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这四个好战分子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确定了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方针。
　　这四人是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除河本大作外，板垣、土肥原和石原这三个总是聚在一起搞阴谋活动。关东军在中国所干的罪恶勾当，几乎都是由他们三个策划发动的。
　　日本人当然不傻，他们不但要霸占东北，而且还要找到一些借口，以显得其侵略有“理”。找什么借口呢？河本亲手策划的第一个“高招”就是除掉越来越不肯听命的“东北王”张作霖，以期奉军内出现混乱甚至武装冲突，以便浑水摸鱼，但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３日他们发动“皇菇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他们预料中的混乱并没有出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在石原的倡议下，板垣决定以“北满参观旅行团”的名义组织特工展开大规模的情报侦察活动。同时，日本参谋部也向中国东北派出了大批军事间谍，“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就是这些化装成“旅行者”的间谍中的一员。而这个冒充旅行者的间谍之死就成了板垣和石原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中村震太郎是被我边防军发现其间谍身份之后秘密处死的。
　　１９３１年６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进入了中国东北。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从海拉尔出发，沿大兴安岭、索伦山一路侦察，记录下许多情况。但是，就在中村等人的侦察行动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机警的中国军人抓获了，中国军人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中国军队团长关玉衡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不料，中村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他自以为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对中国人向来是不放在眼里。一个小小的屯垦军团长能把他怎样？！因此，这个顽固的间谍有恃无恐，态度强横。不但拒不承认他的间谍身份，而且大叫大嚷地说：
　　“你们把一个有合法证件的日本公民无故关起来加以审讯，这是违反国际的有关法律的。我要见你们的司令长官，向他提出严重抗议！”
　　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也声称：“不错，我们曾经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营长，但我们都已退役。现在我们是大日本伐木公司的职员。快放了我们！”
　　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继续审讯，这次，中村态度更加蛮横。当审讯人员一一列出从他身上搜出的东西，指出他的间谍身份，要他交待他的具体使命和委派他的人的名字时，他竟然恼羞成怒，跳起来对着主审讯人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像条疯狗似的一边咆哮，一边乱打一气，最后几个战士上去，才制服了这头凶猛的野兽。
　　更为棘手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关团长为这件事思考了好几天，始终拿不定主意，最后他采纳了部下的建议，秘密地处死了这几个人。
　　然而，这个秘密没过多久就让日本人知道了。正苦于找不到武装侵占东北借口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立即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板垣、石原和土肥原认为，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来到。这三个恶毒的人还炮制了一个火上浇油的阴谋，再演一场贼喊捉贼的掼技。他们决定炸毁奉天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铁路，然后栽赃陷害给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出兵奉天。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深夜，寂静的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一队鬼鬼祟祟的人影，一个叫河本末守的日本中尉奉土肥原之命带领一队人马以巡视铁路为名正向柳条湖方向奔去，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铁路被炸毁了很长一截。紧接着，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连续两次拍电报报告关东军参谋长和陆相南次郎，颠倒黑白地说中国军队破坏日本方面的南满铁路，袭击其守备队，板垣和石原则不停地催促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出兵攻击中国军队。刹那间，穷凶极恶的关东军疯狂地扑向北大营，扑向奉天城，由于东北军毫无防范，仅一夜工夫，奉天陷落。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九·一八”事变，就在板垣等几个人的“导演”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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