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曰：
　　　　野心狼子终难养，大负君王，不顾娘行，吵起干戈太逞狂。
　　　　权奸还自夸先见，激反强梁，势已披猖，纵募新兵那可当。
　　　　　　　　　　　　　　　　　　　　　　　　　调寄“丑奴儿”
　　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所赖为君者，能觉察于先，急为翦除，庶不致滋蔓难图。更须朝中大臣，实心为国，烛奸去恶，防奸于未然，弭患于将来，方保无虞。若天子既误认奸恶为忠良，乱贼在肘腋之间而不知，始则养痈，继则纵虎。朝中大臣，又询私背公，其初则朋比作奸，其后复又彼此猜忌。那乱贼尚未至于作乱，却以私怨，先说，他必作乱，反弄出许多方法，去激起变端，以实己之言，以快己之意。但能致乱，不能定乱，徒为大言，欺君误国，以致玩敌轻进之人，不审事势，遽议用兵。于是旧兵不足，思得新兵，召募之事，纷纷而起，岂不可叹可恨！
　　且说玄宗因内监冯神威，奏言安禄山不迎接诏书，据傲无礼，心中甚怒。神威又奏道：“据他恁般情状，奴婢那时如入虎口，几几乎不能复见皇爷天颜矣！”说罢呜咽流涕，玄宗愈加恼怒。自此日夕在宫中，说安禄山负恩丧心，恨骂一回，又沉吟凝想一回。杨妃没奈何，只得从容解劝道：“安禄山原系番人，不知礼数；又因平日过蒙陛下恩爱宠极，待之如家人父子一般，未免习成骄傲惰慢之故态，不觉一时狂肆，何足恼乱圣怀。他前日表请献马，或者原无反意。现今他有儿子在京师，结婚宗室，他若在外谋为不轨，难道不自顾其子么？”原来禄山的长子名庆宗，次子名庆绪。那庆宗聘玄宗宗室之女荣义郡主为配，因此禄山出镇范阳时，留他在京师就婚。既成婚之后，未到范阳，尚在京师，故杨妃以此为解。当下玄宗听说，沉吟半晌道：“前日安庆宗与荣义郡主完婚之时，朕曾传谕礼官，召禄山到京来观礼，他以边务倥偬为辞，竟不曾来。如今可即着安庆宗上书于其父，要他入朝谢罪，看他来与不来，便可知其心矣。”随命高力士谕意于安庆宗，作速写书，遣使送往范阳去；又道朕近于清华宫新置一汤泉，专待禄山来洗浴，彼岂不忆昔年洗儿之事乎，书中可并及此意。
　　庆宗领旨，随写下一书呈上御览，即日遣使赍去，只道禄山自然见书便来。谁知杨国忠心里，却恐怕禄山看了儿子的书，真个来京时，朝廷必要留他在京。他有宫中线索，将来必然重用，夺宠夺权，与我不便。不如早早激他反了，既可以实我之言，又可永绝了与我争权之人，岂不甚妙。时有禄山的门客李超在京中，国忠诬害他，打通关节，遣人捕送御史台狱，按治处死，使禄山危不能自安。又密奏玄宗说：“庆宗虽奉旨写书，一定自另有私书致其父，臣料禄山必不肯来，且不日必有举动。”又一面密差心腹，星夜潜往范阳一路，散布流言，说道：“天子以安节度轻亵诏书，侮慢天使，又察出他的交通宫中私事，十分大怒，已将其子安庆宗拘国在宫，勒令写书，诱他父亲入朝谢罪，便把他们父子来杀了。”禄山闻此流言，甚是惊怕可惧。不一日，果然庆宗有书信来到，禄山忙拆书观看，其书略云：
　　　　前者大人表请献马，天子深嘉忠悃，止因部送人多，恐有骚扰。
　　故谕令暂缓，初无他意。乃诏使回奏，深以大人简忽天言，可为怪。
　　幸天子宽仁，不即督过，大人宜便星驰入朝谢罪，则上下猜疑尽释，
　　谗口无可置喙，身名俱泰，爵位永保，岂不善哉！昨又奉圣谕云：华
　　清宫新设泉汤，专待尔父来就浴，仿佛往时耍戏洗儿之宠，此尤极
　　荷天恩之隆渥也。况男婚事已毕，而定省久虚，渴思仰睹慈颜，少
　　中子妇之诚心。不孝男庆宗，书启到日，即希命驾。
　　禄山看了书信，询来使道：“吾儿无恙否？”使者回说道：“奴辈出京时，我家大爷安然无事；但于路途之间，闻说门客李超，犯罪下狱。又闻人传说，近日宫里边，有什么事情发觉了，大爷已被朝廷拘禁在那里，未知此言何来？”禄山道：“我这里也是恁般传说，此言必有来由。”因又密问道：“你来时，贵妃娘娘可有甚密旨着你传来么？”使者道：“奴辈奉了大爷之命，赍着书未停就走，并不闻贵妃娘娘有甚旨意。”安禄山闻言，愈加惊疑。看官，你道杨妃是有心照顾他安禄山的，时常有私信往来，如何这番却没有？盖因安庆宗遵奉上命，立逼着他写书遣使，杨妃不便夹带私信，心中虽甚欲禄山入京相叙，只恐他身入樊笼，被人暗算。若竟不来，又恐天子发怒，因欲密遣心腹内侍，寄书与禄山，教他且勿亲自来京，只急急上表谢罪便了。书已写就，怎奈杨国忠已先密地移檄范阳一路，关津驿递所在，说边防宜慎，须严察往来行人，稽查奸细。杨妃有密信不敢发，探问如此，深怕嫌疑，是非之际，倘有泄露，非同小可，因此迟疑未即遣使。这边安禄山不见杨贵妃有密信来，只道宫中私事发觉之说是真，想道：“若果觉察出来，我的私情之事，却是无可解救处。今日之势，且不得不反了！”遂与部下心腹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右将军阿史那承庆等三人，密谋作乱。
　　严庄、高尚极力撺掇道：“明公拥精兵，据要地，此时不举大事，更待何时？”禄山道：“我久有此意，只因圣上待我极厚，侯其晏驾，然后举动耳。”严庄道：“天子今已年老，荒于酒色，权奸用事，朝政时错，民心离散，正好乘此时举事，正可得计。若待其晏驾之后，新君即位，苟能用贤去佞，励精图治，则我不但无衅可乘，且恐有祸患之及。”阿史那承庆道：“若说祸患，何待新君，只目下已大可虞。但今不难于举事，而难于成事，须要计出万全，庶几一举而大勋可以集。”高尚道：“今国家兵制日坏，武备废驰，诸将帅虽多，然权奸在内，使不得其道，必不乐为之用，徒足以偾事卫。我等只须同心协力，鼓勇而行，自当所向无敌，不日成功，此至万全之策耳！”禄山大喜，反志遂决。
　　次日，即号召部下大小将士，毕集于府中。禄山戎服带剑，出坐堂上，却先诈为天子敕书一道，出之袖中，传示诸将说道：“昨者吾儿安庆宗处有人到来，传奉皇帝密敕，着我安禄山统兵入朝，诛讨奸相杨国忠，公等务当努力同心，助我一臂之力，前去扫清君侧之恶；功成之后，爵赏非轻，各宜努力。”诸将闻言，愕然失色，面面相觑，不敢则声。严庄、高尚、阿史那承庆三人，按剑而起，对着众人厉声说道：“天子既有密敕，自应奉敕行事，谁敢不遵！”禄山亦按剑厉声道：“有不遵者，即治以军法。”诸将平日素畏禄山凶威，又见严庄等肯出力相助，便都不敢有异言。禄山即刻遂发所部十五万众兵卒，反自范阳，号称二十万。即日大飨军将，使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又令别将高秀岩守大同。其余诸将，俱引兵南下，声势浩大。此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事也。后人有诗叹云：
　　　　番奴反相人曾说，天子偏云是赤心。没道猪龙难致而，也能骤
　　使水淋淋。
　　原来当初宰相张九龄在朝之时，曾说过安禄山有反相，若不除之，必为后日心腹之患，玄宗不以为然。又尝于勤政楼前，陈设百戏，召禄山观之。玄宗坐在一张大榻上，即命禄山坐于榻旁，一样的朝外坐着，皇太子倒坐在下面。少顷，玄宗起身更衣，太子随至更衣之处，密奏说道：“历观古今，从未有君与臣南面井坐而间戏者，父皇宠待禄山，毋乃太过乎？众人属目之地，恐失观瞻。”玄宗微笑道：“传闻禄山，外人都说他有异相，吾故此让之耳！”禄山侍宴尝在于宫中，醉而假寐，宫人们窃而窥之，只见其身变为龙，而其首却似猪，因大奇异，密奏于玄宗知道。玄宗略无疑忌，以为此猪龙耳，非兴云致雨之物，不足惧也，命以金鸡帐张之。那知他到今日，却是大为国家祸患。所以后人作诗，言及此事。
　　且说当日禄山反叛，引兵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那时海内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见兵革，猝然闻知范阳兵起，远近惊骇。河北一路，都是他的一路统属之地，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地方官员，或有开门出迎的，或有弃城逃走的，或有为他擒戮的，无有一处能拒之者。安禄山以太原留守杨光翔依附杨国忠为同族，欲先杀之。乃一面发动人马，一面预遣部将何千年、高邈，引二十余骑，托言献射生手，乘驿至太原。杨光(岁羽)此时尚未知安禄山的反信，只道范阳有使臣经过，出城迎之，却被劫掳去了，解送禄山军前杀了。玄宗初闻人言安禄山已反，还疑是怪他的讹传其事，及闻杨光翩被杀，太原报到，方知安禄山果然反了，大惊大怒。杨妃也惊得目瞪口呆。玄宗于是召集在朝诸臣，共议此事。众论纷纷不一，也有说该剿的，也有说该抚的，惟有杨国忠扬扬得意说道：“此奴久萌反志，臣早已窥其肺腑，故屡读天听，陛下乃今日方知臣言之不谬。”玄宗道：“番奴负恩背叛，罪不容诛，今彼恃士卒精锐，冲突而前，当何以御之？”国忠回奏说道：“陛下勿忧，今反者只禄山一人而已，其余将士，都不欲反，特为安禄山所逼耳。朝廷只须遣一旅之师，声罪致讨，不旬日之间，定为传首京师，何足多虑。”玄宗信其言，遂坦然不以为意。正是：
　　　　　奸相作恶，乃致外乱。大言欺君，以寇为玩。
　　却说安庆宗自发书遗使之后，指望其父入京，相会有日。不想倒就反起来了，一时惊惶无措，只得向袒面缚，诣阙待罪。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意欲赦之。杨国忠奏说道：“安禄山久蓄异志，陛下不即诛之，致有今日之叛乱。今庆宗乃叛人之子，法不可贷，岂容复留此逆子以为后患乎？”玄宗意犹未决，国忠又奏说道：“安禄山在京城时，蒙圣旨使与臣为亲，平日有恩而无怨，乃无端切齿于臣。杨光(岁羽)偶与臣同姓，禄山且还怨及于彼，诱而杀之。庆宗为禄山亲于，陛下今倒赦而不杀，何以服天下人心乎？”玄宗乃准其所奏，传旨将安庆宗处死。国忠又奏请将其妻子荣义郡主，亦赐自尽。正是：
　　　　末将元恶除，先将逆孽去。他年弑父人，只须一庆绪。
　　玄宗既诛安庆宗，即下沼布宣安禄山之罪状，遣将军陈千里，往河东招募民兵，随使团练以拒之。其时适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玄宗问以讨贼方略。那封常清乃是封德彝之后裔，是个志大言大之人，看的事体轻忽，便率意奏道：“今因承平已久，世不知兵，武备单弱，所以人多畏贼，望风而靡。然事存顺逆，势有奇变，不必过虑。臣请走马赴东京，开府库，发仓凛，召募骁勇，跳马囗渡河，击此逆贼，计日取其首级，献于阙下。”玄宗大喜，遂命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驰赴递驿，直赶到东京，募兵讨贼，听其便宜行事。
　　说话的，自古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那兵是平时备着用的，如何到变起仓猝，才去募兵。又如何才有变乱，便要募兵起来，难道安禄山有兵，朝廷上到没有兵么？看官，你有所不知。原来唐初时，府兵之制甚妙，分天下为十道，置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居其半，俱属诸卫管辖，各有名号，而总名为折冲府。凡府兵多寡，其数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民自二十岁从军，至六十岁而免，休息有时，征调有法。折冲府都设立木契铜鱼，上下府照，朝廷若有征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发遣。凡行兵则甲胄衣装俱自备，国家无养兵之费，罢兵则归散于野，将帅无握兵之权。其法制最为近古。只因从军之家，不无杂摇之累，后来渐渐贫困，府兵多逃亡。张说在朝时建议，另募精壮为长从宿卫兵，名曰(弓广)骑。于是府兵之制日坏，死亡者有司不复添补，府兵调入宿卫者，本卫官将役使之如奴隶。其守边者，亦多为边将虐使，利其死而竟没其资财，府兵因此尽都逃匿。李林甫当国，奏停折卫府上下鱼书，自是折冲府无兵，空设官吏而已。到天宝年间，并(弓广)骑之制，亦皆废坏，其所召募之兵，俱系市井无赖子弟，不习兵事。且当此时承平已久，议者多谓国中之兵，可销禁约，民间挟持兵器，人家于弟有为武官者，父兄摈弃不具。猛将精兵，多聚于边塞，而西北尤甚。中国全无武备，所谓一旦有变，无兵可用，其势不得不出于召募。盖祖宗之善制，子孙不能修弊补废，振而起之，轻自更张，以致大坏兵政。乃安禄山所用兵马，本来众盛；又因番人部落突厥阿布司为回纥攻破，安禄山诱降其众，所以他的部下，兵精马壮，天下莫及。
　　闲话少话。且言封常清奉诏募兵，星夜驰至东京，动支仓库钱粮，出榜召募勇壮。一时应募者如市，旬日之间募到六万余人，然皆市井白徒，并非能战之士。又探听得安禄山的兵马强壮，竟是个劲敌，方自海前日不该大言于朝。今已身当重任，无可推委，只得率众断河阳桥，以为守御之备。玄宗又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统陈留等十三郡，与封常清互为声援。禄山兵至灵昌，时值天寒。禄山令军士以长绳连束战船并杂草木，横截河流。一夜冰冻坚厚，似浮梁一般，兵马遂乘此渡河，来陷灵昌郡。贼兵步骑纵横，莫知其数，所过残杀。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兵众突至，介然连忙督率民兵，登城守御。怎奈人不及战，民心惧怕，天气又极其苦寒，手足僵冷，不能防守。太守郭讷径自率众开城出降，禄山入城，擒获张介然斩于军门之下。
　　次日，又探马来报说道：“天子诏谕天下，说安禄山反叛，罪极大恶，其长子安庆宗，在京已经伏诛。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有能斩安禄山之头来献者，封以王爵。罪只及安禄山一人而已，其余附从诸将文武官员兵卒等归顺，俱赦宥一概不问。”安禄山听说其子安庆宗在京被杀，大怒，大哭道：“吾有何罪，而今意杀吾子，是所势不两立也！”遂纵大兵大杀降人，以泄胸中之忿。正是：
　　　　身亲为叛逆，还说吾何罪。迁怒杀无辜，罪更增百倍。
　　陈留失守，张介然被害之信，报到京师，举朝震怒。玄宗临朝，面谕杨国忠与众官道：“卿等都说安禄山之造反，不足为虑，易于扑灭。今乃夺地争城，斩将害民，势甚猖獗，此正劲敌，何可轻视？朕今老矣，岂可贻此患于后人？今当使皇太子监国，朕亲自统领六师，躬自带兵将出征，务要灭此忘恩负义之逆贼！”正是：
　　　　天子欲亲征，太子将监国。奸臣惊破胆，庸臣计无出。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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