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
　　去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
　　我还是穿毛衣、长裤，一件大衣。
　　再穿多就变成不倒翁了，那算什么，昨天睡了一个午觉，今天精神居然不错。想起前天大醉，不免有点惭愧。
　　喝醉了，第二天还是要起来做人的，况且像我这种醉，不过是静静的在一旁坐着，又不碍人，又不装疯，很是不值，下次可千万不能再喝了。
　　弟弟请我化一下妆，我看看镜子，一张脸是形容不出的苍白，如果涂了胭脂，那红色必然是非常人造的，然而还是化了一点妆，自觉那张脸更奇怪了，仿佛像棺材里的人，硬硬的加点颜色。
　　我无意大清早咒自己，然而感觉是感觉
　　阿弟居然很满意，他笑道：“果然不同了，三十岁的人，还可以充十八岁。”
　　我也不说什么，他的女朋友穿了一条布的长裙，一件不长不短的大衣，颜色又不配。看不过眼，把一件貂皮借给她了，籍口是“耽一下铺地毯的人来，恐怕会顺手牵羊，不如穿在身上。”她穿是穿了，但还是不大相衬。
　　弟弟问我：“你没有长裙子？”
　　我没有什么？我什么没有？我四季的衣裳是清楚玲珑的，我什么没有？我叹口气，未必沦落到如今，就是说我以前未曾好过，即使是今日，也没有什么沦落的，买毛衣始终要找到“优格”的店铺为止。
　　毕业典礼很好玩，所有的教授都出来了，身上披着各式各样颜色的袍子，手中执杖，校长坐在中央，有人在弹管风琴，列列的管子排列着，大堂既高又深，典型的英国，我现在发觉英国人与中国人竟有什么多的相同之处，至少迟到与不守时就是其中之一，连毕业典礼都足足迟了十五分钟。
　　阿弟坐在左边，披着红色的丝绒袍，金黄缎子的披肩斗蓬，一顶黑色的圆型丝绒拿在手中，其他的博士不是面有肃容，便是紧张过度，他却在那里挤眉弄眼。我也曾问他高不高兴，他答：“既是辛辛苦苦读出来的，又不是拣回来的，有什么太高兴呢？”
　　他说得很对。我也不喜欢太辛苦得回来的东西。
　　我在看那一整排的男孩子，看有没有漂亮的。我与弟弟的女朋友说：“第一排那个，长得不错。
　　“往上看的那个？”
　　“嗯。”
　　“是的，”她点点头：“不过有点骄傲。”
　　我一向喜欢面有傲气的男孩子。我认定了他的脸，耽会儿趁个机会，叫阿弟介绍。典礼不过是典礼，上前握手，下台，报名，如此而已。完了大家走出礼堂，阿弟一手抓住我嘻嘻笑，“看中了什么人没有？”仿佛这是我挑男朋友的机会。
　　校园那么大，都是博士，来来去去，一件件的红袍子，我看到了刚才那个男孩子，就指着问：“阿弟，你认得他吗？”
　　阿弟摇摇头，“别的系的，但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
　　我笑了。
　　末了我穿了弟弟的袍子拍照，存心闹一下，既然有人吹牛得了学士，我也能吹四个月得博士，把照片搁在姊妹上登一登，也可以让大伙儿笑一笑。
　　然而我真的在读书。天天读。读功课心在稿子上，写稿子心在功课上，放了假，整个人反而失了重心，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头一天就喝醉了酒。
　　阿弟的一堆朋友走过来，我看着他们打招呼，说笑。
　　亦靖答“不，我不是博士！我去化妆舞会。”
　　弟弟猛地推了我一下，“你怎么了？那个男孩子，就是你说好看的那一个呀，他倒看你，你怎么没发觉？]
　　“啊？”我心里一股失望“是他吗？我不知道。算了他脱了炮子，就不对路了。”
　　我却又是很多感触。找一个男朋友，真的这么难？还没走完校园，天却黑了。这边天黑得快，我没有手套，手指好像随时就会掉下来的。
　　我没有悔意。现在所过的每一天，都是借回来的，我的生命早已经终止了，去年十月，在台北就终止了，现在活的每一分钟，都是上帝的特别恩赐，快乐与不快乐，我不能说什么。
　　我在寒冷里走着，鼻孔嘴巴都冒着白气，有时候下几团老大的雪，一会儿又变成了雨，弟弟声音：“喂喂喂，看车子，看车子！过马路怎么永远不看车子？”
　　是有愧意的，前天醉成那个样子。与师傅两个人合喝了一瓶拔兰地，他老先生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弄得每个朋友身上都是血。我只是呆呆的坐在沙发上想心事，一切往事都回来了——父亲开门的锁匙声，二十年了吧？生日时收到的洋娃娃。做杏仁豆腐给他吃。为了一个陌生人放弃了—切，十年间的事像走马灯一般的上来。
　　有人写信来说：“你这般怕冷的人，怎么受得了……真替你担心……"也算是关心？
　　我总是微微的咳嗽，吞亚士北罗止痛。脊椎骨并没有好，第八节还是老模样，第五节又新发了！医生说可以扣一片钢块，一个半月后拿下来，准妥当。我说妈的开什么鬼玩笑以后没上过医生那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当它没事，还不是这么的过了。
　　人人都叫我当心身体。特别是编辑们，仿佛我真是一个风吹草动的人物，在学校，教授一直嚷“拿不动不要紧，叫男孩子帮你忙。”于是别的女向学都妒忌起来。我很尽力，凡事我都是尽力的，十年来无论发生了什么，我的稿子总未曾断过，这一点想回来，我是开心的。益发爱写了，尤其是在过这种日子。
　　醉了以后，我好像又回到以前的时间里了。
　　教调酒，老师拿了个空瓶，我倒来倒去倒不出酒，男同学笑，“衣莎贝，拧酒瓶，拧一下就说不定有酒出来了。”我听了这话脸色一变，瓶子就落地摔破了。
　　是几时的事情，他在飞机上拧汽水？好像没有多久吧，怎么就落得这样呢。我只记得我上了飞机，廿小时！下了飞机，就看见了弟的脸，一晃眼，也就四个月了，都是借回来的日子。
　　弟弟好声好气的劝我，“叫你来，都是让你忘记以前的日子，你怎么还是老样子？如果我有什么不是．大冢都是急脾气，你得原谅我。喝醉了酒，人人都有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呢？不稀奇。”说着他也哭了。
　　我指着镜子对他说“姆妈在镜子里。”
　　他用毛巾盖上了镜子。真是惭愧，醉成这样子。
　　平时我总是一套红棉袄，亦靖最讨厌这套棉袄，就像去年在台北！美芳也讨厌我那套豆青的棉袄。她白我一眼说“真像个抽鸦片的。”
　　一点半天就黑了，我也打个午觉，眼蒙蒙的老觉得不对，挣扎醒来，才发觉原来不是在家里了。于是呆呆的洗澡换衣服，也不怎么的耽心前途。
　　文凭总是要拿的，无论如何得毕业。然后找份工作，在台北找一份工作。稿子也是要写的，写了那么些年！除非是编辑说我们不要你了，否则还是得写下去。
　　师傅说：“你还好，心里想的，总可以写出来。”
　　我承认这是我的幸运。
　　师傅是弟弟的同学，教功夫，大冢都叫他师傅。在我处借了一套脂评石头记去，才得廿几回，不是最好的一本，也开心得不得了。
　　到了此地，我才带了三本书：一套石头记，一本张爱玲，一本词选。都藏在行李底，让家人知道是要骂的，行李穷过磅，还带这些会背的无聊书本。倒把些要紧的衣物漏在家里了。现在的东西五化三飞，一些在香港，一些在台北，在身边的反而不多。
　　母亲写信给阿弟“如果阿姐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把我当一头蟋蟀了，然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
　　我是没有遗憾的，这些年来开心也开心过，玩也玩过了，如今连大学生的瘾也过了，我很高兴。案头上依然放一张汪萍眼若秋波的照片，搬了家，连唠叨的房东也避过了，只等户主差人来铺了地毯过节过冬，真的没有问题，拿我的稿费在曼彻斯特这种小城花，一半也是太多了，也是豪华的，我实在没有夸张。
　　只是弟弟替我担心，我老是趁下雨的时候才出去，溅得一腿的泥。洗了头永远不吹干，到处走。我老了，我想。从几时开始，我已经不能再爱一个人了呢？或者是最近，实在没有碰到什么可爱的人？男的女的，都不值得喜欢。
　　弟弟给我气死。两个星期之前他匆匆忙忙的对我说“有人找我做翻译，去访问中国家庭，以便写论文，那男孩子长得好帅！从来没见过那么登样的男孩子！”
　　我稀罕的答“我倒想看一看。”
　　结果看到了那个男孩子，我笑了，我说“这叫做登样嘛？你眼睛不知道长在哪儿！这个男孩子不过是稍微端正一点而已。”
　　阿弟顿足道“真不知道你的要求如何！”
　　那天回来了，他说：“添美臣问我，你怎么老笑，我只好说你根本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女学生。”添美臣是那个人的名字。
　　那么还有一个人，老跟着他学宁波话，叫做非腊露斯，我叫他玫瑰先生。这个人很风趣，我教他，教得很道地，前天他上哈佛读博士去了，给硕士论文我看，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感谢衣莎贝亦舒倪小姐——香港的记者，作者——给我的帮助。”我也笑了。
　　物以稀为贵，谁都是博士，仿佛博士也不太稀奇了，可怜寒窗十年。我各式各样的补习老师特别多。有机化学揽不清楚，大喝一声“哪个是念化学的？”总有热心人士同情我八十岁学吹打，挺身而出。
　　博士也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人，挤在电视室看旧片“巴巴丽娜太空英雄”，珍芳达一穿了衣服，众人嘘声大起，表示不满。到电影会去看戏，一定有人杷说明书折飞机朝银幕下扔，扔得远，大家便鼓掌拍手，热闹非凡。校方忍无可忍，在说明书下写明“谁折飞机扔便罚谁”，但是他们改擢纸船，照样飞，或是吹肥皂泡，或是用橡皮筋弹人，什么都有。都是顽皮鬼。
　　然而不久这样的日子也厌了，没有透气的机会。每天上课，从九点到四点、五点回来洗头洗脸，拿出功课，已经该吃饭了，平常英文也不见得壤到哪里去，就是用不上，经济科上的题目问“为何需求线通常自左向右斜伸？”一头雾水，拿了丙减。真是日月变色的没脸。这与咱们家的阿B哥有什么分别？恐怕B哥也有进步吧？
　　总是不停不定的想回家。回了家说不定怎么还能偶然的看上他一眼吧？不会太差的。但是这张文凭呢？不过这种主意通常是很快打消了。
　　平常总是计算吃的问题。买了乳腐、酱瓜，虾米、皮蛋，我与弟弟都发觉咱们欠缺营责。于是又买了红萝卜，也不煮，两个人脸对脸就生吃，争取一点维他命C，或者净啃芝士。很想吃腊肠，但是想不出该怎么做，老是蒸，又有点浪费。我对吃是随便的，好的坏的都可以，然而少不免想起鸡毛菜、葱烤鲫鱼。写信给母亲诉几句苦，招了一顿臭骂，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成语，都叫她用上了。以后只好闷声大发财，什么都不说。
　　偶而看张爱玲的短篇，很是感动，趁机哭一会，也是有的，这是一种傻气，不过因为我也病过一阵子，天天看医生。然而人家书中的女主角总是求仁得仁，没一下子就病死了，我却还在这里撑着。我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很少有病死的，多数是自杀，我是想穿了，索性好好的活下去！也是一种道理。
　　奇怪的是，竟没有再看红楼梦。（我二哥说“背也会背的东西，买来作啥？”）那一年我很想买八十回的脂评红楼梦。我倒不晓得为什么不看。只是天天清早八点正起床的人，仿佛不配看石头记。我改看玛丽莲梦露传记。我开始注意一下几时轮到这一区停电停煤气，阿拉伯打成怎么样了。少不免也吊着头等等明报，以及其他杂志，可怜姊妹至今一本也没看到过，只有要稿的时候，编辑很勤力的来一封快信。
　　今年是不能回家了。
　　明年吧，明年或者有希望。然而我何尝有什么冢，香港是兄长的家，台北是父母的家。
　　有人敲门，我去开，满以为是铺地毯的来了，却是邮差，因为转了地址，所以他要证明一下正身是否在此。我签了名。收了圣诞卡，今年只收到三张圣诞卡。第一张是张彻夫人梁女士寄来的。她总是记得我，也是人结人缘。不是说不寄的就不记得找了，她是比较洋派的，而且不是逢人必寄的，所以就难得。收到那种逢人必有的小礼物，逢人必有的卡片，特别厌恶。我与我女朋友说要送礼，什么时候都能送，何苦一定要等大时大节的凑热闹？我把这第一张搁在书桌上。第二张是哈佛大学寄出来的。二嫂三嫂的弟弟。然后是这第三次，签收了，拆开来看，看到右下角的签名，呆住了。怔着了很久很久，慢慢的进屋子。呀，他总算找到了我的地址，给我寄卡片来了。一时心里麻木了下，没有太多的感觉，等感觉慢慢回来的时候，就伏在桌子上，桌面是冷的，隔了很久，摊开手来，那张卡片已经团皱了。
　　看看看，才放了八天假，一页书本也没翻过，所有的老毛病都出来了。
　　如今我也得了一个死心塌地的人，天天跑来钉电插扑刷墙壁，不管有多么微不足道。到底也是一个人，我总是礼貌的向他点点头，如此而已，而且我并不欢迎他这种义务劳动，我只希望他少来一点，他来了，我为他倒一杯茶——有时候还是没有牛奶的。常常希望可以谈得起来，然而总是谈不起来，兴致索然，仍然希望他不要来。
　　由此可知这个说“被爱是幸福”的人多么荒谬。被爱有什么莘福？一天到晚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钉着，左右不是；太礼貌，怕他误会，太不礼貌，又好像没人味。
　　我想爱人是比较好的。爱一个人，常常想起他，都是很开心的。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见他最后一面。临走时我只想到一句话：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看到两个月前的文林，里面有悲秋的小曲，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想到去年，还道能红丝绾呀红丝绾——那个女孩子再也没想到秋天只落单成了她一个人。
　　我看过很多好的短篇小说，只是近年的少。司马中原的黑河，刘以丰的除夕。还有一篇，不晓得是什么人写的，说一个卖皮货的少年，看中了另外一个老年皮货商的女儿。两个年轻人都同意了，女儿甚至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只待来年，这个男孩子来娶亲。老年人有点糊涂，在客栈碰到了这个未来女婿没把他认出来，只口口声声的跟其他的人说他家的姑娘要嫁了。年轻人也糊涂，没听明白，不知道指的女婿就是他，误会姑娘已经许了别人，于是他偷偷打开买回来的花布、绒花，一把火烧了，拌着他的眼泪，走了。而那个姑娘，犹自喜孜孜的看着灯芯结花，等着她的情人，等着。
　　有缘没缘不外如此，这种小说才是真正的好小说，恐怕也是司马中原的吧？我喜欢他与白先勇。但他是一个开头，白先勇只是张爱玲的结尾。
　　何藩问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拍戏的没有，不过他们指的故事都是那种故事。本来我想说找何莉莉，说服何妈妈，让她演黑河里的妓女。终于没说。
　　不过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不能再想的，想了也只惹归念，没有好处。
　　至于英国。我能说的很少。我不喜欢这里，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事实，我不喜欢这里。
　　伦敦就像哺士卡里的伦敦，正如每个人所说：大衣很便宜，款式不错。衣服号码比较小，很是漂亮。满街是花摊，很热闹。海德公园极干净，颇能坐一下子，星期日公园门口摆满了画、首饰、零零碎碎的杂物，每一档的档主都说那是他们的手艺，其实才怪，都是从一家厂里批发出来的，而且公园右角的比左角的档摊买得便宜，真会骗人，然而游客不骗，骗谁去？想想也就心安理得了。买了一大堆东西，都是有名堂的，什么给谁，什么又给谁。那个时候，原本想兜一个圈子，从欧洲回家的。
　　没想到学校居然还录取了，迫不得已留了下来。
　　伦敦一点也不好看。很多人从外地回来，总说好看，我老是跟女朋友说：算了，把钱省下来，买几本书看看还好一点。除了日本，日本是好的，我有我的理由。
　　在这里这些日子，竟然没见过像样的阳光！多么可怕。
　　通常八点起床，还是黑摸摸的，我不是超人，真不想起来，又舍不得那笔学费，失魂落魄的洗了脸换了衣服出门，总是所谓彤云密布的天气，天空永远不是蓝的，风大得吹得起人。耳朵鼻子都像约好了准备毫无抵抗的掉下来。
　　要不就下雨，都是泥泞，大家的裤管三，四吋都浸着污水，入乡随俗，我也这样，好的皮鞋简直不能穿，于是去买廉价的胶底狗仔唛，然而不通气，穿久了这种胶底鞋，脚会臭，阿弟就烦，不肯穿。
　　老实说：穿考究的衣服才划不来，到担心一些毛衣会发霉，只好开着电炉日日夜夜的烤着，希望湿气可以蒸发一点，如果想找一个人可以蒸发掉曼彻斯特的湿气，恐怕是奇迹中的奇迹。
　　许多人以为读书就是夹着一叠书，在太阳满地的校园坐着，微笑地拍张照片留念吧？才怪。也许他们选对了地方，我没选对。反正学校是弟弟挑的，名是他报，我到了，只试了十五分钟，大功告成。
　　英国的草地是不能坐的，加州的草地又自不同，我常常想念三藩市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奇怪，每一天都有阳光。我开始想到浅水湾血红的影树。
　　我学会了喝咖啡。每天两杯，有时候目无焦点的吃着点心，同学会开玩笑，用手在我眼前扬着，看我瞧不瞧得见。每个人都说冷啊冷啊，我是最少说话的。
　　学会了无数粗口，冲口而出，很是流利，有时候很吓人一跳。当然我与阿弟也有过开心的辰光。
　　我们喜欢看外国人各式各样的头发颜色，对红头发特别有兴趣！在电梯里一直讨论怎么样的红色才算好看。或是批评女孩子的身裁，怎么样算标准。
　　我是喜欢阿弟的，所以我很不服气怎么他得了个这样的女朋友，而且这个女子跑来享了现成不说，还处处挑剔他的不是，他在我眼中原是最好的，怎么忽然有了这许多缺点？实在很令我生气。
　　反正生活根本就是很令人生气的。我只好这样想。英国人的本性不但懒，而且多事。他们的穷，也令我惊异之至。整条街少有辆鲜色的车，女孩子没有第二件大衣，从来不上街吃饭，那些男人之小器，令人不置信，于是英国女孩子开始向往外国人，希望他们可以带她们到阳光满地的国家去。
　　我是永远喜欢香港的。
　　移民局的人问我：“你在香港住了多久？”
　　“廿二年。”我说。
　　他惊异的看了我一眼。打开我的身份证明书，呆了一下，再看我的脸，我装了一个老太婆的样子给他看。他笑了，是的，住了廿二年。
　　打小路走回冢，我还是哼我的绍兴戏：林妹妹，想当初，你孤苦零丁到我家来，实以为，暖巢可栖孤零燕，宝玉是剖腹掏心真诚待，妹妹你心里早有口不言。实指望白老能皆恩和爱，谁知晓，今日你，黄土垄中独自眠。
　　其实我很怀疑宝玉有否有剖腹掏心真诚待，他好像没有做错什么，对每个女孩儿都不坏，甚至套西厢里的话对紫鹃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黛玉一张脸自然挂下来了。他只对一个人不起，倒不是黛玉，是三姐儿，（金钏是自己骨头轻，不能怪宝玉），他不该对柳湘莲说：“你要个绝色的，既然她是个绝色，也就算了。”柳湘莲很奇怪，他坚持要娶个绝色的处女，于是疑心疑鬼去推了亲，三姐儿受不了这个气，也就抹了脖子死了。
　　我喜欢红楼梦，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我请教那些博士硕士们化学、会计、统计，有空也聊红楼梦。可惜他们大多数爱看水浒传，水浒也还好，但是他们又偏爱西游记，我就认为奇怪，好像初看他们往炸薯条上淋醋，不惯，当然吃春卷时也加醋，毕竟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这三年是很快过的，实际上只有两年半了。至少现在我在受教育，不是在教育别人。
　　在过去的三年，我教会了一个人多少事情。教他穿衣服（颜色别配得太齐，你适合穿狭身毛衣与衬衫，裤管别吊着，巴利与仙纳夫皮鞋最相衬不过。）教他做人。（别一直烂呼呼的做所谓好人，没有性格，到头来谁也不把你放在心上。）教他看书，教他听唱片。教他学乖。这个人学得快，他并没有什么感激的心，就是这样。
　　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裤脚拖在地上，身上的衬衫应该是比他年轻十年的人穿的，皮鞋仍是巴利，只不过开着一部奇怪的车，如果我在，我会说买赞臣希利吧，买保时捷吧，买莲花十吧。如果再富有点，索性买一部费拉里狄若吧。
　　但是我不在。即使在，他也不会感激我。所以我决定自己也受点教育，不再教育别人。奇怪的是别人都不给他面子，一位太太见到他穿套新衣服，从头到脚的打了他一回子，然后说“恐怕不是你自己挑的吧？你的趣味可没有这么高。”
　　他不见我的情，他不懂。
　　我弟弟就懂，他女朋友买了一包巧克力，他都说：“好吃，真好吃，真会挑。”
　　当然也有欣赏我的人，可惜又不能在一起相处。
　　反正都过去了。至少我有本事有能力可以把生活转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从头来过，他们不能。他们只能换汤不换药的继续下去，拖下去，因循下去，仿佛一堆火，灿烂的时候，自然有艳羡的人，然而始终要熄灭的。可怕是熄灭的只是生活，而不是生命。
　　我有一个女朋友叹道：“太多的人，从没想到，他们还真会活到七、八十岁。”后来的几十年又怎样呢？
　　我也常常担心。
　　生活是找得到的。伴是难寻的。“老”是我最近才接触到的现实问题。年轻的时候不觉得，只觉老人讨厌。像我，简直对老人有敏感性的恐惧感，但是我自己也始终要老的。
　　倪博士亦靖是没有脑袋的，他就是管吃管喝管睡。怎么样跟这个滑头蛊惑的单老码了相处三年，是一个大难题。暑假往别处开溜，恐怕是一个逃避的方式。
　　我这么多的兄弟，最喜欢他，也是缘份。就像我二哥，喜欢老三小均，从小就爱他，省零用下来买饼偷偷给老三吃。母亲一说起这种故事，我就忍不住鼻子酸。我二哥是我见过少数真正的男人之一，如果我说查先生与张先生也是，恐怕又有人在那里说我势利了，但事实的确如此。
　　亦靖只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孩子，年轻貌美，少年得志，苦的完了，甜的还没开始，尽开玩笑：“我可不要做人上人，一动就掉下来了。”“我想去教女子大学，只是有人不给。”“倪博士，是了，不是倪先生。”饱死，也难怪我胃口一向不好。难为爸成千打万的台币花在我身上，陪我去看中医消气开胃，如今都泡了汤了。
　　我是爱我爸的。离开台北回香港，再从香港来这里，在台北只搁了三天，还是与他吵架。但我们只是感情不佳，爱还是爱他的，我省了十天，买了一只公事包给他，六镑半。完了口袋欠水，胡乱替妈妈挑了条廉价丝巾，还理直气壮的说：“礼物不算，礼轻情意重。”
　　自己买了一套破牛仔上衣与长裤过节，买回来就是破的，褪色的，但是我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想着当天气稍暖，我可以穿着这套衣服，拖看拖鞋到处走，又仿佛得意起来，元气也渐渐恢复了，好像又能度过此冬似的。
　　是的，我也有高兴的时候。
　　像收到了卡片。收到了礼物，喝醉了酒。
　　这一段日子，我并没有把它计算在我的生命之内，但是它居然来临了，也只好默默的接受，希望快点过，快点过，同时也尽量享受着。
　　——原是想你忘记过去的日子。阿弟说。
　　能忘记得了吗？过去的日子，过去的人，只有比什么时候都更清楚的，更清楚。
　　这原是借来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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