啁啾的鸟声把娜塔丽吵醒了，她睁开了眼睛。拜伦坐在她身旁，吸着烟。朝阳台那面开着的门正吹进一股凉风。在点缀着粉色彩云的空中，一轮苍白的月亮和一颗星星正低低地挂在波浪滔滔的海面上。
　　“嗨，听鸟儿唱得多好听！你醒来多久啦，拜伦？”
　　“没多久，可我是真正醒过来了。眼睁睁地醒着，尽量使自己相信一切都是真的。”
　　她坐了起来，温柔地吻着他，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愉快的气，这时毯子从她胸部滑了下来。“哎哟，空气可真凉，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以关上那扇门。”
　　“不，不，海的气味好闻得很。”她把毯子又抗到颈部，偎倚在他身边。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拜伦，潜艇是怎么操作的？”
　　他朝下望了她一眼。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抚摸着她的肩头。“你是在开玩笑吗？”
　　“不是。解释起来困难吗？”
　　“一点儿也不。可是怎么又要谈这个呢？”
　　“因为我想知道。”
　　“哦，跟一个光着身子的美女谈这个题目可真是要命。不过——好吧。我来告诉你一只潜艇是怎么操作的。首先，潜艇的构造是这样的：它只要装上压舱物，就刚好浮到海面上。这样，你只要往潜水槽里放进几吨海水去，它就沉到水下去了。再用压缩空气把水排出去，它又冒出水面了。你从边际浮力开始，利用水这个压舱物的变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它成为一块岩石或一个软木塞，这就是大致的道理。细节还很多，很枯燥。”
　　“那么，它安全吗？我得替你担多大心？”
　　“总比在纽约当个交通警察要少。”
　　“可是你领危险作业津贴啊。”
　　“那是因为非战斗人员，象国会议员和你这样的人，总幻想坐一条潜艇到水下去担着多大的风险。没有一个潜艇上的人员能通过辩论叫国会放弃这个看法。”
　　“你们深深扎到水下的时候，不是大有被压碎的危险吗？”
　　“不会的。潜艇只不过是一个长形的防水钢管，它坚固得足以顶住海的压力。这说的是它的里壳，也就是耐压艇体。这是真正的艇身。你看到的外部只不过是为了装置水槽的外壳，底部是敞着的。海水可以冲出冲进。里壳有个测量压力深度的仪表。你永远不会下潜到那样的深度。直到今天，没人知道老‘S—45号’究竟能潜多么深。我们坐的潜艇就象厚垫子那么安全。”
　　“可是潜艇有失事的。”
　　“远洋轮船和游艇也有失事的。坐在艇里的人们在海洋底下遇险，往外拍电报，那倒很有趣，可是一共也没发生过几回。连那样也有办法逃生。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受过训练。”
　　“可是你们往艇里放水叫它往下潜的时候，放水本身会不会失掉控制呢？亲爱的，别那么笑。所有这些，对于象我这样的人都是神秘的。”
　　“我笑的是你的问题提得很好。可是正如我已经告诉你的，主要的水槽都在真正的艇壳外面，它们只不过是贴在上面的。它们一放进水，充水的潜艇刚好浮在水面，随着波涛沉浮。为了下潜，里边还有个密封小水槽——负槽。它大约能容十二吨海水。往负槽里放水后，你就一直下潜。等你已经潜到你所要的深度，就关上负槽，这样，你就浮在那里了。你展开艇首的机翼，它就象一架肥胖的飞机，在浓重的空气里徐缓地飞行。潜艇上的人都是精选的，个个是好汉，亲爱的。所有我们这七十五个人都一心一意不想出一点点差错！潜艇上没有马虎的人。这是有关潜艇的真实情况，而且这是在床上跟自己新婚妻子进行的一次奇特的谈话。”娜塔丽打了个哈欠，“你这么一解释，我心里舒服一些了。那个生了锈的小船可真叫我害怕。”
　　“新建造的那些潜艇比起‘S—45号’来都是豪华的巨轮，”拜伦说。“下一步我就想转到那样一条艇上去。”她又打了个呵欠。这时，墙上出现一块粉红色的亮光。
　　“天哪，那是太阳吗？夜跑到哪儿去啦？拉上窗幔吧。”
　　拜伦走到窗前，拉上厚窗幔。当他在昏暗中走回她身边的时候，娜塔丽觉得他有多么美——一个雕塑的男子体型，生气勃勃，暖滋滋，棕黄色的，她打心尖儿上感到喜悦。
　　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她朝他靠过来，吻了他一下。当这个年轻丈夫使劲搂她的时候，她还假装抵抗一下，然而她无法抑制住心头涌起的欢乐的笑声。这时太阳已在窗幔外升起，照耀着战争岁月的又一大……
　　他们直到中午才在洒满阳光的起居室里用早餐。玫瑰花在房里散放着芳香。他们吃的是牡蛎、牛排和红酒。这是娜塔丽点的。她说，她就想吃这些，拜伦也称之为完美的食谱。他们是穿着睡衣吃的，不大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相互凝视着，有时为了一句傻话——或者什么也不为——笑了起来。他们由于情欲得到满足而容光焕发。随后她说：“拜伦，咱们究竟一共有多长时间？”
　　“哦，从我们靠岸算起，七十二个小时——那就是星期四的两点半。”
　　她眼睛里那种纯真的喜悦减少了几分。“啊，那么快？这蜜月太短了。”
　　“这不是咱们的蜜月。我还可以享受二十天假期。我直接从潜艇学校给‘S—45号’打过报告。等你一回国，我就过那二十天假期。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用手托着头。“啊，亲爱的，难道我现在就得开始动脑筋吗？”
　　“喂，娜塔丽，为什么不给埃伦拍个电报，告诉他咱们结了婚，马上要回国？”
　　“我办不到。”
　　“我不让你回到意大利去。”
　　听到他这直截了当的语调，娜塔丽扬起了眉毛。“可是我非去不可。”
　　“不，你不能去。埃伦太机灵了，”拜伦说。“来，咱们把酒喝干了。只要有你、或者我、或者别人替他写信，去图书馆查材料，料理厨房，管理花匠和水暖工人，他就不会离开那所房子。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这样，他不容易被吓住。尽管他什么也不料理，成天感冒，埃伦大叔却是个顽强的家伙。假如你拍了电报去，你想他会怎么办？”
　　娜塔丽犹豫了。“他会想法叫我改变主意。不成的话，就认真准备离开意大利。”
　　“那才是你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他会搞得一塌糊涂。他不善于和官员们打交道。官员们越蠢，他就越糟糕。他真能掉进自己的陷阱里。莱斯里·斯鲁特和我两个人用不了多久就能叫他上路。这回我们非办到不可。”
　　“斯鲁特？斯鲁特不是正要去莫斯科吗？”
　　“他曾主动表示可以先在罗马或锡耶纳停留一下。他对埃伦是真心实意的。”
　　“我知道他对谁真心实意。”
　　娜塔丽露出尖刻的眼神温柔地说：“勃拉尼，吃莱斯里·斯鲁特的醋了吗？”
　　“好吧，六十天。”
　　“你说什么，亲爱的？”
　　“你回意大利两个月。不能再长。六十天应该足够啦。要是四月一号或者在那以前埃伦还没离开，那就怪他自己了。你就回国。现在就预订下回程的票吧。”
　　娜塔丽撇了撇那张大嘴巴。“懂了。拜伦，你是在对我下命令吗？”
　　“正是。”她用手心托着下巴，用吃惊的眼光凝望着他。“你要知道，被你这么吩咐着我觉得很舒服。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也许这可喜的新鲜劲儿渐渐会过去的。反正，我的主子老爷，我一定遵命就是。六十天。”
　　“好吧，”拜伦说，“咱们穿上衣服逛逛里斯本去。”
　　“我已经逛过了，”娜塔丽说，“可是我十分赞成换换空气。”
　　拜伦把钥匙往旅馆柜台上一放，就要他们的护照。那个黝黑、短小的办事员带着发困的神情在一扇门里消失了。
　　“看那些家伙，”拜伦说。尽管到处是阳光，六个德国人穿了系腰带的黑雨衣，正聚在大厅进口的地方交谈，朝进出的每个人都狠狠盯上一眼。“他们干嘛不索性把长靴子也穿上，A字臂章也戴上呢？他们有些什么特征？穿雨衣？戴宽檐帽？脸晒成青铜色？他们哪里来的时间洗日光浴呀？”
　　“我背着脸也认得出他们。他们叫人起鸡皮疙瘩，”娜塔丽说。柜台上那个办事员从门里出来了，一边忙着翻什么文件。
　　“对不起，护照还没准备好。”
　　“我需要我的护照！”娜塔丽的声调尖锐刺耳。
　　办事员朝她略微抬了抬眼。“夫人，也许今天下午，”说完他就转过身去了。
　　从沉闷的寝室乍走到寒冷、阳光普照的室外，顿然感到十分爽快。拜伦叫了辆出租汽车去游里斯本和它的近郊。论名胜，这里比罗马或巴黎差得太远了。然而沿着一条宽阔的河、高踞在小山上那一排排宛如蜡笔涂成的绿色、粉色和蓝色的房屋，却形成一幅很漂亮的图画。拜伦很惬意，他想他的新婚妻子也必定很开心。她紧紧挽了他的胳膊，微微笑着，不大说什么。那些把摩尔式和哥特式①建筑奇特地结合在一
　　起的教堂和全市最高一座山上巍峨的要塞又勾起拜伦的回忆，使他想起早已忘掉了的在美术方面的苦役。他们下了出租汽车，臂挽着臂地沿着阿拉法玛陡峭、狭窄的小小街道踱去。成群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在有几百年历史的破烂房子里跑出跑进。相当于公用电话亭那么大小的店铺敞着门，出售鱼、面包和肉块。这是一次长而漫无目标的散步。
　　①摩尔式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一带伊斯兰清真寺的建筑。哥特式为十一世纪以来西欧盛行的一种以高柱、尖塔为特征的建筑。
　　“出租汽车答应在哪儿等咱们？”娜塔丽用紧张的语调问，这时他们穿过一条小巷，闻到一阵腥臭味，两个人都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一切都好吗？”他说。
　　她疲惫地笑了笑。“不怕你笑话，我犯了世界上所有游山玩水的傻女人的通病：我脚走累了。”
　　“那么咱们回去吧。我也玩得够了。”
　　“你不在乎吧？”
　　在出租汽车沿着江边马路开回旅馆的途中，她一句话也没说。他去握她的手，觉得又凉又湿。一迈进旅馆，她就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别忘了——护照。”
　　她的这句话是多余的。办事员早把两个褐红色的护照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拜伦。那人咧嘴傻笑着，露出了黄色的大假牙。娜塔丽一把抓住她的护照。她一边和拜伦走进电梯，一边仔细翻看着。
　　“没错儿吧？”他说。
　　“好象没错儿。可是我敢打赌德国秘密警察一定拍过照了。你的也一样。”
　　“哦，这多半是旅馆的例行手续。近来德国人要怎样就怎样，我不认为葡萄牙人敢违抗。可是你有什么可在乎的？”
　　她走进套房的寝室脱大衣、摘帽子，拜伦也跟了进来，搂住她，吻她。她也回吻了。她紧紧地搂住他，但是她的神情是冷漠的。他带着询问的神情朝后靠着。
　　“对不起，”她说，“我头疼得厉害。早餐毕竟不宜喝红葡萄酒。我幸而带着点非常灵的丸药。让我吃一丸吧。”
　　不大工夫她就笑着从浴室里出来了。“好啦，照常进行吧。”他说：“没那么快见效吧。”
　　“能。放心好啦。”
　　他们接了吻，倒在床上。可是娜塔丽就象里边有一根弹簧断了似的。她在他耳边呢喃地说了一些情话，尽量想做得很多情。过一会儿，他坐了起来，轻轻地把她扶起。“好吧，告诉我什么事？”
　　她搂着自己的膝盖，靠床头栏杆蹲着。“没事，没事！我有什么不对头吗？也许我有点儿累啦。头疼还没过去。”
　　“娜塔丽，”他握住她的手，吻了吻，然后直直地望着她。
　　“我想谁也不能享受这么大的欢乐而不付出一点代价。开始是咱们没领回护照，那些德国人又站在大厅里。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沮丧。咱们游览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一些可怕的情景：旅馆仍旧拖延着不给我护照；你随着潜艇开
　　走了；里斯本又添了我这样一个没有护照的犹太人困在这里。”
　　“娜塔丽，在波兰整个时期你连毛发也没竖起一根。这会儿护照不是已经到手了吗。”
　　“我知道，知道我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只不过是神经绷过了劲儿：太多的好事发生在太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会儿我就会恢复过来的。”
　　他抚摸着她的头发。“你骗了我。我以为你在里斯本很开心呢。”
　　“勃拉尼，我恨死里斯本啦。我一向恨这个地方。我向上帝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事，到死的那一天我也后悔咱们不该在里斯本结婚，在这儿度过咱们的新婚之夜。这是个令人伤心、痛苦的城市。我知道，你用不同的眼光看它，你不断地说它象旧金山。可是旧金山并不到处都是逃避德国人的犹太人呀。旧金山并没设宗教法庭，用武力强迫犹太人受洗礼，谁反对就把谁烧死，并且把犹太孩子带走，当基督徒养大。你可知道这段小小的历史①？就发生在这里。”
　　①指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迫害。在欧洲，以西班牙及葡萄牙最为残酷。
　　拜伦的脸严肃起来。他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我也许读到过。”
　　“也许！假如你读过，你怎么可能忘掉！那样的残酷事实会使任何人发指的。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千百年来欧洲犹太人所遭遇的一切，仿佛是理所当然的。奔奇用过一个很俏皮的词儿：网中之鱼。”拜伦说：“娜塔丽，关于宗教，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我一直准备这样。你要我成为犹太人吗？”
　　“你发疯啦？”她猝然朝他转过头来，眼里冒出一道愤怒的光芒。她在科尼希斯贝格就曾经这么瞪过他一次，然后粗暴地突然和他告了别。“你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可？就是这一点叫我窝心。你向我解释一下这一点。我们尽可以照样谈情说爱，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怎样都可以。现在我觉得一根绳缆般的粗神经把我跟你绑在一起了。我不知道你会开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和你再见一面。我只知道星期四你将随那只臭潜艇开走。咱们干嘛不把那些葡萄牙文的婚书撕掉？让一切恢复原来的样子。啊，如果咱们有一天还能过上人的日子，如果那时咱们仍然愿意结婚，那么尽可以正式结婚。这回是瞎胡闹。”
　　“不，不是瞎胡闹。这是我从出生以来所一直盼望得到的。如今，我得到了。咱们不能把婚书撕掉。你是我的妻子。”
　　“可是，老天爷，你干嘛费那么大事！你干嘛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可是，娜塔丽，事情是这样：已婚的军官有额外津贴。”她凝视着他。她那绷得紧紧的脸松弛下来了。她慢慢地、勉强地笑了，并且把双手插到他的头发里。“原来这样！好，勃拉尼，那还讲得通。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对于贪心我是能理解的。”
　　他们亲吻着又躺倒在床上。这次情绪好多了。可是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他们只好不再接吻。拜伦叹了口气。“可能是‘S—45号’，”就拿起听筒。“喂，呃，好。你们想的真周到。九点钟？等一下。”他捂住话筒。“泽尔斯顿表示抱歉，打扰了咱们。他和斯鲁特想，咱们也许想找个别致的地方吃顿饭。里斯本最好的菜，葡萄牙最好的歌手。”
　　“天哪，老斯鲁特看来犯了被虐狂啦。”
　　“去还是不去？”
　　“随你便。”
　　拜伦说：“他们是一番好意。为什么不去？反正咱们也得吃饭。躲开那些穿黑雨衣的。”他答应去，挂上电话，然后又把她搂到怀里。
　　这家菜馆是一间砖砌的矮屋，只用桌上的蜡烛和拱形壁炉里的熊熊燃烧的木柴来照明。在里面吃饭的有一半是犹太人，其中有不少都穿了华丽的便礼服。这个幽静地方，声音最大的是并排坐着的两大批英国客人。正对着壁炉有一张可以坐六个人的桌子空在那里，聚拢在小酒吧间的一些顾客正用渴望的眼光盯着它。这四个美国人就坐在离壁炉不远的另一张特别优待的桌子上。奔奇·泽尔斯顿和这对新婚夫妇喝着葡萄牙产的白酒，很快就欢笑起来。斯鲁特可不然。酒他喝了不少，可是他几乎没说什么，也不大笑。壁炉的火光在他那方形的眼镜上闪闪发光，连在那样玫瑰色的光亮下，他的脸也仍是惨白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年轻人对战争感不感兴趣？”泽尔斯顿一边吃着肉一边说，“没忘记正打着仗吧？有个消息。”
　　“要是好消息，我就有兴趣，”娜塔丽说。“除非是好消息。”
　　“那么，英军占领托布鲁克了。”娜塔丽说：“托布鲁克重要吗？”拜伦大声说：“重要！是从埃及到突尼斯之间最好的海港。这可是个大好消息。”
　　“对，”泽尔斯顿说，“他们正在北非猛冲着呢。这样一来，整个战局全改观了。”
　　斯鲁特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嗄着嗓子说：“他们正跟意大利人作战。”他轻咳了一声，接着说：“拜伦，我在柏林给你开的那一批书，你实际都看了吗？娜塔丽说你全看过啦。”
　　“凡是我能找到英文本的，我全看了——也许十本里看了七八本。”这位外交官摇了摇头。“勇气真了不起！”
　　“我并不能说我全看懂了，”拜伦说。“有时候我只浏览了一下。可是我把它们从头翻到尾。”
　　“是些什么书？”泽尔斯顿说。
　　“在一个德国空军驾驶员差点儿把他的脑袋打掉之后，”娜塔丽说，“我这个乖乖对德国人略微感到好奇了。他想多了解他们一些。斯鲁特就给他开了一张关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总书目。”
　　“我从没梦想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斯鲁特把被火光照亮的、无表情的眼镜朝她转过来。
　　“去年我在锡耶纳有的是时间，”拜伦说，“我也有兴趣。”
　　“你有些什么发现？”泽尔斯顿说，一边替拜伦又斟上酒。
　　“即便不读德国哲学就要给枪毙掉，我也不读。”
　　“我主要发现希特勒一直就在德国人的血液里，”拜伦说，“他迟早得冒出来。这是莱斯里在柏林对我讲的。他给我开的书目就是为了支持他这个论点。我认为他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他那个论点。我以前总以为纳粹是从臭水沟里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的，是什么崭新的玩艺儿。可是所有他们的概念、口号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老早就写在以前的书里了。这码子事在德国已经酝酿了一百年啦。”
　　“比那还要长，”斯鲁特说。“你的课外作业成绩很好，分数是优。”
　　“啊，瞎胡扯！”娜塔丽说，“为了什么给他个优？为了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拜伦对这些东西感到新奇，是由于美国教育太肤浅，也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半没吸收进去。”
　　“没吸收多少，”拜伦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玩纸牌或者打乒乓。”
　　“嗯，看来显然是这样，”他的新婚妻子语调很尖锐。“不然的话，你就不会象个盲目的书呆子那样去死钻他替你开的那个片面的书单了，好给他个机会来这么居高临下地夸奖你那么两句。”
　　“我否认居高临下地夸奖，也否认片面，”斯鲁特说。“杰斯特罗——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亨利了——并不是我要斤斤计较，可是我想我曾经掌握了这一领域的材料。我很佩服你的丈夫那么认真地读完这些书。”
　　“这种认为纳粹是德国哲学和文化的顶峰的观点，”娜塔丽说，“整个这套说法都是陈腐的，伪造的。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来自戈平瑞，一个法国人；他的条顿族优越感来自张伯伦，一个英国人；他对犹太人的虐待狂来自卢格，一个维也纳的政治恶棍。唯一可以和希特勒直接联系上的德国思想家是理查德·瓦格纳①。他是另一个疯狂仇恨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奋斗》里，到处都可以找到瓦格纳书里的话。但是尼采为了那件恶意的蠢事和瓦格纳闹翻了。反正谁也不认真把瓦格纳当作一个思想家。他的音乐也叫我恶心，尽管这跟咱们所谈的事风马牛不相及。斯鲁特，我知道在这个领域里你读的书比我多，可我还是不理解你为什么给拜伦开了那么一个既枯燥、分量又重的书单。你也许只不过为了用一些大名字吓唬他一下吧。可是你应该知道，他是吓不住的。”
　　“这我是知道的，”斯鲁特说。他哗地一下往自己的杯子里倒起酒来，倒得满满的，然后一口气喝下去了。
　　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作品以歌剧为主。
　　“你的小牛肉可凉了，”拜伦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娜塔丽和她以前的情人之间的这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眼看就要不可开交。
　　她冲着他把头发往后甩了甩，不耐烦地切了块肉，边吃边谈着。“在创造希特勒的问题上，我们的责任比谁的都大。我们美国人，主要是由于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然后是在最严重的不景气情况中，在一九三○年通过了那个疯狂的《斯穆特—霍莱关税法案》，把欧洲的经济象骨牌似的一个挨一个地撞倒。《斯穆特—霍莱关税法案》通过之后，德国银行纷纷倒闭。德国人饿了肚皮，闹起事来。希特勒保证可以粉碎共产党人。德国人为了抵挡共产主义革命，就吞下了他的革命。他实践了他的诺言，用恐怖把德国人管得乖乖地听他的。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哼，勃拉尼，一千个德国人里也找不出一个曾读过那些书的。那完全是大学瓦斯里放出的厚厚一层云雾。希特勒是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两国的怯懦的产物，并不是黑格尔和尼采的。”
　　“大学瓦斯说得好，亲爱的，”斯鲁特说。“可我只是在一个意义上接受你这一点。”他把摊开的指尖并在一起，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用一种奇特的笑容注视着她——那笑容既表示他的优越感，又表示受到了挫折。“那就是：在任何时间和
　　地点，哲学著作总是前进的社会机器里所排出的一种瓦斯——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创立的，马克思接过来并把它庸俗化了。但是你可以通过对瓦斯的剖析来重新找出那架机器必然是个什么样子和它是怎样操作的。不管那些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它仍然可以很有力量，并且是真实的。杰斯特罗，德国浪漫主义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力的批判。它正视了所有我们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弱点。”
　　“譬如说……？”她的语调很刻薄、很突兀。
　　斯鲁特忽然来了一股好辩的劲头，就好象如果旁的做不到，至少他想当着拜伦的面用言词把她征服似的。他先用一
　　个指头来回朝空中戳着，好象为他的话加上一个个的惊叹号。”譬如说，亲爱的，基督精神从挨了伽利略①一刀之后就死掉烂掉了。又譬如说，法国和美国革命的那些理想只不过是关于人性的神话。又譬如说，《独立宣言》的作者本人拥有黑奴。又譬如说，‘自由、平等、博爱的捍卫者最后砍掉无依无靠的妇女的脑袋并且互相砍了脑袋。娜塔丽，德国人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他们极为明晰的见解。他们看透了罗马帝国的腐败并且把它粉碎了。他们看穿了天主教会的腐败并打断了它的脊骨。如今，他们认为基督教工业民主只不过是正在腐烂着的空架子。他们打算用武力来接管。德国人的大师们一百年来一直在对他们说，他们的时机就要来到了，说残酷和流血是上帝在历史进程中的脚印。这些就是我开给拜伦的那些书的内容。它们讲得详尽细微。那个书单是有根有据的。当然，在德国，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一种正常的自由主义的论调，这是和西方一脉相通的，是‘好的德国’。娜塔丽，那我自然也都了解。他们的领导者大部分都投到俾斯麦方面去了，其余的，也几乎都成了德皇的鹰犬。希特勒等到他的时机来到了，就飞扬跋扈起来。听吧！”
　　①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天文学家，曾因天体学说被天主教教皇逮捕坐牢。
　　象教士诵经一般，斯鲁特用严肃的声调引述起来，一边还用一只僵直的手指在空中打着拍子：“德国革命不会由于发生在康德的《批判》和费希特的先验唯心主义之后而变得温和些或缓和些。这些学说的作用在于发展那种一俟时机成熟立即爆发的革命力量。基督教抑制了德国人的粗野斗士般的激情，但它却无法消灭它。当那个起遏制作用的护身符——十字架——垮台之后，那股疯狂的、好斗的暴力就会再度冲出来。古老的石神那时将从被遗忘了的废墟里站起来，拭去他们眼睛里那千百年的尘垢。雷神将举着他的铁锤再一次崛起，将把哥特式的教堂砸个粉碎。”
　　斯鲁特用一只拳头做了个笨拙无力的手势来比划铁锤的打击，随后接着说：“不要笑这个向你们提出要警惕康德、费希特和其他哲学家的空想家。不要笑一个预见到在理性领域里所爆发的革命同样也将在现实领域里爆发的幻象。思想走在行动前头，正如闪电走在雷的前头。德国的雷具有真正德国的特色。它并不疾迅，但它略显徐缓地一直隆隆下去。然而它终必来临。等你听到你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听见过的一声霹雳，就知道德国的巨雷终于打下来了。”
　　“海涅——就是那个谱写了德国最伟大的诗篇的犹太人，那个为德国哲学所倾倒的海涅——这就是海涅写的。”斯鲁特用较为温和的语调说。“这些话是他在一百六十年前写的。”
　　他身后边起了一片挪动椅子的响声。一簇穿了晚礼服、用德语愉快地闲谈着的德国顾客向壁炉旁边的大桌子走去，两边跟着三个低头哈腰、毕恭毕敬的侍者。斯鲁特被碰了一下。他回头一看，目光正对着德国秘密警察头子的脸。那人友善地笑了笑，弯了下腰。同这人一起的是他们在旅馆见过的那个前额上有疤痕的，另外一个德国人是光头。还有三个穿着艳丽晚服、吃吃笑着的葡萄牙女人。
　　“哲学讨论会结束了吧，”奔奇·泽尔斯顿喃喃地说。
　　“为什么？”拜伦说。
　　“一个原因是，”娜塔丽打断说，“我腻烦啦。”
　　德国人一坐下来，整个餐馆的谈话声就静下来了。犹太人提心吊胆地望着他们。在这暂时的静寂中，只有那喧闹的、对周围毫不理会的英国客人的声音更显得大了。
　　“这些英国人是干什么的？”娜塔丽问泽尔斯顿。
　　“寓公。他们住在这儿是因为东西便宜，又没有配给制度。同时，我猜也因为这里不在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之内。”泽尔斯顿说。“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并不特别希罕他们。”
　　“你刚才引的海涅那段话很了不起，”拜伦对斯鲁特说。
　　“我在牛津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海涅与黑格尔的论文，”斯鲁特微微笑了笑说。“海涅很长一个时期为黑格尔所吸引，后来他又摒弃了黑格尔。我曾经把那段话翻译出来，作为一本书的题词。那段话的辞藻挺华丽，就象耶利米①那样。犹太先知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正喝咖啡的当儿，一道粉红色的聚光把这昏暗的房间分成两半，灯光照在小小演奏台上一块灰色的幕帏上。奔奇·泽尔斯顿说：“这就是他。他是最好的法都②歌手。”
　　①葡萄牙的一种民族歌舞。“法都”的意思是命运。
　　②《圣经·旧约》中的一个希伯来族的先知。
　　“最好的什么？”拜伦说。这时，一个脸色苍白、黑眼睛的年轻人穿着镶了厚边的黑色外套从幕后走了出来，手里握着一只葱头形的吉他琴。
　　“法都歌手，命运歌曲。十分凄凉，葡萄牙味十足。”
　　年轻人的琴声一响——强烈、尖锐、悲伤的琴声，节奏铿锵犹如锤击——菜馆里就静了下来。他用一种清脆、高亢、花哨的嗓音唱着，一双黑眼睛四下里打量着，聚光灯把他那高高隆起的前额照成了粉色。娜塔丽悄悄对泽尔斯顿说：“唱的是什么曲子？”
　　“是支老曲子。是学生们常唱的法都曲子。”
　　“歌词的意思呢？”
　　“啊，歌词永远是不重要的。只那么一两句。刚才唱的是：‘闭上你的眼睛。闭上眼睛生活就会简单一些。’”
　　这对新婚夫妇的目光相遇了。拜伦把手放在娜塔丽的手上。
　　年轻歌手唱了几支曲子。他时而迅疾，时而缓慢；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欢快激越，甚是别致。显然这就是法都的精华，因为每当他在唱一支曲子的中途表演这些花腔的时候，菜馆里的葡萄牙人就鼓起掌来，有时还喝采。
　　“美得很，”一支曲子唱完的时候，娜塔丽小声对奔奇·泽尔斯顿说。“谢谢你啦。”
　　他用双手梳理了一下他的小胡子。“我料到会合你的心意。这确是别有风味。”
　　“Spieler！KoCnnen Sie ‘O Sole Mio’singen？”①那个光头的德国人正在跟歌手说话。他坐得离台只有几英尺。歌手不自然地笑了笑，用葡萄牙语作了回答，同时用他那只形状奇特的吉他琴比划着，说他只会表演法都歌曲。那个德国人用嘻嘻哈哈的语调叫他还是唱个“O Sole Mio”，那个年轻人又摇摇头，作出毫无办法的手势。那个德国人用冒着烟的雪茄朝他指了指，然后用葡萄牙语嚷了些什么。这么一来，连英国人在内，整个菜馆都鸦雀无声了——坐在德国人桌上的那三个葡萄牙女人的脸也顿时冷若冰霜。那个年轻的表演者用可怜巴巴的神情朝周围的观众望了望，然后很蹩脚地唱起“O Sole Mio”来。那德国人朝椅背上一仰，用手里的雪茄望空打着拍子。菜馆被一片窒息的空气所笼罩。娜塔丽对泽尔斯顿说：“咱们走吧。”
　　①德语：“唱歌的，你会唱《我的太阳》吗？”
　　“我赞成。”
　　他们走出菜馆的时候，那位歌手还在嗑嗑巴巴地唱着那支意大利曲子。在进门的柜台上摆着一幅这个歌手的相片，下面放着一叠唱片，就是这个歌手灌的，用硬纸袋套着。“要是有第一支曲子的，”娜塔丽对拜伦说，“给我买一张。”他买了两张。
　　外面的街灯比菜馆里头的灯光要亮。寒风凛冽。莱斯里·斯鲁特把脖子上的围巾拉拉紧，对拜伦说：“你什么时候走？”
　　“后天才走。”
　　“照我计算时间的法儿，离现在还有几年呢。”娜塔丽带着挑战的语调说，一边搂紧她丈夫的胳膊。
　　“那么，娜塔丽，我要不要想法去订咱们星期六去罗马的飞机票？”
　　“先等等吧，也许他还不走呢，我总可以这么盼着。”
　　“当然，”斯鲁特把手伸给拜伦。“要是见不着你的话，这里就向你祝贺了，祝你幸福，海上风平浪静。”
　　“谢谢。还谢谢你把套房让给我们住。我们那样喧宾夺主，太唐突了。”
　　“亲爱的伙计，”斯鲁特说，“那套房在我手里是白白浪费。”
　　娜塔丽的四肢痉挛起来。她梦见德国秘密警察在敲门。她从噩梦中醒来，在黑暗中听到真有人在敲门。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希望这只不过是那噩梦留下的痕迹在她那为云雾所遮蔽的头脑中徘徊，以为敲门声就会停止的。它没停。她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碰了一下拜伦的热呼呼、毛茸茸的腿。
　　“拜伦！拜伦！”
　　他倚着胳膊肘直起身子，接着整个儿坐起来了。“几点啦？”
　　“一点三刻。”门敲得更响更急了。拜伦跳下床去，赶忙穿上浴衣。
　　“勃拉尼，可别随便放人进来！先弄清楚了是谁。”
　　娜塔丽也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安乐窝般的床，穿上一件亵衣，夜晚的寒气冻得她直打哆嗦。这时，拜伦打开了寝室的门。“不要害怕，是埃斯特。”
　　“他来干什么？”
　　“这正是我要弄清楚的。”
　　门又关上了。娜塔丽跑到门跟前，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到提到了托布鲁克。她觉得这样偷听未免太丢脸了，就索性嘎嘎地拧了下门把手，走了出来。那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沙发上躬着身子在交谈，他们都站了起来。穿嵌金线的蓝制服、戴白色大檐帽的埃斯特上尉在吃一只苹果。
　　“嗨，娜塔丽，象这样冲到度蜜月的夫妇的房间里，真太不该了，”他愉快地说。“我们正在谈着一件风险特别大的任务。”
　　“怎么啦？”
　　拜伦说：“改变了命令。没什么严重、紧急的事，不用急得出汗。”
　　“对。实际上我正赶着要走。”埃斯特上尉把苹果核丢在烟灰缸里。“我得把上岸过夜的艇上的人全找回来。这么深更半夜来漫游伊什图里尔和里斯本倒是满有趣的。再见吧，拜伦。”
　　上尉咧嘴向她笑了笑，又轻轻拍一下他那歪戴得很放荡的帽子，就走了。
　　“哦，告诉我！”娜塔丽抱着双臂，质问她丈夫。
　　拜伦走到红大理石壁炉跟前，用火柴把一堆引火物和木头下面的纸点着了。“‘S—45号’今天早晨开走。”
　　“呃，就在今天早晨？太糟糕啦。去哪儿？”
　　“我不知道。由于占领了托布鲁克，任务改了——说老实话，我自己先就不清楚。好象是要检查一下地中海潜艇的装备。”
　　“那么，好吧，我想这是我自找。我的全部结婚生活（也许这就是全部了）给缩短了三分之一。”
　　“娜塔丽，咱们的结婚生活由你从意大利回国那时候算起，”他用胳膊搂住了她，两个人站在那里望着火光亮起来，“咱们的结婚生活将会很，很幸福，而且很多产。我计划要六个孩子。”
　　这话把陷在愁苦中的年轻妻子逗乐了。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脸上。“我的天！六个！我可跑不到终点。天哪，这火好极啦。昨晚上咱们睡觉之前把酒喝光了吗？你去瞧瞧。”他端来了一杯酒，又替她点上一支烟。“勃拉尼，有件事得告诉你一下。去年十一月，埃伦病得很厉害。他以为他会死。我只好陪他去看罗马的一位专科大夫。原来是肾结石，他在艾克塞尔索休养了两个星期，真受了大罪。最后，病好了。可是一天晚上，在他情绪很低沉的时候，埃伦对我说，他打算把他的全部财产全留给我。他把总的数目告诉了我，我大吃一惊。”她对他笑了笑，呷了一口酒。拜伦用眯成一道缝的眼睛望着她。“我想他一定是个吝啬鬼，象大部分单身汉一样。这也是他移居意大利的一个原因：他可以花很少的钱，过得舒舒服服的。埃伦把他从《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本书所赚的钱几乎全存起来了，每年他还能从那本书拿到更多的钱。他那本关于保罗的书收入也不少。那以前，他还从他的教授薪金里攒了许多。但是住在意大利，他连税也不上。房产之外，埃伦有的还不止十万元。他现在只吃利息就够生活了。他把钱拨回去在纽约投资了。对这些情况，过去我完全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至于他会留给我什么，我是从来也没想过的。可是，目前事情就是这样。”娜塔丽握着拜伦的下巴，推来推去。“你干嘛这么冷冰冰的？我是在告诉你，你娶了个有遗产的女人。”拜伦把一块掉下来的红煤拨回火堆上去。“哼，他真精明，比我想的要精明。”
　　“可是你这话公道吗？尤其是你还计划要六个孩子呢。”
　　“也许不公道，”拜伦耸了耸肩膀。“你的钱够回国的吗？不管怎样，两个月之内你得回国。”
　　“我知道。我已经同意了。钱我有的是。哎哟，这火烤起人来了。”她斜靠在火光前的一张长榻上，亵衣敞开了，火光在她光溜溜的腿上温暖地嬉戏着。“勃拉尼，你家里可知道你打算结婚？”
　　“不知道。连我自己对结得成结不成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何必去找那麻烦。不过，我给华伦去过信。”
　　“他还在夏威夷吗？”
　　“还在那儿。他和杰妮丝都喜欢那里。我想你我两人有一天也会跑到那里去的。海军不断地在充实太平洋舰队。华伦认为咱们不久就会跟日本人打仗。整个海军都有这种感觉。”
　　“不跟德国打？”
　　“不。你坐在这儿听起来也许奇怪。可是咱们的同胞对希特勒仍然不那么仇恨。几家报纸杂志放上几炮，不过如此。”
　　他坐在靠她脚跟前的地板上，把头倚在她那裸露着的柔嫩的大腿上。她抚摸着他的头发。“你们究竟几点走？怎么走法？”
　　“‘夫人’六点到这儿来接我。”
　　“六点？哦，那还有好几个钟头哪。咱们还可以享受一大段结婚生活呢。当然，你还得打行李。”
　　“十分钟。”
　　“我能陪你到艇上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娜塔丽深深叹了口气说：“瞧，你干嘛坐在地板上呀。过来吧。”
　　没有黎明。天空变得越来越惨白，终于成了浅灰色。烟雾和细雨把海遮得看不见了。埃斯特上尉用一辆嘎嘎作响的法国小汽车把他们接走了。车的后座上挤着四个面色忧郁的水兵，身上满是酒和呕吐过的气味。他一只手开着车，另一只手俯着身子去操纵一个失灵了的刮水器——加速器踏板是一直踩着的。沿江的马路在浓雾中空无一人，他们很快就到了里斯本。
　　那只潜艇和停在它前头的一只锈得很厉害的轮船相比之下，更显得小了。轮船上漆着巨大的星条旗，上面飘着一面美国国旗。船头船尾都是用金属模板镂出的大而难看的白色字母的船名：“漂亮的美国佬”。从这条船的奇特的轮廓和加铆钉的钢板看起来都象条外国船，而且是三四十年的老船了。这种船吃水那么浅，一行驶起来就会把它的推进器和满是藓苔的红色船底大部分露在外面。在细雨中，犹太人在码头上排着队，静静地等着上船——他们大都携带着硬纸做的手提箱、布包和一些破旧衣服。孩子们——为数很不少——紧紧地偎依着父母，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浮桥旁一张桌子那边，
　　有两个穿制服的葡萄牙官员正在检验证件并在上面盖图章——助手们给他们撑着伞。穿橡胶斗篷的警察在队伍旁边踱来踱去。船上栏杆那边是黑压压的一片乘客，呆呆地望着码头和里斯本的群山，就象被释放出来的囚徒回头望着牢狱似的，玩味着他们获得的自由。
　　“这只海洋猎犬什么时候露的面？”拜伦说。
　　“昨天早晨。是一条波兰的旧涡轮机船。水手大部分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埃斯特说。“我曾试着跟他们聊聊天。那些比较愉快的看来都象职业杀人犯。我估计这些犹太人将会象沙丁鱼似的给塞到上下五层的床位上，他们得付‘玛丽皇后号’特等舱的票价。说到这点这些家伙还大笑特笑呢。”他看了看手表。“哦，我们七点十五分解缆。再见，娜塔丽，祝你幸福。你曾经是个漂亮的新娘子，如今你是个漂亮的海军妻子。”
　　副艇长上艇了，他轻快地向一个浮桥旁边向他敬礼的哨兵回了个礼。码头上，离浮桥不远，一个水兵不顾已经下起来的雨，正搂着个穿红缎子衣服、矮胖的葡萄牙娼妇在亲吻。拜伦望了那个水兵一眼，咧嘴笑了笑，然后把双臂伸向他的妻子。她拥抱了他。“你这个傻瓜。你自找苦吃：去跟这么个女人结了婚。”
　　“那时我喝醉啦，”拜伦说。他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艇上的水手长吹起哨子，随后，扩音器叽嘎地嚷出：“现在各就各位，听候行动命令！”
　　“哦，我看这回得走啦，”他说，“再会吧。”
　　娜塔丽正在努力不哭出来，她甚至还微笑着。“结婚的主意想得对，亲爱的，我真这么认为。那是灵感，我佩服你这么办事。我深深意识到我是结了婚的。我爱你，我也很幸福。”
　　“我爱你。”
　　拜伦登上潜艇，走上甲板时敬了个礼。在那越下越密的细雨中，娜塔丽裹紧了雨衣，她呼出的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冒着烟。她站在码头上，吸着码头特有的气味——沥青、机器、鱼和海的味道，听着海鸥凄凉的鸣声，第一次感到她使自己陷入了什么境地。她是个海军的妻子，一点不假。
　　三个穿黑色防雨衣、戴矮檐大毡帽的男子在码头上来回踱着，不动声色地巡视着难民。难民们要么竭力不去理睬他们，要么带着恐怖偷望着。妇女们把孩子拉到身边。三个男人在浮桥旁边停了下来，一个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些文件，然后和坐在桌旁的官员交谈起来。这时，艇上穿厚呢绒上衣的水兵把梯板拉上去了，水手长吹起哨子。扩音器粗厉地嚷着。穿风雨衣的艇长和埃斯特上尉在小而窄的艇桥上出现了，挥着手。“再见啦，娜塔丽！”卡鲁索艇长喊着。她并没看见拜伦到前甲板上来。可是过了一会儿，她留意拜伦正在和其他水兵一起站在离锚不远的地方，穿着黄褐色的制服和一件棕色防风衣，手插到后兜里，裤子在微风中抖动着。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到拜伦穿制服，他好象显得不同了，疏远了，老了些。埃斯特正通过扩音器喊着命令。彩色的信号旗升起了。水兵们排成一行在拽绳缆。拜伦沿着前甲板走了过来，站到他的新婚妻子对面，挨近得伸出手来几乎可以握到。她朝他飞了个吻。他那张在大檐帽下边的脸一本正经，很镇定。雾角声响了，潜艇离开了码头，黑色的水把他们俩分隔开来。
　　“你一定得回国，”他嚷着。
　　“我一定回去。啊，我起誓一定回去。”
　　“我在那儿等你。两个月！”
　　他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推进器把海水翻腾得瑟瑟作响，这条黑色的低矮潜艇就在蒙蒙细雨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呱！呱！呱！鸥群凄厉地尖声叫着，展翅跟着艇尾正在消失的波迹飞去。
　　娜塔丽沿着码头匆匆地走了。她走过德国秘密警察，走过排队等待逃命的犹太人——那些人眼睛直直地朝一个方向注视着，那就是他们必须通过的浮桥旁那张桌子：那里，葡萄牙官员正和那三个德国人一边核对着证件，一边大声笑着。娜塔丽的手冒着汗，紧紧地抓住她口袋里的护照。
　　“喂，老斯鲁特，”她找到一部电话机好容易才接上线之后说，“我是拜伦·亨利太太。你有兴趣替我买一份早餐吗？看来我有空闲了。然后，亲爱的，咱们就赶到意大利去把埃伦接出来。我得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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