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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辩护人得到了交相讯问女证人的发言机会。他尖锐激烈地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时，他那宽容的态度——扫而光。 
　　“对于这个人所共知的小药箱，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六月二十八日，这个药箱是否在H庄园的大厅放了一夜？” 
　　“是的。”霍普金斯确认说。 
　　“您是否习惯把危险药品乱放在别人顺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当然没有。” 
　　“哦，当然没有。可是偏偏只有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一般来说是这样。” 
　　“这就是说，屋子里的任何——个人只要愿意就能拿到吗四月？” 
　　“我估计是这样……” 
　　“不要估计，是‘是’还是‘不是’？” 
　　“是。” 
　　“有人知道您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清楚。” 
　　“您对谁说过这个吗？” 
　　“没有。” 
　　“这么说，埃莉诺小姐不会知道那里有吗啡啦？” 
　　“她可以打开药箱看一看。” 
　　“这个可能性很小，是吧？” 
　　“我……我不知道。” 
　　“可是有人能够更准确地知道药箱里有吗啡，比方说洛德医生。您不是按照他的吩咐用的吗啡吗？” 
　　“当然是啦。” 
　　“玛丽也知道您那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常到您家去吧？” 
　　“不常去。” 
　　“真的吗？可是我可以断言她常到您家去，而且她比任何人更清楚您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您的说法。” 
　　埃德温停了一会儿。 
　　“早晨您对奥布赖恩护土说过丢失吗啡的事了吗？” 
　　“说过。” 
　　“我确认，根据当时的情况，您对她说了下面的话：‘我把吗啡忘在家里了。我得回去取。”’“我没说过这样的话。” 
　　“难道您没推测说吗啡放在您家的壁炉台上了吗？” 
　　“就是因为我找不到吗啡了，我才推测一定是放在炉台上了。” 
　　“实际上连您自己也不清楚这管儿吗啡的下落。” 
　　“不，我知道，我放到药箱里了。” 
　　“那么，您为什么推测说您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当时想，有可能是这么回事。” 
　　“我应当对您说，您做事太不经心了。” 
　　“完全不对！” 
　　“您说话也是这样。” 
　　“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来是不经过思考不说话。” 
　　“您说过，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也就是玛丽死的那一天，您让玫瑰刺儿扎了？” 
　　“我看不出这与案件有什么关系。” 
　　法官插话问道： 
　　“这对审理案件确实重要吗，埃德温先生？” 
　　“是的，阁下，这是我辩护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想证实该证人的证言是不可信的，”他重提了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您仍然肯定您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让玫瑰刺儿扎了？” 
　　“是呀。”霍普金斯挑衅地回答道。 
　　“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是在我们出更房去客厅之前。” 
　　“这是什么样的玫瑰树？” 
　　“是爬在更房附近栅栏上的开着粉花的玫瑰。” 
　　“您能肯定这点？” 
　　“完全肯定。” 
　　辩护人突然从另一方面袭击证人： 
　　“死去的玛丽姑娘确实在七月六日写了遗嘱吗？” 
　　“是的。” 
　　“她写遗嘱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也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您相信这点吗？” 
　　“无稽之谈：““这就是玛丽写的，由服装商店售货员埃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证的那份遗嘱吗？也就是决定把所有财产遗留给伊莱扎·赖利的妹妹玛丽·赖利的那份遗嘱吗？” 
　　“完全正确。” 
　　陪审员仍传阅了遗嘱。 
2
　　奥布赖恩出庭作证。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霍普金斯护土向您说什么了？” 
　　“她说有一管儿盐酸吗啡从药箱里丢失了。” 
　　“据您所知：药箱在夜里是放在大厅里吗？” 
　　“是。” 
　　“罗迪先生和被告在韦尔曼太太临终时，也就是六月二十八日的夜里，都在H庄园吗？” 
　　“是这样。” 
　　“请讲一讲、在韦尔曼太大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九日，发生了什么事？” 
　　“我看见罗迪先生和玛丽在一起。他向她倾诉了爱情并吻了她。” 
　　“那时他与被告订婚了吧？” 
　　“是的。”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了？” 
　　“玛丽提醒罗迪说，他与埃莉诺小姐已经订了婚，这使罗迪很狼狈。” 
　　“您认为被告对玛丽态度如何？” 
　　“她恨死玛丽啦。”证人肯定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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