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列火车在一片腾腾的白色蒸汽中，鸣着汽笛，隆隆地缓缓驶进弗列德累彻斯特拉斯终点站。罗达紧紧抓住维克多·亨利的胳膊乱蹦乱跳。送他们到这里来接从科尼希斯贝格开来的列车的一位穿制服的外交部官员露出微笑。帕格发现他在笑。“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我们的孩子了。”他压倒一片嘈杂的火车声，大声喊道。
　　“是吗？那可是大喜事呀。”火车停了，人们纷纷下车。
　　“我的天！”罗达喊道。“那个走下踏板的是他？那不可能是他。那简直是个骨头架子。”
　　“哪儿？哪儿？”帕格说。
　　“不见了。就在那边。啊，他原来在这儿！”
　　拜伦栗色的头发又长又卷，乱蓬蓬的，苍白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睛显得又亮又大。他笑着挥手，可是，一眼看去，父亲几乎认不出这个尖下巴、面颊塌陷、衣服穿得很寒伧、举止随随便便的年轻人来了。
　　“是我。是我。”他听拜伦喊道。“您不认识我了吗，爸爸？”
　　帕格拉着罗达的手，朝拜伦奔过去。拜伦喷出一股酒气，他紧紧地拥抱了父亲好半天，用两天没有刮过的胡子扎着他的脸。随后他又抱着母亲吻了吻。
　　“该死，我头都晕了，”他讲话总是突然迸出来，很象罗达，但声音却是很粗的男中音。“他们在车上简直把我们当成要上市的猪了，拚命填。我刚吃完午饭，喝了三种不同的酒，妈，您显得真漂亮。简直象二十五六岁。”
　　“你可是象个鬼。干什么在波兰到处跑？”
　　那个外交部官员扯了扯拜伦的胳膊肘。“您当真觉得对你们不错吗，亨利先生？外交部纽斯多特博士，”他说着，咔嚓一声把脚跟一并，脸上沿着皱纹笑了一下。
　　“呃，无可非议，先生，无可非议，”拜伦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不过那只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后。在华沙可是暴行。”
　　“啊，那是战争。我们希望您把对待您的情况写一个短短的意见，在您方便的时候交给我们。这是我的名片。”
　　莱斯里·斯鲁特脸色发灰，显得很苦恼的样子，两手拿着许多证件，走过来向维克多·亨利自我介绍。“我很想明天去使馆拜访您，先生，”他说，“等我先把事情弄出个头绪来。”
　　“随便什么时候来吧，”帕格·亨利说。
　　“不过让我现在就告诉您，”他临走的时候，扭头对他说，“拜伦确实帮了大忙。”
　　纽斯多特博士很客气地强调说，拜伦现在可以由他父亲进行监护，过后再去领证件；或者由他亲自替拜伦办好，然后把证件送到亨利海军中校的办公室。“啊，”纽斯多特博士说，“这既然是儿子来跟父母团聚，再搞那套繁文缛节就太不人道了。”
　　汽车驶往绿林区，罗达坐在儿子身边，挽住他的胳膊，一边抱怨他脸色太可怕。拜伦是她的心头肉。罗达在医院头一眼看到自己的孩子，就想到拜伦这个名字，当时他还是个很瘦的婴儿，一张三角形的面孔上一对蓝湛湛的大眼睛直眨巴；即使后来长胖了，但一看就知道是个男孩。她觉得这孩子很有男子气，富于浪漫气质。她本来希望他成为作家或演员；她甚至掰开他那红红的小拳头，寻找能成为作家的“三角纹”，她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说，孩子生下来看手纹就可以预卜未来。拜伦并没有成为作家，但是她认为，他确有浪漫气质。她暗暗地同情他拒绝考虑担任海军职务，甚至同情他学生时代的懒散习惯。她从来不喜欢帕格给孩子取的“勃拉尼”这个小名，它有一股海水的味道①，好多年后她才叫他的小名。拜伦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哥伦比亚去搞艺术，这使帕格很失望，她却暗暗高兴。华伦真是亨利的后代，用功读书，会开汽车，做事有始有终，在学校是优秀生，很注意军官的军阶，而且一步步地去追求它。她觉得，拜伦却象她自己，本质很好，因为梦想不曾实现而苦恼，甚至自暴自弃。
　　①勃拉尼在英文中有“盐水”，“海水”的意思。
　　她发现他鬓角上的伤疤，大吃一惊，用手抚摸它，问是怎么回事。他于是开始讲述他从克拉科夫到华沙的这段冒险旅行的经历，中间不时地打断话头，惊叹街上看到的景色：垂直插在腓特烈大帝塑像周围的许多面红A字旗；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穿褐色衬衫，打着黑领巾，穿着黑短裤，招摇过市；一群修女骑自行车经过腓特烈大街；公园里的露天音乐会；正在转圈的旋转木马。“完全一派和平景象，不是吗？真是风平浪静极了！爸爸，战争情况如何？华沙陷落了吗？盟军害怕了吗？德国人是空前的撒谎专家。”
　　“华沙还在坚守，但仗实际上已经不打了。关于和西方ae*和则众说纷纭。”
　　“确有诚意吗？已经实现了吗？我的天，你要不要上咖啡馆看看？五百个柏林人当中你简直找不到一个不是在咖啡馆里吃酸面点心，喝咖啡，说说笑笑。当一个柏林人可真不错啊！我在干什么呢？想起来了，正好节骨眼上水泵坏了，螺旋桨的皮带也断了。头顶上德国飞机就没有断过。新娘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离最近的市镇还有二十英里。离开这里一
　　英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些农舍，可是也都被炸成一堆瓦砾了……”
　　“农舍？”帕格机警地插嘴说。“但是德国人始终扬言他们的空军只袭击军事目标。为此他们还拚命自吹自擂呢。”
　　拜伦哈哈大笑起来，“您说什么？爸爸，德国人的军事目标包括一切能动的东西，从一只猪开始。我也是一个军事目标。因为我在地面上，而且活着。我亲眼看见在远离前线的后方，千百幢房屋被炸毁。德国空军不过是在进行演习，准备对付英法。”
　　“你在这里讲话可要注意，”罗达说。
　　“我们在车上。这里总该很安全吧？”
　　“当然。你说下去，”帕格说。
　　他认为拜伦的见闻可能是很好的情报资料。德国大正大肆宣传波兰人如何残暴，并且在报纸上刊登被残害的“日耳曼人”和德国军官的令人厌恶的照片，与此作为对照，同时还刊登了被俘的波兰士兵愉快地吃喝和跳民族舞蹈的照片以及犹太人在施汤所就餐、对着摄影机微笑招手致意，德国大炮、坦克驶过安然无恙的农舍、城镇、愉快的波兰农民向他们欢呼之类的照片。拜伦谈的情况给这些宣传增添了有趣的色彩。
　　拜伦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到达绿林区之后，汽车驶进花园。“嘿！网球场！真大呀！”他仍然用狂热的声调喊道。大家都坐在躺椅里，啜着饮料，拜伦继续讲述华沙之围，讲到街上的死马，坦克陷阱和街角可怕的岗哨，自来水总管道被破坏以后，使馆厕所无法冲洗，整个街区的楼房失火，一帮人想用一桶桶沙去扑灭熊熊的火海。他还讲到马肉的滋味，炮声，医院走廊里成堆的伤员，一座犹太会堂缓缓地倒塌在街上，使馆地下室里一排排帆布床，顺着秋季野花盛开的土路穿过无人区的那次可怕的探查活动，他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了仿佛身临其境。柏林灰蓝色的暮色越来越浓了，拜伦依旧讲个不停，嗓子哑了，不断地用饮料润湿一下，但始终讲得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这是一次惊人的表演，他父母一再地彼此交换眼色。
　　“我讲这些都讲得饿起来了，”拜伦说。他讲到德国人在克洛夫诺车站为他们设的那次惊心的晚宴。“到科尼希斯贝格又摆过这么一次。我们一上火车他们就拚命给我们吃。这么多东西真不知道往哪里装。我以为在华沙我会把骨髓都耗干的。完全耗光了，现在又装得满满的。不过，咱们准备什么时候吃饭？在什么地方吃，怎么吃？”
　　“拜伦，你的衣服太脏了，”罗达说。“你没有别的衣服了吗？”
　　“有满满一大箱，妈妈。在华沙，还端端正正地贴着我的名字呢。这时大概已经化成灰了吧。”
　　他们来到选帝侯大道一家僻静的餐馆。拜伦指着挂在窗上的一块蝇粪斑斑、七歪八皱的招牌笑了，招牌上写着：本餐馆不供应犹太人。“柏林还有犹太人吗？”
　　“一般不大见到了，”帕格说。“戏院等地方都不允许他们进去。我猜想他们大概都躲起来了。”
　　“是啊，在柏林可不容易，”拜伦说。“在华沙犹太人可都很活跃。”
　　上汤的时候，他不说话了。想必是他自己说话的声音使他一直保持清醒状态，吃完汤以后，还没有上菜之前，他的头耷拉下来，垂到胸前。他们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咱们还是送他回家吧，”帕格说着，向侍者打了个手势。
　　“我看他支持不住了。”
　　“什么？别回家，”拜伦说。“咱们上剧院吧。看歌剧。咱们也来享受享受文明的玩艺儿。去逛一逛吧。啊，要当柏林人了！”
　　他们照顾拜伦睡下，然后到花园里散步。帕格说：“他变多了。”
　　“是因为那个姑娘，”罗达说。
　　“他很少提到她。”
　　“我是这么看的。他一点没有提到她。但是，他正是因为她才去波兰，正是因为她才在克拉科夫被扣留。因为保护她的亲属，他放弃了自己的护照。犹太会堂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跟她叔叔讲话。我觉得他在波兰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犹太人。”帕格冷冷地望着她，她却丝毫没有觉察，继续说：“也许你从斯鲁特那里能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事出蹊跷，她想必有些道理。”
　　第二天早晨，帕格办公桌上摆着一叠信，最上边是一个几乎是正方形的谈绿色信封，角上印着白宫字样。信封里是用深色铅笔潦草写就的一页信，信纸上也印着相同的字样。
　　你又是非常正确，老兄。刚才财政部告诉我，大使们听说我们提出购买远洋大邮船的建议，都暴跳起来。你能把你的水晶球借给我吗？哈，哈！只要你遇到机会，就给我写信，告诉我你在柏林的生活，告诉我，你和你的妻子作何消遣，你们都交了哪些德国朋友，那里的人民和报纸都讲些什么，餐馆的供应如何，总之，不管你遇到什么，就写信告诉我。在德国现在一片面包要多少钱？华盛顿依旧非常闷热、潮湿，尽管树叶已经开始变黄。
　　罗斯福
　　帕格把其他信件摆在一边，注视着这封来自一位奇人的奇怪的信，他曾把这位奇人浇了一身海水，但现在他是他的司令官；这位奇人是新政运动的创始人（帕格不赞同这一运动），但现在大概是除希特勒之外，世界上最闻名的头面人物。这样轻松、平凡、潦草的书信和罗斯福的身份很不相称，但是却与“戴维号”上一位身穿法兰绒运动衣、头戴草帽、颇为自负、蹦蹦跳跳的年轻人性格相符。他拿过一本黄色的活页簿，把他准备在一封不拘礼节的信中汇报柏林生活的要点一一写下来，海军中养成的服从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已经成了他根深蒂固的习惯。文书的铃响了。他按了一下开关。“不见客，怀特。”
　　“是，是，先生。有位斯鲁特先生想见您，不过我可以……”
　　“斯鲁特？等一等。我见他。给我们来点咖啡。”
　　这位外交官看上去完全恢复了疲劳，显得精神饱满，只是穿着他那身刚熨过的苏格兰呢上衣和法兰绒裤有些瘦。“相当壮观呀，”他说。“那座粉红色的大楼是新的办公地点吗？”
　　“是的。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换岗。”
　　“我对德国武装人员的活动并不感兴趣，我这么想。”
　　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边喝咖啡，中校一边向斯鲁特谈起拜伦足足讲了四个钟头的事。这位外交官留神倾听着，不时用手指抚摸燃着的烟斗的边缘。“他提到布拉赫那次倒霉的事情了吗？”亨利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车上带着一位姑娘，撞进德国的火力圈？”
　　“我想他没提到过。那位姑娘是娜塔丽·杰斯特罗吗？”
　　“是的。那次乘汽车视察前线，同行的还有瑞典大使。”
　　帕格沉吟了片刻。斯鲁特注视着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
　　斯鲁特舒了一口气，活跃起来。“他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我不得不陪那位姑娘下车，给她找隐蔽的地方。”斯鲁特满不在乎地从他的角度讲述这件事。然后他又讲到拜伦去拖水，讲到他熟练的修车技术，讲到他如何不畏敌机和炮弹的情景。“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我想把这些情况都写到一封信件里，”斯鲁特说。
　　“我想，可以，”帕格愉快地说。“现在，你讲讲那位姓杰斯特罗的姑娘的情况吧。”
　　“您想要知道些什么呢？”
　　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什么都可以。我和我妻子对这位姑娘都有些好奇，她给我们的孩子惹下多少麻烦。整个欧洲都总动员了，她还去华沙干什么，拜伦为什么要跟她一道去？”斯鲁特苦笑了一下。“她是来看我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她大概发疯了，非要到这里来。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拦她。这孩子任性惯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根本不理睬你那一套。她叔父不愿意让她一个人旅行，同时也因为关于战争的流言很多。拜伦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据我了解，就是这样。”
　　“他陪她去波兰是出于对杰斯特罗博士的礼貌吗？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吗？”
　　“您最好还是问问拜伦。”
　　“她长得漂亮吗？”
　　斯鲁特若有所思地喷了一口烟，眼睛注视着前方。“相当漂亮。头脑很聪明，很有教养。”他突然看看表，站起来。
　　“我一定给您写那封信，在我写的正式报告里，我也会提到您的儿子。”
　　“那好。我也问问他布拉赫的那件事。”
　　“啊，不用问了，不用了。我不过想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他合作得很好。”
　　“您没有跟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订婚吧？”
　　“没有。”
　　“我本来不愿意过问私人的事，不过您比拜伦年长，而且跟他不一样，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女孩子怎么能跟各种年龄的人都合得来。”斯鲁特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帕格于是接着说：“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跟我们大部分人一起到斯德哥尔摩去了。再见，亨利中校。”
　　近午时分，罗达给帕格来电话，打断了他正在给罗斯福写的信。“这孩子已经睡了十四个小时了，”她说。“我有点不放心，进去一看，他呼吸简直跟婴儿那么均匀，一只手托着腮帮。”
　　“那你就让他睡吧。”
　　“他需要向什么地方写报告吗？”
　　“不用。他最好是睡觉。”
　　帕格为了应总统的要求，把信写得随便些，他在最后写了一小段关于拜伦在波兰的冒险经历作为结束。他脑子里产生了各种想法，把他儿子的经历派了正式用场。他把信投进外交邮袋。回到家里，他因为越过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又耗掉了一个工作日感到不自在。当然，他也因为能与总统直接联系，沾沾自喜，但那不过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他根据经验判断，认为这种联系很糟糕。
　　拜伦躺在花园的躺椅里，一边吃碗里的葡萄，一边看一本“超人”滑稽丛书。他旁边草地上大概扔着二十多本这种滑稽书，都是七拼八凑的东西，封面很俗气。“嘿，爸爸，”拜伦说。“这些宝贝怎么样？是弗朗兹收藏的。”（弗朗兹是管家。）“他说这是他多年来从游客手里讨来或是买来的。”
　　帕格一看这情景吃了一惊，滑稽书始终是他们家庭引起风波的一个原因，直到拜伦去哥伦比亚大学才算完事。帕格禁止拜伦看这种书，只要一发现拜伦有这种书，他就把书撕毁或烧掉。但是毫无办法。这孩子完全上了瘾。帕格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讲出责备他的话来。他已经二十四岁了。“你觉得怎么样？”
　　“饿了，”拜伦说。“我的天，‘超人’丛书可真了不起呀。看这些书，看得我都想家了。”
　　弗朗兹用托盘给帕格端来一杯冰威士忌苏打水。帕格一直默默地坐着，等管家走开。他等了好一会儿，因为弗朗兹揩完玻璃板台面，摘了几枝花，又摆弄了半天通往网球场的门上松弛的帷幔。他总喜欢呆在能听见谈话的地方。这时，拜伦只管翻看他的“超人”丛书，把书都收到一起，然后百无聊赖地望着父亲。
　　弗朗兹回到屋里去了。帕格松了一口气，呷着冰威士忌，说：“勃拉尼，你昨天讲给我们听的可真有意思。”
　　儿子笑起来。“我想大概因为我又见到您和妈妈，有点晕头转向了。而且柏林使我感到很滑稽。”
　　“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不平常的情报。我想，自从战争
　　爆发以来，大概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有机会从克拉科夫到华沙。”
　　“噢，我想报纸、杂志上早都登过了。”
　　“那你就错了。究竟谁在波兰犯下了暴行，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一直争论得很厉害，有少数逃出来的波兰人还有可能进行争论。象你这样的目击记将是重要的见证。”拜伦耸了耸肩，又拿起一本滑稽书。“也许。”
　　“我希望你把这些写出来。我愿意把你写的材料送交海军情报部。”
　　“唉呀，爸爸，您对它的评价未免过高了吧？”
　　“没有。我希望你今天晚上就写。”
　　“我没有打字机，”拜伦说着，打了个哈欠。
　　“书房里有一台，”帕格说。
　　“噢，那好，我见过。那就这样吧。”
　　以前，拜伦经常随便敷衍两句，逃避学校的作业。可是，他父亲这次没有去管他，他倾向于相信儿子在德国人的炮火之下成熟起来了。
　　“斯鲁特今天来过了。说你在华沙帮了不少忙。往使馆运水，等等。”
　　“噢，不错。运水可运得我够呛。”
　　“还有跟瑞典大使上前线的事。你冒着德方的炮火爬上瞭 望塔，斯鲁特把姓杰斯特罗的姑娘藏到农民家里。他好象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拜伦打开一本恐怖漫画，封面画着一个狞笑的骷髅，把一个正在惊叫的半裸的少女抱上石阶。“噢，不错。那正是我们穿过无人区之前。我画了一张路线图。”
　　“斯鲁特为什么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想，大概因为那是我们离开华沙以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因此他脑子里就留下印象了。”
　　“他还打算给我写一封信表扬你呢。”
　　“是吗？那好。他提到娜塔丽了吗？”
　　“他只说她去斯德哥尔摩了。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写报告吧？”
　　“一定。”
　　拜伦吃过晚饭就出去，到早晨两点才回家。帕格一夜没睡，他在书房工作，并且担心儿子。他儿子轻松愉快地告诉
　　他，说是跟另外几个美国人听歌剧去了。他挟着一本新版《我的奋斗》的英译本。第二天帕格离家的时候，拜伦已经穿好衣服起来了。他穿着一件绒线衫，一条运动裤，在后门口散步，喝咖啡，看《我的奋斗》。晚上七点父亲发现儿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坐在那张椅子上，喝冰威士忌苏打水。他完全陶醉在放在膝上的那本厚厚的书里了。他揉着惺忪的眼睛，懒洋洋地跟父亲打了个招呼。帕格说：“你的报告开始写了吗？”
　　“我就开始写，爸爸。嘿，这本书可真有意思。您看过吗？”
　　“看过，可是我并没觉得有意思。其实看上五十页也就完全清楚了。可是，我想我应该看完，就只好硬着头皮把它看完了。”拜伦摇摇头。“实在太好了，”他说着翻了一页。
　　夜里拜伦又出去了，很晚才回来，和衣躺下，这是帕格娇纵出来的老习惯。约莫十一点拜伦醒来，发现自己衣服已经脱了，躺在被窝里，衣服搭在一张椅子上，上边摆着一张字条，写道：快把你那份该死的报告写出来。
　　当天下午，拜伦正挟着《我的奋斗》在选帝侯大道闲逛，莱斯里·斯鲁特突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斯鲁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啊呀，你原来在这里！太幸运了。我正想办法找你。你打不打算跟我们回美国去？我们星期四有飞机。”
　　“我还不一定。吃点咖啡、点心，怎么样？咱们来当一对柏林人吧。”
　　斯鲁特噘起嘴。“老实说，我还没吃午饭呢。好吧。你为什么看这种荒唐书？”
　　“我觉得这本书了不起。”
　　“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评论。”
　　他们在人行道上的一家大咖啡馆的桌旁坐定，桌椅之间的空地上种着一丛丛鲜花，一支铜管乐队在阳光下演奏着欢快的华尔兹舞曲。
　　“我的天，瞧瞧这生活，”当一个侍者满面笑容，向他们鞠躬的时候，他们一边吩咐侍者，拜伦一边说。“你看见这些漂亮、有礼貌、诚恳、幽默而又愉快的柏林人了吧？你可曾见到过比这更美好的城市？多么干净！你看那些优美的雕像，巴洛克式建筑，还有那杰出的剧院，以及第一流的现代化的新剧院，瞧瞧这些花园、树木，我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象这样苍翠而又整洁的城市！柏林宛如建筑在一片林海之中。运河纵横，多么雅致的小船，你看见那只拖船了吗？还有桥底下它那尖尖的烟囱？太迷人了。但是，正是这些可爱的人刚刚在波兰狂轰滥炸，用机枪从空中扫射居民，我留下的伤疤就是证明，正是他们把一座和柏林同样美丽的城市夷为平地。你也许会说，这叫人不能理解。”
　　斯鲁特摇摇头，微微一笑。“战争时期，前后方的对比总是非常悬殊的。毫无疑问，当拿破仑在国外进行屠杀的时候，巴黎的妩媚依旧不减当年。”
　　“斯鲁特，你不能不承认德国人很奇怪。”
　　“是啊，德国人确实奇怪。”
　　“因此我才看这本书，为了对他们有更形象的了解。这本书是他们的领袖写的。现在看起来，写这本书的人简直是个疯子。他说，犹太人正在秘密地毁灭世界。这就是他的中心思想。他认为犹太人既是资本主义者，又是布尔什维克，他们阴谋毁灭日耳曼民族，但只有日耳曼人才真正应该统治世界。看来，他将成为独裁者，把犹太人赶走，摧毁法国，占领半个布尔什维克俄国，以便为德国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我理解得对吗？”
　　“有点简单化，不过也相当不错了。”斯鲁特颇感兴趣，但他朝附近的几张桌子瞟了一眼，显得有些不自然。
　　“那好。这些可爱的柏林人喜欢这个家伙。对吧？他们投他的票，跟他走，向他致敬，向他欢呼。不是吗？这是怎么回事？这难道不奇怪吗？他怎么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难道没有读过他写的那本书吗？他们怎么没有把他送进疯人院去？他们难道没有精神病院吗？要是不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那该送什么人呢？”
　　斯鲁特一边装烟斗，一边朝他周围的人张望。他发现没有人偷听，才放下心来，然后小声说：“你难道现在才发现阿道夫·希特勒的疯病吗？”
　　“我被一个德国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枪，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你从《我的奋斗》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那只是茶壶里冒的气泡，浅薄得很。”
　　“那你了解希特勒和德国人吗？”
　　斯鲁特点燃烟斗，朝空中凝视了好几秒钟，然后露出学究式的谦逊的微笑说：“我有一种看法，这是经过一番研究得出的结论。”
　　“能讲给我听听吗？我很感兴趣。”
　　“说来可就话长了，拜伦，而且很复杂。”斯鲁特又朝四下看了看。“另外找时间，换个地方讲吧，现在……”
　　“那你能告诉我该读哪些书吗？”
　　“你当真要看？你一定会觉得很枯燥。”
　　“凡你推荐的书，我一定都看。”
　　“那好，把你那本书给我。”
　　斯鲁特在《我的奋斗》一书的扉页上，用波兰出产的紫墨水开列了一张作者和书名的名单，整整齐齐的斜体字写满了一页。拜伦顺着名单溜了一遍，心里不觉一沉，这些条顿作家都是他没有听说过的，接着是晦涩的书名，有些举了两本书：费希特、史雷格尔、阿恩特、雅恩、鲁斯、弗里斯、门采尔、特赖赤克、默勒、范·登·布鲁克、拉加德、朗本、施彭格勒……
　　名单上有几个名字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现代文明史课程时碰到过的，此刻象灰色面团里的一粒粒葡萄干似的映入他的眼帘：马丁·路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他记得这门课最头痛，象天书一样。他从跟他要好的同学那儿弄来一本揉得又破又脏的课堂笔记，临时抱佛脚啃了一个通宵，考试成绩得了个“D—”。
　　斯鲁特用力划了一道线，又加了许多同样生僻的作家的名字：赞塔雅那、曼、维布仑、勒南、海涅、柯尔奈、劳希宁。
　　“这道线以下都是评论家，”他一边写一边说。“这道线以上是希特勒的一些德国先驱。我想你必须先了解这些人，然后才能了解他。”拜伦阴沉地说：“是吗？这些哲学家也需要了解？黑格尔、叔本华也要了解？为什么？连马丁·路德也要了解，干什么？”
　　斯鲁特相当得意地望着这张名单，又添了一两个名字，一边用力把烟斗吸得咝咝直响。“我认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是从德国文化的核心中产生的，也许是一个肿瘤，但却是德国特有的症状。这是某些有见识的人说服我持有这种见解的。他们坚持只要具备同样的条件，任何地方都会产生这种情况；比如，在一次重要的战争中失败、条件苛刻的和约、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大批失业、共产主义日益增长、无政府主义的
　　泛滥等等，都将导致盅惑者出现和产生恐怖统治。不过我……”
　　侍者走过来，在他送上食物的时候，斯鲁特紧闭着嘴，一句话也不说。这位外交官一边喝咖啡，一边吃点心，他一直目送侍者消失在视线以外，才用很低的声音继续他的谈话。
　　“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如果不在十九世纪日耳曼思潮：浪漫主义、国粹主义以及整个渊源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的话，是不可想象的。它包含在这些书中。如果你不打算逐字逐句读，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你就放弃。这是基础。”他把书推到拜伦面前，打开扉页。“来吧，这是个开始。”
　　“泰西塔斯①？”拜伦说。“为什么要读泰西塔斯的书？他不是一位罗马的历史学家吗？”
　　①泰西塔斯（55？—117），罗马历史学家。
　　“是的。你知道阿米纽斯和条顿堡森林战役吗？”
　　“不知道。”
　　“那是公元九年，拜伦，日耳曼一位叫阿米纽斯的军事领袖一举将罗马人永远阻止在莱茵河岸，从而保全了欧洲腹地的原始圣堂。这甚至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导致罗马的最后灭亡，到今天还影响整个欧洲的政策和战争。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想你应该看看泰西塔斯关于这次战役的描写。这些东西你愿意看也可以，不愿意看也可以。”
　　拜伦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地频频点头。“这些书你全都看过吗？每本都看过？”斯鲁特嚼着烟斗，带着嘲弄的意味朝这位年轻人望了望。
　　“我尽管没有完全记住，但是，不错，我都看过了。”
　　“我猜想，你实际上是想对我说，让我少管这些闲事，这些应该是获罗兹奖学金的学者们去研究的题目。”
　　“我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不过这确是个难题。好了，拜伦，我现在去大使馆都有点晚了。你到底跟不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将在星期四飞往奥斯陆，再从那里去伦敦。然后看机会，乘驱逐舰、货船、远洋邮船，也许坐飞机途经里斯本，反正赶上什么是什么。”
　　拜伦说：“娜塔丽有什么打算呢？她后来有点跟我犯脾气了，不愿意跟我多说话。”
　　斯鲁特看了看表。“她跟我也闹别扭，爱理不理的。我真是不知道。”他迟疑起来。“我想告诉你一点别的事。你也许不爱听，也许不相信。但事实如此，也许你还是知道更好一些。”
　　“你只管说吧。”
　　“我向她问起你，问起你是否打算回锡耶纳。她回答说：‘我可不希望他回去。我从心眼里盼望我永远再也不跟拜伦·亨利见面，你如果有机会，请转达我的话，并问候他。’你觉得奇怪。她走之前，你们吵过架了吧？我敢肯定，你们争吵过了。”
　　拜伦镇定一下神色，说：“也没有当真吵过。不过她好象脾气坏到极点了。”
　　斯鲁特说：“她情绪不好。她说坐了一路火车腰酸背痛，就是因为这个。她说这话多半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她很感激你。跟我一样，我的确也感激你。”拜伦摇了摇头。“说实在的，我对她从来都摸不透。”
　　斯鲁特朝帐单瞟了一眼，把压在茶碟下边的五颜六色的马克收起来，一面说：“好了，拜伦，你看，咱们没时间来讨论娜塔丽·杰斯特罗了。我只想对你说，自从两年前在伏尔泰码头的一次非常无聊的鸡尾酒会上第一次见到她以后，我心里就从来没有过一刻平静。”
　　“那你为什么不娶她呢？”斯鲁特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拜伦说。
　　这位年龄大些的人又坐回到椅子里，盯着拜伦看了好几秒钟。“是这样，拜伦，只要她同意，我也不能肯定说我就不娶她。”
　　“噢，她会同意的。听我说，我想，我多半留在这里跟家里人团聚团聚。我不去奥斯陆。”
　　斯鲁特站起来，伸出手。“我们你的护照等等交给你父亲的管家。祝你幸运。”
　　拜伦一边握手，一边指着《我的奋斗》说：“我非常感谢你的一席讲话和这张书单。”
　　“这也作为你对我帮忙的一点点回报吧，”斯鲁特说。
　　“在你离开柏林之前，如果知道娜塔丽的行止，”拜伦说，“你是否能告诉我一下？”
　　斯鲁特一边用烟斗拍打手掌，磕掉烟灰，一边说了句“一定”，随后匆匆消失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拜伦又要了一杯代用品的咖啡，打开《我的奋斗》，这时咖啡馆乐队奏起一支愉快的奥地利民间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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