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８年８月初，在日本本州岛中部傍海的富山县，到处是荒凉的景象，没有牲畜和家禽的鸣叫，没有人们的笑语欢声，各个村子一片死气沉沉。偶尔能见到一些老人和孩子，都是面有菜色，没精打采。女人们顶着烈日辛劳了一天，精疲力竭，还得挎上菜篮子去摘野菜回来充饥。但是，野菜也越来越少，都快摘光了。
　　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地就去了北海道渔场打鱼。但打到的鱼越来越少，有时出海一整天，竟然一无所获。一个月下来，卖鱼所得的钱还抵不上自己的伙食费，哪里还能往家里寄钱？
　　更为要命的是，米价却一直在暴涨，本来去年年底每升米只卖一角二分，进入今年８月份，已经是三角八分了。事实上，许多人家都已断炊。
　　日本是个到处都产米的国家，怎么会突然缺米呢？原来，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正迅速向工业社会转变。落后的仍然处于小农生产方式的农业已跟不上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这时，日本政府不但不想法调整和加强农业生产，反而不断征调大米以供它对外进行武装干涉和侵略。当军队用米量大增时，一些米商和地主又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
　　不断暴涨的米价使得人们怨声载道。８月３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３００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她们似乎已忘了为什么到这儿来，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８００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１０００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１０００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８月１１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功，捣毁或抢光了２５０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８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１９１８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１０００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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