飞机上经常坐满了轴心国的大人物。你愿不愿意和你叔父分开，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你的护照上没有说你是犹太人。你是拜伦·亨利夫人。甚至德国人对怀孕的妇女也有点怜悯。当然，你得在纳粹的手里呆二十多个钟头。”
　　“另外一个办法呢？”
　　“坐火车经过里昂、尼姆、佩皮尼昂，沿着法国海岸下去，穿过比利牛斯山到巴塞罗那，然后，上帝帮你的忙，一直穿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到里斯本。一路上过山，穿洞，蹩脚的路基，还有上帝知道有多少障碍、耽搁和换车，一大段路得经过维希政府的法国。路上也许要三天，也许六天。”娜塔丽说：“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我倒不在乎试试汉莎航空公司，”杰斯特罗的手指转着雪茄，用一种冷淡的声音说，“我还是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德国人会找我的麻烦。”
　　泽尔斯顿摇头说：“杰斯特罗博士，她是一个非犹太教的海军军官的妻子。我想她可以不成问题。你可别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那么，我得决定的是一个人去试试汉莎航空公司呢，还是和埃伦一起坐火车，”娜塔丽说。
　　“你现在还用不着作任何决定。我不过是把这些事告诉你，让你考虑。”
　　娜塔丽和她的叔父在第二天就逛马路，看橱窗，买衣服，吃奶油蛋糕，喝真正的咖啡，坐着出租汽车兜圈子，消磨时间，奢侈地享受着瑞士的充分自由。从棕色的忧郁的罗马到这儿不过才飞几个小时。傍晚的时候，她又去看温特医生。他悲哀地耸耸肩膀，告诉她说，所有的化验都是阴性的。
　　“那很好。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许能呆下去，”她说。“我们的领事在想办法。”
　　“啊，是这样吗？”这矮小的医生的脸开朗起来。“太好啦！没有比这使我更高兴的了。我马上给你登记住院，亨利太太。医院里挤得很。”
　　“我会在一两天内通知你。”
　　“很好。”
　　早晨，她发现一只旅馆的白信封从门缝底下塞进来，里面有一张条子：
　　喂。事情在进行。到湖边和我碰头，你们两个，四点钟，在苏黎世游艇码头。奔奇。
　　他们到码头的时候，这位领事已经租好一条舷外发动机的无篷小艇，在里面坐着等待。他一句话没说，扶他们下了船，就发动引擎，离岸驶了出去。驶了大约一英里远，他关掉引擎，他们可以听见一条驶近的游览轮船在蔚蓝色的湖面上用管乐奏着德国华尔兹舞曲。
　　“我得到了一个关于你们的几乎是全面的报告，”泽尔斯顿说，娜塔丽看见他快活的笑容，心都跳起来了。“我想我们在谈这个的时候最好避开一些。”
　　“是不是都安排好了？”杰斯特罗说，那种着急样子使他侄女看来简直有点孩子气。
　　泽尔斯顿却用手掌摸着胡子说：“嗯，情况还不错。”领事的眼睛在对着娜塔丽闪光。“要知道，我和罗马通了电话，打了电报。你的拜伦比他在里斯本干的还要厉害，是不是？他把你叔父护照的事对罗斯福总统谈了！胆子真不小！从来没有见过，在罗马没有一个人喜欢他。”
　　“我能够想象。”
　　“对的，但是你叔父的档案现在却贴上了‘总统交办’的大签条，这是大有用处的。现在，娜塔丽，你算定下来了。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写上了汉莎航空公司的候机名单。下面两趟班机票都订出去了，不过你能拿到第三趟的订票。移民当局可以把你的居留时间延长到那时候。”
　　“可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是第八个月了——”
　　泽尔斯顿举起一只手说：“汉莎航空公司是靠得住的，你会很早就走。也许就是下星期。而且总是有退票。因为你怀孕，列在名单的前头。”
　　“埃伦怎么办呢？”
　　“他啊，那是另一码子事了。”
　　“她是重要的，”杰斯特罗演戏似的说，“我出什么事完全没关系。我已经活够了。”
　　“别着急，别着急，”泽尔斯顿笑起来了。“我的天哪，杰斯特罗博士！一切都顺利。你就是不能和她一起呆在瑞士。这是毫无问题的。不过你也定下来了。罗马现在因为你而闹得一团糟了。大使发了脾气。他说必要时他就任命你做他的工作人员，然后用外交豁免权把你送回家去。你要回到罗马去，但是由他负责与意大利人办交涉。杰斯特罗博士，在美国我们有一批意大利名流；我答应你，你的出境许可证不会再有什么麻烦。”
　　“你是不是认为我这么做比坐火车到里斯本去要好？”杰斯特罗的问话是婉转的，声调很高兴、很放心。“我很愿意试试。”
　　“天哪，杰斯特罗博士。我自己也不愿意干。这是个累死人的旅程，甚至我也不能肯定那些联络点还有没有用。可是主要的障碍是，你得非法离开瑞士。你得想想这个。无论如何，现在你是合法的，合法居留在这里。”
　　杰斯特罗转过来对侄女说：“那么，亲爱的！看来我们要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娜塔丽没有回答。现在对她说来，坐一架德国班机旅行，眼前浮现的是一种丑恶的前景。另外，那条游览轮船正好在附近驶过，船边激起的波浪摇晃着小船，使她恶心。轮船上的游客懒洋洋地往下瞧着他们，乐队正在奏着《蓝色的多瑙河》。
　　泽尔斯顿锐利地瞥了她一眼，说：“我知道你是坚决反对回到罗马去的，娜塔丽。不过你如果可以重新考虑，大使会给你作出跟你叔父同样的安排。这是我给你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
　　“好吧，这都得好好地动动脑筋，是不是？”娜塔丽说。
　　“我们回去吧？我累了。”
　　“回去吧，”泽尔斯顿马上使劲一抽飞轮上的绳子，引擎发动起来，喷出一阵蓝烟。
　　“我们非常感谢你，”杰斯特罗叫着，压过引擎声。“你简直创造了奇迹。”
　　“那个‘总统交办’的签条帮了忙，”泽尔斯顿说，驾着小艇驶过轮船后面扩展开来的水波，小艇摇摆着、晃荡着，几乎合上了《蓝色的多瑙河》的拍子。
　　娜塔丽下楼来吃早饭的时候，她的叔父正坐在餐厅窗边的桌子前，在强烈的阳光下喝咖啡。
　　“你来了，懒骨头，”他说。“我已经起来了几个钟头了。我希望你肚子饿了。他们今天早晨有十分精采的波兰火腿。他们怎么会弄到波兰火腿的？我猜想是德国人偷的，然后他们用金子去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娜塔丽要了咖啡和一个面包。
　　杰斯特罗还咕噜咕噜地说着：“你不饿？我可饿坏了。很奇怪，是不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变得多厉害！我小时候在梅德西斯生活的时候，要我吞下一片火腿，我真的宁可活活烧死或者被枪打死。那些古老的禁忌剥夺了我们如此简单有效的乐趣。”他望着侄女，而她则坐在那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心情忧郁，双手交叉在鼓起的肚子上。“要知道，世界上最美妙的景象之一，就是早晨阳光之中的满满一碗新鲜奶油。瞧那奶油！又香又甜，如同香花一样。一定要尝尝。这咖啡也很好！娜塔丽，亲爱的，我一晚上都在想，我差不多已经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你已经决定了吗？这很好。我也决定了。”
　　他说：“我要回到罗马去。我要试试汉莎航空公司，亲爱的。我不怕那些妖怪。不过我明白我会妨碍你逃跑的。那是首要的。现在你绝对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这就是我的决定，看来我这个决定是不会改变了。亲爱的孩子，你在瞪眼看什么？是不是我的脸颊沾上鸡蛋了？”
　　“不是，正好我要告诉你，我就是打算这么办。”
　　“是吗？”他的脸温柔地微笑起来。“谢谢老天爷。我以为你会英勇地辩论一场要和我一起回去呢。不，你把你自己拖回去太可笑了。至于我，我相信大使，而且无论如何去和自己的命运作对是没有意义的。常常会时来运转。我在下午去罗马的飞机上弄到了一个位子。看来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只有向另一个方向去是困难的。”
　　娜塔丽喝着咖啡。这会不会是个计策，来诱使她自己提出回罗马去？经过长久的经验，她对她叔父的自私已经有所戒备；这种自私有时厚颜无耻，有时巧妙阴险。
　　“好吧，”她说，“我看这样还有点意思。如果你愿意从罗马走，到了那里就去排队登记，越早越好。你有把握能办得了吗？”
　　“假使大使亲自经手，我还能弄糟吗？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能把手稿带走吗？即使我比你先到家，我也宁愿让你管着这本书。你瞧，全部草稿材料在我这里。这样就有两个机会保全《君士坦丁的拱门》，而不是一个了。”
　　到现在，娜塔丽才第一次开始相信她的叔父，不禁对他显露了一些亲切之感。“好吧，埃伦，就这样吧。这次分离，使人感到十分、十分特别。”
　　“娜塔丽，我会比你更感到放心。我背上压着一个对不起你的重负，至少有你肚子里怀的婴孩那么大。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他把一只瘦弱的小手放到她的手上。
　　“你已经为你自己——就象我们的祖先古雅地说的——在未
　　来的世界中挣得了很大的一份。只要这未来的世界存在的话！”
　　埃伦·杰斯特罗就这样乖乖地回到罗马去了。一连十天他的侄女没有听到消息。这十天孤寂的日子，就连瑞士的舒适生活和丰富食物也很快地使她厌烦了。娜塔丽开始想，即使脖子上挂着一只信天翁①，也算是个伴。她寂寞得要命。奔奇·泽尔斯顿正在和一个流亡的法国小说家的女儿谈恋爱，很少有时间来陪她。瑞士人对待她，就象对待一切外国人一样，态度冷淡，因为你花了钱而对你彬彬有礼，仿佛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庞大高级旅馆的场地。商店里，街道上，游览火车和游览轮船上，那些眼神忧愁的犹太人使她闷闷不乐。终于来了一封信，贴满了快递信件的邮票，盖着邮检的戳子。
　　我料想得到这封信会被别人看见，但是已经没有关系。你我两人已经不归意大利当局管辖。娜塔丽，现在我手里掌握着两张飞机票，还有两张日期相应的出境许可证，外加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泛美航空公司的联票，以及最高级外交人员豁免权的附签。真是了不起的杰作！它们都摊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还从未见过更为光辉的景象。
　　①欧洲传说，信天翁常随着大海里的孤舟飞行，杀之即要遭到祸殃。英国诗人柯勒律治（1772—1834）据此写成叙事诗《老船夫》。
　　泽尔斯顿在大使馆燃起了一场大爆炸，亲爱的。真是个好小伙子。正好是时候！大使利用了一切他力所能及的渠道，包括梵蒂冈——在那里，你知道，我有许多朋友。其实我老早就应该自己试试去施加我的影响，但是靠着我的著作声誉去恳求似乎太infra dig①，就是这样！
　　①拉丁语：降低尊严。
　　现在说说情况。
　　飞机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还远得很，我知道，不过泛美航空公司是个关口。跑到里斯本去坐在那里等几个月没有意义！而且这趟路程是靠得住的。当然这意味着最后你得在这里分娩。因此，由你决定。
　　附上可爱而相当机敏的大使夫人的一张条子。要是你不愿意为了等候一个与英俊的德国鬼子们乘飞机旅行的机会而呆在苏黎世受罪的话，她的邀请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等待你的吩咐。我感到年轻了二十岁。你身体好吗？我
　　日日夜夜挂念着你。
　　爱你的
　　埃伦
　　大使夫人用绿墨水写的一手妇女进修学校的华丽字体，
　　第九个字母上都带个小圈：
　　亲爱的娜塔丽：
　　三个月以前我把我的女儿送回家去分娩了。她的房间空着。她的丈夫在大使馆里工作。我们都因为她不在而分外寂寞！
　　要是你能从瑞士回家，那就太好了。否则的话，请你考虑回到这里来，在这里，至少你能吃得好些，孩子会生在美国的“土地”上，就是说，生在你的朋友中间。我们热切地盼望你。
　　同一天早晨，奔奇·泽尔斯顿打电话给她。汉莎航空公司碰巧有一张很早预订的退票，作为特殊照顾给了他：四天以后，九月十七日，到里斯本，一位。他说，泛美航空公司还不卖票，不过他们已经把她登记在里斯本长长的候机名单前头，她会很快得到空位子的。
　　“我建议你直接到巴诺夫大街的汉莎航空公司办事处去一趟，离开旅馆不过两条街，自己去把这张票子弄到手，”泽尔斯顿说。“有许多表格要填，我没法代你干，要不——”
　　“等一等，奔奇，等一等。”娜塔丽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的话。早晨她睡醒的时候嗓子痛，发烧发到华氏一百度以上；她吃了阿斯匹林，现在头昏眼花，而且她叔父的这封信把她抛进了犹疑不决的漩涡，使她心里烦闷。“我收到埃伦的一封信，你能不能听一听？”
　　“念吧。”她把信念给他听。
　　“好啊！他们真的着急了，是不是？娜塔丽，我不敢代你决定。我知道莱斯里·斯鲁特会怎么说。还有拜伦。”
　　“我知道。稳妥的办法，直接回罗马去。”
　　“一点不错。”
　　“你对拜伦估计错了。拜伦会对我说，去坐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
　　“真的吗？你比我对他更了解。不管你怎么决定，都告诉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帮你忙。”泽尔斯顿说。“我听见弗朗索亚斯在按汽车喇叭了。我们要到乡下去玩一天呢。”
　　娜塔丽最不愿意的事，就是回到罗马去。这是她坚持不放的铁定念头。她头重脑昏地穿好衣服，向汉莎航空公司走去。她不停地空咽看，尽管吃了阿斯匹林，她的喉咙还是象砂纸磨擦那样刺痛。所有的航空公司办事处都在同一条街上。法国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都已停业关闭，他们招牌上的油漆褪了颜色。只有汉莎航空公司的镀金飞鹰，栖息在绕着花环的A字上，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这个A字使娜塔丽在门外踌躇了一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一间象医院那么清洁的办公室，在一张光秃秃的柜台后面，一个晒黑了的金发姑娘，穿着天蓝色镶金边的制服，打扮得无瑕可击，露出雪样白的牙齿在笑。一个晒黑了的穿绿色运动外套的男人，和她一起笑。墙上贴的招贴画上，画着河边悬崖上的古堡，穿着巴伐利亚民间服饰的姑娘，喝着啤酒的肥胖男人，在一座巴洛克式歌剧院的上方有贝多芬和瓦格纳的胸像。
　　他们看见她在看他们，就止住笑，回蹬着她。娜塔丽走进汉莎航空公司的办事处，因为发烧而有点发抖。
　　“Gruss Gott①，”那姑娘说。
　　①德语：欢迎上帝；德国人见面时的问候话，意即“你好”。
　　“您好，”娜塔丽哑着嗓子说。“美国领事奔奇·泽尔斯顿给我预订了一张十七日到里斯本去的飞机票。”
　　“啊？您是拜伦·亨利太太吗？”那姑娘很自然地改用清晰的英语说。
　　“是的。”
　　“很好。您的护照呢？”
　　“您有没有预订票？”
　　“有的。请您把您的护照给我。”
　　姑娘伸出一只修剪过指甲、按摩过皮肤的手来。娜塔丽把护照给她，她递过来一张粗糙绿纸上印的很长的表格。“请您填一下。”
　　娜塔丽仔细看着这张表格。“老天爷。坐一趟飞机有那么一大堆的问题要问。”
　　“战争时期的安全规定，亨利太太。请您两面都填。”
　　第一页要求旅客回答去年一年旅行的详细情况。娜塔丽把表格翻过来。后面一页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本人宗教信仰：父方宗教信仰：母方宗教信仰：
　　一阵神经性的震颤流遍她的全身。她奇怪为什么泽尔斯顿没有警告她提防这个危险的暗礁。这里需要作出迅速的决定！写上“监理会派新教”是简单不过的事；护照上面写着她母亲娘家的姓，但是“格林果尔德”不一定非得是犹太人的姓。他们怎么能去查对呢？然而，在埃伦的麻烦事发生之后，什么样的名单里不会有她呢？她怎么能肯定柯尼希斯贝格那个事件没有记录下来呢？被德国人弄走的那些柯尼希斯贝格的中立国犹太人碰到了什么事呢？这些念头在她发烧的头脑里盘旋的时候，她肚子里的婴儿轻轻地蹬了下，提醒了她她不是一个人旅行。
　　外面的街道好象离得很远，而且那么诱人。娜塔丽头脑发昏，嗓子好象被一块块的石子塞住了，噎得慌。她把那张绿纸表格放到柜台上。那个汉莎航空公司的姑娘正动手填一张飞机票，照抄看护照上的项目。娜塔丽瞧她困惑地看了表格—眼，又看看那个穿运动外套的男人。这个人把手伸进—只口袋，对娜塔丽用德语说：“您要不要钢笔？”
　　“请把护照还我，”她说。那姑娘蹙起眉头。“什么地方不对头吗？”娜塔丽过于慌张，想不出一个巧妙的答复，脱口就说：“美国人不为了旅行的目的而问人家的宗教信仰，自己也不说给人家听。”
　　那个男人和那个姑娘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那个男人说：“如果你愿意让它空着，那也由你。这样完全可以，亨利太太。”
　　他们两个人都那么慢腾腾地古怪地微笑起来。这种微笑就是柯尼希斯贝格党卫军军官的微笑。
　　“我要我的护照，请您还我。”
　　“我已经在给你填写票子了，”那姑娘说。“到里斯本去是很不容易的，亨利太太。”
　　“我的护照。”
　　那姑娘把这个紫红色的小本子扔在柜台上，就转过了身子。
　　娜塔丽走了出来。过去三家门面，瑞士航空公司正在营业。她走进去，买了一张第二天早晨去罗马的飞机票。真是象埃伦·杰斯特罗说的，回去就象从上了油的斜坡上滑下去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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