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急忙跑到楼下对门房说，她肯定是在房间里。他刚收到她的一封信，担心出了什么意外。他建议把门撬开。起初门房板着脸，不想听他说话，后来知道事态严重，一时又慌了手脚。他负不起破门而入的责任，坚持要把警察署长请来。他们一块儿到了警察署，然后又找来了锁匠。菲利普了解到普赖斯小姐还欠着上个季度的房租。元旦那天，也没给门房礼物，而门房根据惯例，认为元旦佳节从房客那儿到手件把礼物乃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四人一起上了楼，又敲了敲门，还是无人应答。锁匠动手开锁，最后大家总算进了房间。菲利普大叫一声，本能地用手捂住眼睛。这个可怜的姑娘已上吊自尽了——绳索就套在天花板的铁钩上，而这钩子是先前某个房客用来挂床帘的。她把自己的小床挪到一边，先站在椅子上，随后用两脚把椅子蹬开。椅子现在就横倒在地上。他们割断绳索，把她放下来。她的身子早已凉透了。
　　〖四十九〗
　　从菲利普多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范妮·普赖斯的境遇够惨的。平时，画室里的女同学常结伴去餐馆用餐，唯独她范妮·普赖斯从未凑过这份热闹，所以她们免不了要在背后嘀咕几句。其实原因很清楚：她一贫如洗，哪有钱上馆子。菲利普想起他初来巴黎时曾同她在一块儿吃过一顿午餐，当时她那副狼吞虎咽的馋相，菲利普看了不胜厌恶，现在他明白过来，她原来并非嘴馋贪吃，而实在是饿坏了。她平日吃些什么，看门人给菲利普讲了：每天给她留一瓶牛奶，面包由她自个儿买，中午她从学校回来，啃半个面包，喝半瓶牛奶，剩下的就留在晚上吃。一年四季天天如此。想到她生前忍饥挨饿，一定受够了苦，菲利普不由得一阵心酸。她从来不让人知道自己比谁都穷；她显然已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连画室的学费也付不出。她的一方斗室里，空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家具。至于她的衣服，除了那件一年穿到头的破旧棕色裙衫外，就再没有什么了。菲利普翻看她的遗物，想找到个把亲友的地址，好同他连系。他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菲利普的名字，一连写了几十次。他像当头挨了一棍子似地愣住了。想来她准是爱上自己了哩。那具悬梁高挂、裹在棕色衣衫里的形销骨立的尸体，顿时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要是她心里果真有他，那干嘛不开口向他求助呢？他肯定乐意尽力周济的嘛。当初不该明知她对自己有特殊的感情，竟然装聋作哑，漠然置之，现在想来，心里悔恨交集。她遗书中的那句留言，包含着几多哀怨：想到让别人来碰我的身子，我简直受不了。她是活活给饥饿逼死的。
　　菲利普终于找到了一封落款为“家兄艾伯特”的信件。信是在两三个星期之前从萨比顿区①某街寄来的，信中一口回绝了商借五英镑的请求。写信人说，他有家室之累，得为妻子儿女着想；他不认为自己有理由可随意借钱给别人。他劝范妮回伦敦设法谋个差事。菲利普给艾伯特·普赖斯发了份电报。不久，回电来了：
　　“深感悲恸。商务繁忙，难以脱身。是否非来不可？普赖斯。”
　　〔注①：伦敦市郊的一个行政区。〕
　　菲利普又去了份简短的电报，请他务必拨冗前来。第二天早上，一个陌生人来画室找他。
　　“我叫普赖斯，”菲利普把门打开，对方自我介绍说。
　　来人略带几分粗俗之气，穿一身黑衣服，圆顶礼帽上扎了根薄条带。他那笨手笨脚的模样有点像范妮。他蓄着一撮短须，一口的伦敦士腔。菲利普请他进了屋子。在菲利普向他详述出事经过以及他如何料理后事的时候，他不时斜睨着眼四下打量。
　　“我就不必去看她的遗体了吧，呃？”艾伯特·普赖斯问。“我的神经比较脆弱，受不了一点儿刺激。”
　　他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是个橡胶商，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范妮原是当家庭教师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她好端端的差事不干，非要跑到巴黎来不可。
　　“我和内人都对她说，巴黎可不是姑娘家待的地方。干画画这一行赚不了钱的——历来如此嘛。”
　　不难看出，他们兄妹俩的关系并不怎么融洽。他抱怨她不该自寻短见，死了还要给他添麻烦。他不愿让人说他妹妹是迫于贫困才走此绝路的，因为这似乎有辱他们家的门庭。他忽然想到，她走这一步会不会出于某种较为体面的动机。
　　“我想她总不至于同哪个男人有什么瓜葛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巴黎这个地方，无奇不有嘛，她也许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才不得已这么干的呢。”
　　菲利普感到自己脸上发烫，心里暗暗诅咒自己的软心肠。普赖斯那对刺人的小眼睛，似乎在怀疑菲利普和他妹妹有什么私情。
　　“我相信令妹的贞操是无可指摘的，”他以坚决的口气答道，“她自寻短见是因为她快饿死了。”
　　“嗯，您这么一说，可使她家里人感到难堪啰，凯里先生。她只需给我来封信就行了。我总不会眼睁睁看着妹妹缺吃少穿的嘛。”
　　菲利普正是看了这位兄长拒绝借钱的信才知道他地址的，可菲利普只是耸了耸肩：何必当面揭穿他的谎言呢。他十分讨厌这个小个儿男人，只求能尽快地把他打发走。艾伯特·普赖斯也希望能快点把事办完，及早回伦敦去。他们来到可怜的范妮生前住的小斗室。艾伯特·普赖斯看了看屋子里的画和家具。
　　“在艺术方面我可不想充内行，”他说，“我想这些画还可以卖几个子儿的，是吗？”
　　“一文不值，”菲利普说。
　　“这些家具值不了十个先令。”
　　艾伯特·普赖斯对法语一窍不通，凡事都得由菲利普出面张罗。看来还得经过一道道没完没了的手续，才能让那具可怜的遗体安然入土。从这儿取到证件，得上那儿去盖印儿，还得求见不少盲老爷。一连三天，菲利普从早一直忙到晚，简直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最后，他总算和艾伯特·普赖斯一起，跟随在灵车后面，朝蒙帕纳斯公墓走去。
　　“我也希望把丧事办得体面些，”艾伯特·普赖斯说，“不过，想想白白把钱往水里扔，实在没意思。”
　　灰蒙蒙的早晨，寒意侵人，草草举行的葬礼显得分外凄凉。参加葬礼的还有另外五六个人，都是和范妮·普赖斯在画室里共过学的同窗：奥特太太——因为她身为司库，自认为参加葬礼责无旁贷；露思·查利斯——因为她心地善良；此外还有劳森、克拉顿和弗拉纳根。她生前从未得到过这些人的好感。菲利普纵目望去，只见碑石林立，有的简陋、粗糙，有的浮华俗气，不堪入目。菲利普看着看着不由得一阵哆嗦。眼前这一片景象好不肃杀凄然。他们离开公墓时，艾伯特·普赖斯要菲利普陪他一起去吃午饭。菲利普一则对他十分厌恶，二则感到困顿异常（这些天来他一直眠不安神，老是梦见身裹破旧棕色衣服的范妮·普赖斯悬梁高挂的惨状），很想一口回绝，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话来推托。
　　“你领我去一家上等馆子，让咱俩吃顿象样的午餐。这种事儿糟透了，真叫我的神经受不了。”
　　“拉夫组餐厅可算是这儿附近最上乘的一家馆子了，”菲利普答道。
　　艾伯特·普赖斯在一张天鹅绒靠椅上坐定身子，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他要了份丰盛的午餐，外加一瓶酒。
　　“嘿，我真高兴，事情总算办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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